我杀人了能找律师吗，有没有律师被杀

在故事开始前，我得先问你一个问题——“精神病杀人不犯法”这个说法，是不是也曾经植入在你们的大脑里？

每当有类似事件发生时，一个精神病的身份，似乎就能成为犯罪嫌疑人的免死金牌。

要真这样，那罪犯们不得都装疯卖傻？

其实就连《刑法》里，也没有规定精神病人犯法就可以不用负刑事责任。哪怕是失心疯犯法，父母作为监护人也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

但女律师刘任侠遇到过一桩奇怪的案件，为凶手辩护的律师，明明在业内小有名气，更是有几十年的从业经历，却一口咬定精神病杀人不犯法。

谁都不知道，这个老律师到底在打什么算盘。

2017年冬，消息在当地传开了，老好人王德庆死了，被人捅死的，和一堆垃圾躺在角落里。他身上被捅了八个窟窿，伤口就这样在众人的目光下敞开着。

有人说王德庆人挺好，不应该就这么死了，至少不能白死。他们打听到凶手是个精神病，别说杀人偿命，连钱都不用赔。

而这桩凶案唯一的有效证人，正是王德庆即将谈婚论嫁的女友。

也是在那个冬天，我带着王德庆的家人，搭乘飞机赶到重庆，只为请王德庆女友出庭作证。

没想到，这个女孩直接对着我们跪下来，重重磕了三个响头。

她说自己不能作证，也不敢作证。

“他们打电话过来了，说精神病人杀人不犯法，那个人很快就能放出来了。要是我敢作证，就连我一起杀了！”

“我他妈的好不容易让我哥过了几天好日子”，在逼仄的楼梯间里，王德庆妹妹哆哆嗦嗦给我点了一根烟，又给自己点了一根，火苗差点燎到她的头发。

她现在找到我，是提出想跟杀人犯要赔偿。

因为四十多岁的王德庆猝然离世，留下年迈、丧失劳动能力的父母，还有读高中的儿子，她不敢想象侄子和父母的重担都压到自己身上时，会面临什么。她咬牙切齿地说，很想让凶手偿命，但现实情况根本不允许。

“你节哀，我尽力。”我拉了她一把，她晃晃悠悠站起来。其实我能理解她的状态，最亲的人不在了却不能发泄，还需要关注身边活着的每个人。

听到这话，她顺着墙角又蹲了下去，眼泪顺着指缝滴落在鞋上，不肯哭出声。

她说被害的哥哥也是这样，明明自己过得不好，却老是想对别人好。

哥哥王德庆患有小儿麻痹，导致跛脚，前半辈子过得磕磕绊绊。后来好不容易租房开了一间棋牌室，却被自己好心“收养”的小男孩捅死了。

杀人的男孩，名叫李晓晨，初中没毕业就开始在社会上鬼混，对生活的规划就是要努力收保护费。于是他选了一片儿大型菜市场，天天来这里找人要钱。

在公安机关调查笔录里，商户们都表示并非屈服于这个小屁孩，而是看他可怜，随便施舍一点，这个老板给割一块猪肉，另一个摊位给装点青菜，偶尔才会给点钱。

李晓晨第一次去棋牌室，王德庆笑呵呵给了他一把零钱，然后便打开饭盒吃饭。

闻到香味，李晓晨忍不住多看了两眼饭盒。

王德庆便招呼着李晓晨：“够咱俩吃了，一起吃！” 两人聊了起来，一问一答中，王德庆发现眼前这位低头往嘴里扒拉饭的少年，正在过着一种不入流的生活，挺可怜的。

第二天，李晓晨把收上来的青菜和肉都给王德庆拿了过来，好像是用以抵伙食费。

王德庆为此置办了厨具，吃住都在棋牌室里。李晓晨有时候过来要钱，有时候过来吃饭，两人关系在外人看来甚至有点像父子。

直到那天，因为王德庆手头没钱，没能给出保护费。

李晓晨吸了毒，气愤地上前理论。监控录像里，能看到俩人起初在争执，有些肢体接触。随后李晓晨就亮出一把剔猪肉的刀，毫不犹豫捅向王德庆的上腹部。

两个人一路推搡拉扯，消失在监控画面里。

后来才传来王德庆被杀了，李晓晨被捕，尿检呈阳性的消息。

我听完这些情况，告诉王德庆的妹妹，如果想要争取赔偿，就必须要赶紧行动。因为监控录像并不完整，对方可能在法庭上胡搅蛮缠，当务之急就是两家协商好赔偿额度，别再变卦。

我决定先跟犯罪嫌疑人李晓晨的父母见个面，但情况却出乎了我的预料。

在王德庆妹妹的指导下，我用了一个上午才在村子里找到李家。

三间小瓦房，院子里养着鸡鸭和猪，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家庭。

恰逢李晓晨的父亲要出门，他站在上了锁的铁门里面，警惕的问我是谁？

我奇怪怎么大白天把门上了锁。

他萎顿的靠着铁门，眉头紧锁，原来是不想让警察再来了。警察一走邻居们马上来串门，丢不起那人。老太太八十多岁了，就这么一个孙子，要是知道孙子会被枪毙，非得一头撞死喽。

李晓晨的母亲听到动静也赶紧出来，我不好贸然沟通赔偿问题，只好隔着铁门，有一搭没一搭聊着家常。

李晓晨是家里独生子，被奶奶宠大，在家里说一不二，但唯有一点特别孝顺奶奶。初中没毕业就要去闯社会，没混出名堂但也没用父母搭钱，只不过越来越沉默寡言，每次回家父母问得多了就直接离家出走。

母亲正在给他张罗合适的姑娘结婚，有了孩子就能踏下心来过日子了，农村人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吗？

“你是律师那你知道晓晨会被枪毙么？”父亲依着铁门，眼里涌上泪水。

我不太能确定最终的判决，只是试探的问：“你们给死者家属赔点钱，李晓晨少判点，能不能行得通？”

听到这话，李晓晨母亲就开始哭：“要是孩子能活，给钱也行啊。”

李晓晨父母的愿望是减轻刑罚，王德庆家人是希望拿到赔偿，各得其所。

铁门打开，他们和我一起靠着墙根下的石头坐定。李晓晨的父亲给我递了根烟，意识到我是个女生，又收了回去。他们思想很朴素，没有细想为什么会有律师突然出现，只希望我能解答儿子会怎么判刑的问题。

李晓晨涉嫌故意杀人，最低恐怕也是无期徒刑，严重了也有可能是死缓，我还没敢说死刑这两个字，李晓晨的母亲又开始哭，“死缓是国家开恩让多活几天？那还不如让孩子痛快点死了。”她觉得这辈子是没什么盼头了。

我只能耐心解释，告诉他们如果给死者家一些赔偿，有可能会判到最低刑罚的十五年。如果将来表现好，还可以减刑，可能十二三年就能出狱。

出狱后三十来岁，父亲觉得儿子的人生还有希望。老两口就是砸了骨头卖骨髓，也要给他成个家，一切都还来得及。

李晓晨的母亲哭得肝肠寸断，我临走的时候她拉着我的手千恩万谢，表示一定要尽全力让孩子早点回来。

我回去后告诉王德庆妹妹，拿到补偿还是有希望的。毕竟一个21岁的小伙子，对生命对自由的渴望胜过金钱。

没想到，我们还是太乐观了。

那次见完面没多久，传来消息，李晓晨在监狱里一下子“疯了”，拒不认罪。

原本那几天，王德庆妹妹一直在通过警察，把愿意出谅解书的消息带给李晓晨。

结果我们得到的消息，却是李晓晨很不配合，声称自己当时并不想杀人，是跟王德庆推搡的时候，一不小心过失杀人。

他甚至开始胡言乱语，像突然受了什么刺激一样，说自己有精神病，要做精神病鉴定。

先是抓住监控没有录全的漏洞，又开始假装精神病，我猜测，这大概是背后有人指点。

更让我坚信这一点的是，几天后，我就被投诉到了律师协会，这还是我执业生涯的第一次。如果被律协处罚，轻则暂停执业几个月，重则吊销职业证书。

这一连串的操作，估计这背后的人，也是个律师。

被投诉的那天，我疑惑的走进律协会议室，只见一位六十多岁的小老头坐在桌子旁边，斑驳的斜挎包背在身上，正在唾沫横飞的要求律协严肃惩戒我。

小老头我在看守所见过，他是李晓晨涉嫌故意杀人罪的辩护律师。

这位汪律师用小眼睛上下打量着我：“我的执业年限可比你的年龄还要长上几岁，吃过的盐比你吃的米都多，你执业几年了？”

这么嚣张，还赤裸裸的倚老卖老，我纳闷儿怎么律师这个行业的门槛都这么低了吗？

我之前仅仅对汪律师面熟，经常能看到这位年过花甲的老律师拎着塑料袋办案，业务量不少，可他那双小眼睛总是不怀好意的滴溜溜转。

我曾向一位与他相熟的同事打听过，对方说实习时被他折磨了一年，“极度爱财，特别抠门，办案思路诡异，道德底线低到没有，你好自为之。”

果然，他举报我影响他正常执业，其实没有什么实质性证据，无非是我见了他的当事人，但我们的当事人原本就属于同一个案件，我只不过与被害人家属去谈一下赔偿问题。

“啪！”汪律师拍了一下桌子，“李晓晨他是个精神病，他有什么罪？你去好好学习学习再回来当律师。”

我承认我执业年限少，经验比不了老律师，但被别人指着鼻子嘲讽还是头一回，我这个吃不了亏的毛病又犯了。

“精神病杀人不犯法哈？”我戏谑的问。

“我不解答你的问题，我咨询是收费的。”汪律师白了我一眼，继续小声嘲笑我什么都不会也敢接案子，连这种常识都不知道。在座的各位面面相觑，不敢相信他是认真的——律师都知道精神病人根本不存在免刑这一说。

真想问问他这几十年的执业生涯都是这么误人子弟的吗？

我扔出二百块钱，“劳驾您给我咨询十个来回。”

汪律师瞄了一眼百元大钞，气哼哼拒绝了我。

“前辈，精神病杀人还真不免刑，回去好好看看法条吧。”

“我用你教我？”汪律师小短胳膊一挥，开始历数哪个法院的庭长是他看着提拔上来的，哪个法院退休的院长和他是同时期上岗的。说来说去不过是要告诉我，他浸淫这个行业多年，不仅经验足而且人脉广。

这位2017年还在用老年机的律师，当初执业时不需要相关从业资格考试，所以他对法律更新接受的程度我不敢贸然预估。

但今天这一顿装疯卖傻，一定会让他更受当事人信任，毕竟执业三十多年的老律师，为了捍卫当事人的利益不被年轻无良律师侵犯，这么据理力争，试问哪位当事人听了能不感动？

出了律协，我给王德庆妹妹打了个电话，这个案子的前景或许不容乐观，她在电话那端沉默许久，“尽力而为吧”，声音里满是疲惫和无奈。

这个案子还有一位关键证人没露面。

案发当天，王德庆和李晓晨在起争执之前，正和女朋友吴小红通电话。因此，她在电话另一端，听到了案发的整个过程，王德庆没了声息之后，她才慌乱报了警。

现如今，李晓晨想要伪装精神病翻供，可能也是他的汪律师从中作祟。

如果李晓晨不承认故意杀人，在监控有缺失的情况下，这个案件的证据链是不完整的。故意杀人案件判处的刑罚都比较重，因此这种案件必须要证据链完整，不能存疑。

如果吴小红能作证，那证据链就完整了，故意杀人的罪名也可以定下来。

这个女人之前在跟王德庆谈恋爱，从年初开始，两个人就经常打电话或者语音聊天，通过聊天记录来看，他们感情稳定，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而且，王德庆在聊天里还经常提到李晓晨，所以她也是知道凶手的。

我们以为她一定会站出来作证，可吴小红却一直在推脱做笔录。

在对这个女人采取对策之前，我决定再去见一次李晓晨的父母，争取赔偿。

李晓晨的父亲手上沾着泥，似乎是刚从大棚里干活回来。铁门依旧上着锁，我们照例在墙根下坐好。

他摸出一根烟点上，告诉我律师找了，不再方便与我商谈赔偿的事情，一切由律师全权负责，之后就不再理我。

回去路上我想了好久，不能就这么放弃，这对夫妻肯定对整个事件没有足够了解和正确认知。

我在村里打听李晓晨家的蔬菜大棚，村民的八卦之火熊熊燃烧，热情给我带路，旁敲侧击的问李晓晨到底为何杀人？会不会被枪毙？同时也惋惜这么年轻的生命如果因此终结，李晓晨那八十多岁的奶奶怕也是活不成了。

李晓晨的父亲正独自在大棚里劳作，看到我来了，慢腾腾挪出来，一脸不情愿。

“孩子同意汪律师给他辩护了？”我观察着他，想从他细微的表情里寻找一点蛛丝马迹。

李晓晨的父亲又用手去摸烟，好像跟我谈话必须要抽烟才能继续。“我和他妈大字不识，孩子自己对汪律师满意就行。别的我也不懂，还是得听律师的意见。”

“无罪辩护并不等于最后法院的判决就是无罪，律师费肯定要花不少钱，你们挣钱不容易，别被骗了。”李晓晨的父亲突然低头看了我一眼，似乎是什么话说到他心里去了。

我决定当着他的面给汪律师打电话，没想到电话那端发起火来，嚷嚷道：“李晓晨的罪名是你给他定的吧？你凭什么让他赔偿？会不会做律师？不赔！这个当事人情况特殊，我不方便多说。”然后挂断了电话。

看来汪律师不分青红皂白维护李晓晨，完全迎合了父母的心。

“叔，你方不方便告诉我律师费是多少？”李晓晨父亲面露难色，往后退了一步。

我瞬间就明白，他们这是铁了心相信，只要坚持下去，儿子就能无罪释放，还不用赔偿。我必须找到一个新的突破口，击碎他们的幻想。

到了不得不冒险的时候，我决定陪着王德庆妹妹一起去找吴小红。

如果把握好尺度，吴小红肯定会出面作证；但如果把握不好，不但吴小红不会作证，王德庆妹妹也会落得个干扰证人作证的下场。

她在淘宝记录里找到一个地址，可以肯定就是吴小红的，因为当时正是王德庆拜托妹妹帮忙买一套护肤品。

我们飞到重庆，坐上了颠簸的小巴去往一个小县城，因为根本听不懂当地人指路，还花五十块钱找了一个大叔，直接给我们送到吴小红门口。

吴小红带我们去了一个小饭店，王德庆妹妹攥着衣角的手一直颤抖，她先开口：“我们没别的意思，就是想来看看我哥哥生前想要娶的女人。”

来之前我看了王德庆和吴小红的那些聊天记录，打动了我。虽然根植于最世俗的生活，但这份带着贫穷色彩的爱情，细腻温暖，几次让我湿了眼眶。

吴小红哭起来：“我就听到那个人说要杀了他，没想到真的会杀他。”

在她贫瘠的人生里，王德庆应该是唯一的温暖。

吴小红有个女儿，养在老家父母那里，她出来打工供养一家。她比王德庆年轻十几岁，也知道他腿脚不便，但当时已经决定过完年就到王德庆那里找个工作，和他共同生活。

吴小红夹杂着家乡话一直絮叨王德庆对她的好，除了自己老汉儿之外，只有王德庆给她花过钱，关心过她，不厌其烦听她回忆过去那些苦难。

她用过最贵的护肤品、穿过最好的羽绒服，都是王德庆送给她的，平常她在厂里都不舍得穿。王德庆给她拍过楼房的照片，说冬天有暖气，她之后在房间里穿短袖就可以。

听着这些，王德庆妹妹的眼泪就没停过，她在飞机上研究好的话术一句都没用上。

吴小红哭哭停停：“他没有什么钱，但是我来例假肚子痛的时候，他就给我转钱说买我一天不要上班。过节还给我娃儿买衣服，给娃儿压岁钱。”吴小红说那些钱都不多，但她知道那是王德庆怎么省出来的，大富大贵的人并不一定舍得对她好。

“我们结婚我是要穿婚纱办婚礼的，我不嫌弃他腿脚不好，哪个女人不想穿一次婚纱。”吴小红握着我的手，涕泪都滴在我手上，“他答应过我的。”

我想过无数次要怎么来打动吴小红，其实并不需要，吴小红是被王德庆真真切切温暖过的人，她自己的回忆胜过一切。

吴小红平静了一阵儿，跪下给王德庆妹妹磕了三个头：“我对不起你，我没给老王作证，我这辈子都愧对他。”然后就一直跪着不肯起来。

王德庆妹妹也跪下来，求她把当时听到的一切都如实说出来。

“我不能死啊，死了我娃儿就彻底没人管了。”吴小红把额头抵在水泥地上，嗓子已经哭哑。

冷静半个小时之后，我问吴小红为什么觉得做个证就会死？李晓晨作为一个杀人犯都未必会被判处死刑，她一个证人何谈死刑？

吴小红打开手机的通话记录，指着一个手机号说自己受到了威胁，要是她胆敢去作证，就让她去给王德庆陪葬。“那个人说问过律师了，精神病人杀人不犯法，杀老王那个王八蛋很快就会被放出来。”

我请吴小红和我一起去咨询当地的律师，搞清楚精神病犯法是不是不用负责，咨询费我出。

第一次咨询的是一个年轻小伙子，吴小红显然不放心；第二次找了中年律师，吴小红的面色缓和多了；第三次找了一家大律所的主任，出来之后，吴小红就给办案警察打了电话，她愿意过去作证。

我又被汪律师投诉了。

我们主任觉得我肯定是把当事人揍了，不然怎么接二连三被投诉。

第二次走进律协，我们还引起了小范围的围观。这次投诉我的理由是妨碍当事人作证，违背职业道德。

我问汪律师怎么不去告我涉嫌伪证罪？这样律师证都要被吊销。

他抬起小眼睛瞄了我一眼，将信将疑。

“您作为一个老律师，不知道还有伪证罪这个罪名？净做大案要案了吧？”我丝毫不想克制，就是想嘲笑这个业务不精的老律师。

“我跟许多公安交好，你就等着进看守所吧，你就是咱们律师界的一个笑话，不知天高地厚！”汪律师把他有些破旧的挎包往身后一甩，雄赳赳气昂昂离开了。

不久，我就接到派出所让我协助调查的电话。

其实没证据拘传我，我可以不去，但我偏偏想教这个汪律师怎么做人。

我拿出一部手机，请求办案警官听一段长达几个小时的录音。那是我们抵达重庆一直到拿到返程机票的全部录音，自然包含了我们和吴小红谈话的全过程。

那位警官有些不耐烦，既然有证据，录音拷贝一份就不听了，“律师自然是知法懂法，不会以身犯法。”

我掏出另一部手机，“这里有个短点的录音，是汪律师说跟您如何交好，您听吗？”那位警官面色难堪，真是一段讨厌的录音。

等案件到了检察院阶段，我去阅卷，看见吴小红的证言篇幅不少，包含了很多王德庆与李晓晨相处的日常。

对于李晓晨去蹭饭，吴小红是持反对意见的，她觉得老王不需要对一个杂碎这么好。老王说吃就吃吧，菜和肉大多数都是李晓晨带过来的，再说这孩子在外边饥一顿饱一顿，也怪可怜的。

吴小红也要求老王不要再给李晓晨钱了，不行就报警。王德庆觉得不要和这种人起争执，毕竟他的店还要开下去，而且每次给的都不多，李晓晨可能就是缺点买烟的钱。

王德庆可怜李晓晨，觉得这么好看个小伙子，本心也不坏，就是没读过什么书，父母对他教育和关怀也不够。

然而李晓晨却从未对王德庆心怀过感恩。

到了开庭那天，我和法官申请见李晓晨，法警需要在场。

作为重刑犯，李晓晨带着脚镣，坐在铁笼子里。他一直低着头，呼吸粗重。

“精神病杀人也要承担责任。”我试图再做一次努力，告诉李晓晨，他的症状从法律上来讲不属于不用服刑的行列。希望他再次考虑赔偿，我们出刑事谅解书，可能会判到十五年，“不然的话有可能是死缓。”

听到“死缓”这两个字，李晓晨眼睛抬了一下，呼吸明显慢了一点，但随即就恢复到表演状态。

法警劝我放弃，因为他一直是这副油盐不进的样子。

我叹口气，就在几天前，我在李晓晨父母那里同样也碰了壁。

那天我站在蔬菜大棚里，第三次劝说李晓晨父母。从王德庆厚爱李晓晨的角度来看，他们也该赔偿。

然而这对父母弯着腰劳作，无动于衷。

“根据证据来看，李晓晨不可能无罪的。”老俩口这才艰难直起腰，探寻着我的话到底可不可信。

“我儿子有精神病，杀人不犯法。”李晓晨母亲语气并不算坚定，即使他们对法律知之甚少，但对于杀人偿命这种公理还是知晓的。

我站在大棚细窄的过道上，鞋跟不停深陷到松软的泥土里，面对两个弯腰劳作的人，如填鸭一般喋喋不休。

我给他们讲《刑法》，里面根本没有规定精神病人犯法可以不用负刑事责任，就算是失心疯那种人，父母作为监护人也要承担赔偿责任。有些暴力型精神病人犯罪可能还会被限制减刑。

我甚至给他们讲了一些这个行业里的潜规则，比如律师会通过各种手段笼络、欺骗当事人。

这应该是我人生中最无奈的一次普法，最后我尴尬的走出大棚，身后只留下一排鞋跟踩出来的小洞。

案子到了法院，法官同意了李晓晨的精神病鉴定申请，李晓晨的父母也明确表示拒绝任何赔偿。

但是作为律师，以我的经验，李晓晨可能会被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因为本案的一审法院就是中级人民法院。

李晓晨的命运宣判要到来了，我和汪律师的博弈也到了见分晓的时刻。

开庭时，汪律师果然是在做无罪辩护，理由就是李晓晨有精神病。

在李晓晨的精神病鉴定上写着：“具有明显掩饰倾向”，法庭上每个人都明白，他就是在装疯卖傻。但鉴定结果也显示李晓晨患有双方感情交流障碍。

李晓晨瞪着眼睛，恶狠狠打量法庭上的一切。对于公诉人和审判长的提问充耳不闻，不予以回答。公诉人和审判长不断重申他的精神病鉴定结果，但依旧无法唤醒这个装疯卖傻的人。

我作为附带民事赔偿的代理人，在最后发言。一是要求李晓晨对被害人家属予以赔偿，第二就是此人手段残忍，态度恶劣，丝毫没有认罪悔罪的迹象，“请求对其判处死刑。”

我特意加重了“死刑”这两个字，希望引起李晓晨的注意。

不出所料，李晓晨拼尽全力挣扎，把脚镣拽的哗啦啦响，却被铁椅子固定住，动弹不得。

法官宣布休庭十分钟后宣判，这是关系李晓晨命运至关重要的十分钟。

在场的每一个法律工作者，都能看出汪律师做了一个多么愚蠢的辩护，坑惨了当事人，但是偏偏把他们蒙住了。

可惜我们并不能轻易唤醒自愿沉溺其中的当事人。

恢复庭审，全体起立，唯独李晓晨牢牢被固定在铁椅子上。

“判处被告人李晓晨死刑，缓期两年执行，限制减刑。”

审判长的声音不大但庄严，回荡在法庭上。

汪律师申请做的这份精神病鉴定，真是搬起石头砸李晓晨的脚，双向情感交流障碍直接导致了李晓晨被限制减刑。刑法规定，完全丧失心智的精神病人触犯刑法，可以由政府进行强制治疗，造成的损失由监护人进行赔偿。

让你装疯，傻了吧？还真以为犯罪了找个借口就能逍遥法外？

“X你妈，我一定要弄死你！”李晓晨突然对着我大吼。

我有些同情的看着他：“痴人说梦，等你放出来已经是猴年马月了，自己都不一定能活成，还特么想杀我。”

李晓晨绝望的放声大叫，口水四溅，狼狈不堪。

如果这次庭审结果让李晓晨家人认清现实，那么接下来他上诉，然后赔偿被害人家属，一切就都还来得及。

但当我走出法庭时，却看见李晓晨的家属在我面前跪了一地。

要知道，在法院里闹事轻则拘留，重则寻衅滋事，这种下跪就是表达不满，还想引起同情来引导舆论。他们记恨的是我要求判处李晓晨死刑，却看不清这结果，恰恰是律师辩护不当引起的。

最后还是法警护送我上了车。

那之后，李晓晨确实上诉了，可惜辩护律师还是汪律师，结果就是维持原判。

汪律师虽然专业不精，但在把握人心这件事上，却特别擅长。他让李晓晨的家人对其深信不疑，并且心甘情愿支付大几十万的律师费。只不过，这位精明的老律师，在揣摩他人心理的时候，却忘了带上自己的良心。

而我后来总是想起，李晓晨被审判时，那张面目狰狞的脸。我感觉那一刻他像是真的疯了。

但我很快就否定了这个念头，应该说，从他和家人相信装疯就能逃避惩罚的那一刻起，这家人就已经疯了。

李晓晨父母直到最后一刻，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盲目信任了一位动了歪心思的老律师，他们支付的那大几十万律师费，反而要了儿子的命。而这些钱如果当时直接作为赔偿，那儿子出狱后就还有希望。

吴小红也是如此，不愿意相信年轻律师，差点没能为死去的恋人作证。

侠女告诉我，每个人一生中都可能接触到律师，即使不是犯了大事儿，民事财产纠纷的小麻烦总是会有。所以她给你们总结了几条辨别律师的锦囊，希望关键时刻能帮你们拨开迷雾，不被无良律师挖坑。

1.不要盲目迷信年龄大的律师，有一些人执业时还没有专业的资格考试。

2.如果律师把案情说的特别严重又把结果允诺的特别好，可能就是骗取高额律师费。

3.一个在押人员可以同时有两个律师会见，可以有效避免偏听偏信。

4.如果律师凡事亲力亲为，隔绝你和公检法以及对方的接触，典型的无利不起早。

5.正确面对应有的法律后果，投机取巧就容易被律师抓住这种侥幸心理，进而合法欺诈你的钱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