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泰国投资找谭家才律师，洗脚散文诗

1963年，世界跟往年一样，发生了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我的到来，也许是那年最小最小的一件事了。即使在我们家里，也算不上个惊喜，因为我已是母亲生的第七个孩子了。因此，这辈子我都没有底气问“假如世界没有我会怎样”这类霸气的问题。但不管怎么说，我既然来了，就得像萤火虫一样发点光亮。

我童年少年时代的农村，是一个靠劳力挣工分分粮吃的年代。家里多一张白吃的嘴，就多一分负担，母亲就多一份操持。那个时候的山里娃，不知道什么叫幼儿园。每天，我们就像一群无拘无束的野孩子，沐浴着森林的阳光，追逐溪流的歌唱，呼吸着山野的芬芳，自由自在地生长着。饿了，季节出什么我们就吃什么。苞谷出来我们就天天喝苞谷羹，红苕出来我们就顿顿吃煮红苕，逢年过节或家里来了贵客，也能打个牙祭，沾点儿肉腥；赶场天父母能带回半个馒头或者一个泡耙，那就是我们最美味的零食了。渴了，就跑回家里，用木瓢舀一瓢水缸里凉沁沁的井水，偷两粒糖精放进去，用筷子头搅一搅，然后咕噜咕噜一口气喝下去，甜津津的凉水从喉咙一直甜到心里。冷了，我们会提一个竹编的烘炉上学，上课时，就把烘炉夹在裤裆里，脚杆热乎了，全身就热乎了。总之，今天看来有些贫穷落后的生活形态，并没有影响我们那时快乐成长的幸福指数。每天晚上，疯得忘乎所以的我们，大人们不来喊我们是不散的。大多时候，我都是被母亲押着回家的。

母亲押我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身上的脏衣服换下来，然后再用揪干的热帕子，使劲地擦洗着我满身的汗臭和脏，嘴里总是叨叨着说我一天像个要饭的叫花儿。给我洗完脸，母亲就把洗脸水倒进一只直径一米大的大木脚盆，再从吊在灶孔上的鼎罐里兑进一些开水，叫全家人一起洗脚。

这是我们一大家子人除了吃饭以外，最团圆、最热闹的时候。随着母亲的喊叫，父亲和哥哥姐姐们就会陆陆续续地朝洗脚盆聚拢来，围着洗脚盆紧挨着坐成一大圈儿。然后，一双双伸出来的脚，就以悬空的姿势，用脚底撩拨着热气腾腾的水面，嘴里不断发出被烫时“嘶嘶”的刺激声。水温差不多时，一双双脚就试着伸进水里，谁也不说话，一个个就像神仙一样放松着身子，微闭着眼睛，一动不动享受着烫脚时那种全身筋舒血活的畅快。尤其是冬天脚上长了冻包被水烫得又痒又痛又欲罢不能的那种舒服，真的可以让人销魂。泡了一会儿，雾气昭昭的脚盆里开始发出水的响声，九双脚开始用各自的左脚搓着自己的右脚，用各自的右脚搓着自己的左脚，反复交叉地搓着。这时，大人们才开始说话，或拉家常，或摆山里山外各种各样的龙门阵。这是我们家整个洗脚流程中我最喜欢的一个环节，因为我认知世界的基础营养，就来自这些碎片化的龙门阵。

年少时，我们总是嫌日子过得很慢，慢到我们常常感觉不到自我成长的渐变，但父母额头上逐年增多的皱纹、双鬓里越来越多的白发，以及那一天比一天佝偻的身躯，还有那只修修补补的木脚盆，都在无声地证明着我们一天天的长大。一年一年，长大成人的哥哥姐姐们，分家的分家，嫁人的嫁人，家里洗脚盆里的脚，一年比一年少起来。十三岁那年，随着父亲的过早离去，家里那只大木脚盆里的脚，从最多时的九双变成了两双。一双是我的，一双是母亲的。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终于像萤火虫一样亮了一下，我成了我们村第一个通过高考走出大山的孩子。许多山里的孩子，从我身上看到了另一条可以走出大山的路。对于我们家族来说，这本应是一件很争气很荣耀的事，但平时就寡言少语的母亲，却没有在我面前表现出兴奋和骄傲的样子。她在担心我的学费和每月二十块钱的生活费从哪里来。因为这对于没有什么固定经济来源、办法也不多的母亲来说，要持续不断地支撑三年，是一件很难的事。好在我的哥哥姐姐多，大家也乐于为母亲分担，于是，这家五块，那家十块，总算解了母亲的心结。

临走前的那天晚上，我第一次主动给母亲打了一盆洗脚水，也是第一次看清了她的脚。那是一双比三寸金莲稍大一点的小脚，脚的内外侧楔骨，也许是因为长年肩挑背扛的重压而突出得完全变了形。我无法想象，这样一双畸形的小脚，是如何撑起我们那么大一个家的。我心里清楚，从明晚开始，这只脚盆里就只剩下母亲的一双脚了。昏暗的灯光下，我努力地搓揉着母亲脚上的干茧，想搓掉她这一生的疲乏。抬头间，我看见母亲的眼里盈满了泪花。但我没有问，母亲也没有解释。我低下了头，情不自禁地泪如雨下。那一滴一滴的泪水，滴落在洗脚盆里的水面上，荡起一圈一圈的涟漪，就像母亲在风雨中微笑的酒窝。我听见，含泪带笑的母亲，泪眼朦胧中深深地长舒了一口气，然后是一副如释重负的超然。我知道，那超然里，有母亲见子成龙、功德圆满的喜悦，也有她很多很多不想说的不容易。

高校毕业后，我要求分回离家近一些的涪陵。但说是近，那是从老家到涪陵，要转两次车然后再乘船，差不多一天时间才能到涪陵，不像现在高速路通车后只需要一个半小时这么快。工作安排后，单位给我分了一间单身宿舍，没有厨房，也没有卫生间。半年转正后，我拿到的工资是每月四十二块五，在那时算中等收入。外加一本购粮证和一些肉票、油票和布票等福利。自己要做饭，就在宿舍的过道上置办一个蜂窝煤炉子，想要洗个澡，就自己烧水，然后用那时流行的洋瓷盆子端到公共洗澡间去，先洗后冲。但不管怎么说，我总算在城里有了一个家，有了一份安身立命的稳定收入。所以，我安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母亲接进城，一定要让她享享清福，也让她在老家更有面子。可母亲到来之后的第一反应，却与我想的完全是两码事。她说，那么窄的房子，还不及家里的猪屋宽，做个饭就像细娃儿过家家，吃几根叶叶菜还要花钱买.她搞不懂，难道这就是山里人拼命想出来过的生活？我就给她解释说，城里人的生活，不光是这些，还有她没有看见的、没有耍过的很多农村没有的新鲜事儿。但无论我怎样解释，我以为的享福，却不是母亲想要的享福。相反，对于闲不住的母亲来说，在她陌生的环境里，整天无所事事，又融不进城市生活，不是享福，而是煎熬，是折磨。她整天心心念念的，还是家里的哪块田又荒了，哪一季菜又错过了，罗家要嫁女了，谭家要办寿了。就这样，在城里住了不到半年的母亲，因为享不来清福，犟着非要回家，要回到她熟悉和眷恋的那片土地，要回归她觉得踏实的生活中去。后来我听二姐说，母亲急着要回老家，还有一个原因，她怕哪天在城里突然走了，我们把她拉到火葬场去火化了，她怕她的灵魂归不了根。

回到老家后，那么多的儿女母亲谁也没有跟，非要坚持一个人守着那个已是人去楼空的空院子。她想用她自己喜欢的方式，享受她自己认为幸福的幸福。细想起来，母亲认为的幸福其实很简单，就是攒些好吃的，等逢年过节儿女们有个家回，有个归属地。的确，母亲在的时候，每年过年，我们天各一方平时又疏于往来的儿女们，就会像候鸟归巢一样，回到母亲的身边。当然，随着离乡时长的增加，每次重回那片生养我们的土地时，我已界定不清，我是回家，还是路过。

结婚以后，我在我的新家赓续了一家人一起洗脚的习惯。起初，爱人觉得“不卫生”，但洗着洗着，她就喜欢上了那种感觉。我们两双脚一起洗了一年多，脚盆里就多了一双粉嘟嘟肉叽叽的小脚。

忽然有一天，城里兴起了一股洗脚风，满大街都是洗脚城。我当时就在想，这么个玩意儿也能登上大雅之堂成为一门生意，也能赚钱？可人家说了，你不懂，现在请人洗一次脚比下一顿馆子还贵。如果有人请你吃完饭再招待洗个脚，那绝对是最高规格的礼遇。没去之前我还不信，一个洗脚能玩出什么花样？去了之后我才知道，一个个“浴足中心”，装修得比很多星级酒店还豪华，有包间，有大堂，单单是洗脚水，就有好多种，什么中药浴，姜水浴，什么中式足疗，什么泰国按摩，真的是把一个简简单单的洗脚玩出了花样摆出的道道。这还不是重点。重点是脚都用不着自己洗，有专门的女浴足师用她们的纤纤玉手给你洗。去了，你就像皇帝老儿一样，脱了鞋往升降床一趟，尽情地享受浴足师搓、揉、洗、拱、擂、捶等各种“折磨”就是了。如果是第一次去，第二天你全身的肌肉都会酸痛。凡是被“折磨”过几次的人，很多会上瘾。

我就上瘾过。上瘾那段时间，我忽然觉得家里面的洗脚没意思了。那时，我一直有个愿望，想带母亲到洗脚城去洗一次脚。可还没有来得及，母亲就走了。

母亲走后，我从老家带回了一只返古的木脚盆，就像重新捡回了曾经丢失的宝贵。我们一家三口又恢复了一起洗脚的习惯。洗着洗着，三双脚又变成了两双脚。一双是我的，一双是爱人的。我知道，总有一天，脚盆里只会剩下一双脚，也许是我的，也许是爱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