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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没有一条理由，能够让人们对于为人父母者此番暴行，哪怕些许的理解或宽容，任何说辞都不是挡箭牌，亲生父母也不行！

文/知蓝

近日，河源8岁女童受虐一事备受社会各界关注。据河源晚报爆料，8岁女童小美（化名）遭母亲殴打，致下体撕裂，血流不止，生命体征已处于休克状态，被紧急送往河源市人民医院救治。此外，医生发现小美脚部有烫伤痕迹，头部有一条三四厘米长的伤口，全身多处淤青旧伤和鲜红新伤。

医生询问时，母亲表示只是玩滑板时受伤，但这一说法受到小美父亲及邻居的一致反驳。

小美父亲称，因自己长期在广州工作，其母亲经常趁自己不在家，对小美大打出手。同小区的邻居也称，小美经常遭受母亲虐待殴打，老师曾想来家访都无法成行。

令人愤怒的是，此次殴打，起因只是因为第二天小美要参加学校的演出，不肯洗头。其母亲生气，在浴室里推了小美，孩子猛地摔坐在地上，导致了下体受伤。

目前，河源警方已经介入调查，其母亲涉嫌虐待已被警方拘留。在该案仍在调查的背景下，虽说众多口径将施暴者“锁定”了女童母亲，在“疑”“涉嫌”等字眼中留有余地，仍有必要。

但从多方说法看，小美母亲对其家暴是“经常性”的。

小区邻居在接受采访时称，小美曾在夜里十二点左右被母亲赶出门罚跪，去学校参加活动还曾被母亲一脚踹回去。而据学校方面反馈，小美学习成绩好、活泼乖巧，至于母亲为何对亲生骨肉“下此毒手”，实在不解。虽也曾多次劝诫，但收效甚微。

事件曝光后，网络上关于虐童原因的猜测纷纷。有说其母亲性格暴躁生活压力大的，有说嫌弃小美是女孩区别对待，但笔者认为没有一条理由，能够让人们对于为人父母者此番暴行，哪怕些许的理解或宽容，任何说辞都不是挡箭牌，亲生父母也不行！

静海县杨成庄镇某村的女童小惠(化名)，被亲生母亲用冰冷铁链锁了四年。

一女童取走家中零钱，遭父亲打火机“烤手”虐待。

虽说，在“父母不可原谅”这点上人们达成了共识。但笔者认为，发生在家庭内部的虐童事件，与幼托机构、早教机构的虐童仍有所不同，自有其特殊性。首先，需要特别正视一点，家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其“港湾”庇护下的成员内部行为，往往更为隐蔽，要完全将其揪出来，可能很难。就拿此次事件来说，倘若小美没有伤重送医，长期生活在暴力阴影之下，三缄其口，将对其生理、心理造成毁灭性影响。

其次，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里，自古就是“清官难断家务事”，父母虐待子女被归为家事的范畴。父母教育子女的方式虽然千差万别，但却拥有充分自主权，即便虐童事件被发现，多数人也顾忌于卷入他人的家务事而不愿援手，另外，棍棒底下出孝子的传统观念不易被打破。

去年，深圳一对父母经常不分青红皂白对女孩施以暴力，引发热议。

反观此前的深圳虐童事件，爆料人虽获取监控方式存在争议，但勇于揭露虐童行为应给予掌声。现如今，像小美母亲这样，随手就打、抱起来就摔、抡起扫帚就抽孩子的父母还有多少，我们不得而知。但从这个视角上看，在保护少年儿童方面，社会亟需更多“管闲事者”。

时至如今，法律自然会惩罚这名虐童的母亲，但对于受害的孩子来说，其需要的不仅是事后的惩罚，更是免受来自家庭和外界的伤害。也正因如此，要想彻底防治家庭虐童，让受虐儿童摆脱困境，最重要的一点是，打破“城堡”的壁垒，接受外界的审视和干预。

然而，目前中国并没有“虐童罪”，能够被收录中国裁判文书网的虐童案件，很多以“虐待罪”或“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论处刑事处罚。前者主要针对家庭成员的虐待行为，后者则用于保护未成年人在学校、幼儿园等有监护或看护关系的场景下不受虐待。

一个月前，5月10日，国家卫健委副主任于学军表示，将建立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实施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针对虐童现象“零容忍”，相关人员实行终身禁入。但监管的对象也只局限于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并未提及家庭内部成员如果虐童该如何防治与惩戒。

而事实上，目前立法滞后根本上也受制于传统观念的制约。中国政法大学民法研究所副所长刘智慧曾直言，中国民法中的监护制度长期留有空白，主要原因恰恰在于中国在立法和司法理念上普遍认为，未成年人监护是“家事”而非“国事”。类似小美遭母亲家暴的案例，倘若出现如此明显的施暴表征，都不能仅仅简单归为“家事”，而应纳入公共事件范畴。

据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的张雪梅撰写的《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案件调查分析与研究报告》，2008年1月至2013年底的697个报告研究案例中，不满一岁的未成年人，其所受到家庭暴力的占比，达到了33.68%；而低于10周岁的未成年人，占比达到77.94%。

而“网易数读”分析近四年216篇针对儿童家暴的结果显示，“管教儿童”和“家庭矛盾”，成为了父母虐待儿童的主要原因。许多施暴父母在法庭上为自己虐童的事实辩护时，常说自己“为了小孩好”、“是在教育孩子，没有虐待”。而在很多父母虐童案件中，除了亲生父母，由继父、继母所施虐，或离异家庭中所发生的悲剧，也屡见不鲜。

专家指出，随着社会快速发展和竞争加速，家庭教育迈向法治化乃大势所趋。根据家庭教育难度的逐渐增加，急需构建科学完备的家庭教育服务体系和监测评估制度，落实家长在家庭教育中的主体责任，转变育人观念，为家长提供相关指导和帮助。

此前广州市针对监护困境儿童出台的安全保护政策《广州市监护困境儿童安全保护工作指引》，其中就指出凡是发现儿童处于困境的，发现者均应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包括来自监护人侵害的儿童。在国外防治家庭虐童的经验中，强制报告制度仍是儿童权益保护重要的一环。如若这一制度可以普及和推广，对于儿童摆脱家庭伤害或许大有裨益。

与此同时，2010年全国妇联、教育部等九部门颁布的《全国家庭教育指导大纲》，在今年5月15日，也进行了新一轮修订，为规范家庭教育、提倡教育科学性、针对性，增加了家庭道德教育相关内容，根据时代特征增加了父辈、祖辈联合教养指导，多子女养育及互联网时代的家庭媒介教育等内容。

中国政法大学民法研究所副所长刘智慧指出，制定专门的家庭教育法，作为《全国家庭教育指导大纲》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该法应该既明确家长的主体责任，又要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据悉，家庭教育法起草工作已由全国妇联牵头，教育部等部门参与，共同推进。

谁来教父母成为父母？对于暴力虐童者，或许孩子选择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但法律和社会绝不允许。接下来，家庭教育立法落地的着眼点是服务家长需要，还是只是明确家长的责任和义务？值得探讨与深思。

资料来源：澎湃新闻、工人日报、新京报、头条新闻、中国妇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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