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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智合

2020年6月30日，在金杜担任三年行政合伙人、副首席运营官的Timo雷熙文正式离职，无锋科技联合创始人成为他的新身份。他回忆起，金杜同事们听到他的新赛道，都给出了相似的回答：“这个真的很适合你。”

雷熙文从来不是一个法律人，事实上，从业20余年的他有过多重身份：从1998年入职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普华永道的全球总部伦敦办公室，又在2001年来到上海，赶上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周期；至2016年判断外资式微，中资兴盛，加入中国顶尖律师事务所金杜，主导其在互联网领域的“独角兽之战”；再至与“90后”一起，瞄准“00后”市场成为创业者。

他从没做过一天会计师或律师，但每一次，他似乎总能在关键风口把握机会，在下一个行业如鱼得水。在“在行”APP上，他帮助很多人解答职业发展问题。或许他本人的经历能给正迷茫中的年轻律师们一些启发。

如何看清趋势，如何选择合适的赛道？

2001：海外与中国，谁是下个战场

2001年8月6日，上海浦东机场，一架来自英国伦敦的班机向着跑道缓缓降落。29岁的雷熙文透过舷窗打量着这座散发着蓬勃朝气的城市，脑海里已是思绪万千：跨越半个地球后，他将调入普华永道上海，担任普华永道全球资本市场经理，接受新的挑战。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跨区调任，而是一次蓄谋已久的“变道”。3年前，有着商学院背景，在诺基亚（英国）担任产品经理的雷熙文顺利取得了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总部的offer——此时，距Price Waterhouse及Coopers & Lybrand全球合并组建这家全球最大的会计师事务所才不过一年。3年后，事业蒸蒸日上时，在伦敦总部和上海分公司之间，雷熙文选择了上海。

彼时的伦敦，正是与纽约齐名的世界金融中心，亦被视作全球最富裕、最发达、生活水平最高的城市之一。而上海虽已有欣欣向荣之势，但相较伦敦仍差距明显。在外人看来，从伦敦到上海的转换，无异于一次对未来的赌博：很多人知道上海必定会在未来某天跻身世界前列，但那一天的来临究竟是10年之后还是30年之后，无人能知。

“这当然有运气的成分在里面。但那时候，我确实看好上海。”雷熙文说。

回国仅一个月后，“9·11”事件发生，给全球尤其是欧美带来了不小的打击与持续性影响。11月10日，世界贸易组织第四次部长级会议做出了接纳中国加入WTO的决定。自此，中国开始了经济的腾飞。

英美衰退，中国崛起，力量的此消彼长之下，在华外资企业反而能够借由国内快速发展的市场获得更多机遇——雷熙文的第一次变道迎合了时代之潮，为此后十余年的发展铺好了道。

命运本无法预测。但是在时运之下，有意识地做不一样尝试，有备而来者，总是能多几分心想事成的概率。

谁也不会想到，这个拿下中国农业大学电力通讯自动化学士学位、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商学院国际经济学硕士学位但并不喜欢会计这份职业的青年，会进入四大会计所之一，并一干就是19年。

事实上，他曾做过许多次看起来“不够稳当”的选择，但没有一次令他后悔。

高中毕业时，在物理70分以上基本随缘、电学从来没及格过的情况下，他主动选择了电力系统自动化作为大学的专业：“年轻时试错成本是最低的，如果不趁着这当儿把自己最钝的一面磨利，以后就容易贻误战机。”

在有底气选择的情况下，挑难的事做。 这个经验在他之后的选择中，给予他不少益处。例如在四大的专业化磨砺，长达多年与会计师打交道，在他自带果决的性格里，也多了些几份谨慎。

在英国硕士毕业后，他选择先留英闯荡，在诺基亚伦敦公司担任产品经理。当时的诺基亚是手机圈内的“耐用”神话，在雷熙文的带领下，诺基亚设计了为中国市场生产的手机。

回上海亦是如此。

“但是不得不说，家庭给予的支持和底气，能够让年轻人放胆去闯。而有这种机会，一定要珍惜。”自小在北京大院长大的雷熙文，家境不算巨富，但足够殷实，支撑得起他“放手尝试”。

这些丰富的经历，让他养成了不断获取信息流，并时刻思考的习惯。久而久之，寻找行业发展趋势的敏锐嗅觉逐渐养成。

这份嗅觉最终策动他做出了一个选择，在回国后的第16年。

2017：从“四大”到“红圈”

2017年7月，在家中的雷熙文快速滑动着手指，各种新闻讯息瀑布般在发亮的手机屏幕上滚过，直到“叮”的一声轻响后才戛然而止。快速扫了眼屏幕顶端的气泡窗，他朝一旁倚在沙发上的夫人露出一个笑容：“定了。”

回应他的，是一个略带疑惑的眼神。

次日，雷熙文换上惯常穿的那套蓝色西装，随熙攘的人流跨进了上海环贸广场——这是他作为行政合伙人兼副首席运营官，入驻金杜律师事务所并开始办公的第一天。

时隔16年，雷熙文又一次完成了事业上的变道。这次，他从全球最顶尖的会计师事务所之一跳到了国内最顶尖的律师事务所之一。

“过往十多年里，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一直处于一个力量置换的状态。2017年，双方的力量对比已趋近一个临界点。”雷熙文回忆，“离开普华永道前，我跟太太说，不出一年，必然会有一个历史性事件证明我的选择。”

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外资与中资的力量发生了更大幅度的此消彼长。雷熙文又一次押对了。这种“隐约的感觉”依然是来自于数据的分析和各项信息的搜集。

雷熙文虽没有学法，却早早和律师群体结缘。在普华时期，需要与律所合作时，雷熙文往往会选择金杜。在他看来，金杜和普华永道很像，有着近似但不相同的制度土壤。

在普华永道呆久了，雷熙文也逐渐意识到它的制度软肋——对于像“四大”这样体量的机构而言，在事业蒸蒸日上时，公司的合伙制尚可能成为主人翁精神爆棚的制度，但当公司步入下坡路，原有制度中的资历因素就成了发展革新的掣肘。

此外，“与大律师打交道和与会计师打交道是种完全不同的体验，”雷熙文说，“会计师往往惯于考虑what if fail，而律师则通常想的是what if succeed。在‘四大’与会计师打交道多了，也会想着换条车道，到律师事务所体验体验。”

而根据雷熙文在专业机构执业多年与国际化的背景，金杜对他再适合不过。

“金杜是一家源动力很强的律所。”这是雷熙文“变道”后最直观的感受。用他的话说，就是工作强度大了5倍，但成就感高了10倍。

“四大”有自己的优势。“相较律所，它们在移动互联网、数字化领域的转型方面更加敏锐，走得也更快更远。”雷熙文说。他在普华永道时，管委会内部有一条“戒律”：“不去拥抱高科技的，请你离开管委会。”

这一特点的缘起并不复杂，相较于律师，会计师群体的业务往往更容易受到高科技的“威胁”。2008年区块链技术的诞生，就给了会计师们当头一棒：他们发现，这种去中心化的新技术，可能会“消灭”审计师这个职业。这种空前的危机感，让会计师群体，尤其是大会计师事务所开始意识到，数字化转型对于自己这行而言，已是必须拥抱并加以利用的趋势。

当然，事后证明这种“替代”并没有预想中的快，但顺势转型的“四大”确实从单纯的会计师事务所，逐步转型到了综合性的咨询服务机构。“几乎从2010年起，四大每年开始投入至少15%的收入在技术研发上，亚太区一共60多亿的销售额，用于后台技术研发的投入就达10多亿。”雷熙文回忆，“而在新人的招录上，也开始注意招录大数据、互联网等领域的技术人才。”

相比之下，律所的行动显得不紧不慢：与会计师事务所相比，律师由于“行业护城河”即专业知识的门槛更高，抬高了他们视野的同时，也使他们容易错失一些观察地表新生事物的机会与心态。

但互联网化已是必然，主流律所们也开始有所意识并逐步转向——金杜亦是其中较早转型的一位。2018年以前，金杜在独角兽企业中的布局近乎于零。2018、2019两年，雷熙文带着一帮年轻合伙人，一家家跑遍了排名前100的独角兽企业中的96家，签下了其中70多家，并完成了20个IPO项目——“船大难掉头，但一旦掉头完成，那就是碾压性的优势。”

在与这批新锐企业的接触中，雷熙文捕捉到了更新、更远的信息。很多人将中国互联网行业以十年一节点作为划分。1999年是第一个，这年前后，“BAT”三巨头先后成立；2010年则是第二个，PC互联网日渐式微，移动互联网冉冉升起，一批依托移动平台的互联网企业因时而生。

“2020年，会是第三个关键年份。”雷熙文在2018年就已经下了判断，但那时还不确定会是哪个具体的细分市场和哪家公司。

2020：高管落幕，创业起航

所谓机遇，往往有一定偶然性。但机遇总是青睐于行动者。 2018年3月,雷熙文在“在行”上接到这样一个提问，“美国留学归国后，想要在上海创业，应该怎么做？”提问人是吴迪飞。

基于雷熙文此前在投资和私募上的丰富经验，他向吴迪飞做了详细的解答。让吴迪飞惊讶的是，按照雷熙文说的做，确实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结果。

2018年7月，92年出生的吴迪飞成立了炫石互娱。七八个月后，炫石互娱获得天使融资，无锋科技成立。

相比资本圈可谓“声名赫赫”的普华永道、金杜，无锋科技听起来并不耳熟。但在互联网圈，这家刚完成数千万元A轮融资、给自己下了“国内领先的新生代在线新经济营销商”定义的新锐企业，旗下已有员工近200人，签约15000+名主播，包括“旭旭宝宝”等一批知名优质KOL（关键意见领袖），并在直播、长短视频与图文全领域产生了680亿次的视频内容累计点击量和6000万小时累计直播时长。

简而言之，这家自2019年成立以来便保持高速发展的新企业，是一家面向年轻群体、提供基于KOL的一整套营销解决方案的网红数字营销公司。

在与吴迪飞接触，见证无锋科技从无到有的同时，雷熙文也逐步验证与确定自己心中的一个想法：流量资产是未来人和公司的重要资产，人/公司如果没有流量，就没有互联网时代的市场认知度，也就等于平白损失了这份资产。

2019年底，成立不到一年的无锋科技，销售额便达到了3.8亿，并获得了哔哩哔哩的融资意向。无锋科技的发展之迅猛，超出雷熙文的预想。已经在2001年、2017年经历过两次变道的雷熙文突然意识到，下一次变道的时机已经渐渐成熟——他很快完成接洽，准备好了生涯中的第三次跨界。

2020年7月，他正式成为无锋联合创始人，兼任首席财务官与首席发展官。

“年轻人，‘95后’、‘00后’才是未来。”雷熙文这样预言道，“2025年，具备500亿人民币估值的公司将有两大特质：其一，创始人必然是90后，团队必然是95后，服务人群必然是00后；其二，必然与‘ABCD+5G’紧密挂钩。”所谓“ABCD+5G”，指的是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和5G技术这几大新技术，在雷熙文看来，未来必然会属于那些擅长应用新技术、明确用户定位的“后浪”。

“在明年布局东京、迪拜、新加坡后，无锋将不再是一家传统的MCN公司，而会成为打通国际青年市场的一个通道。”雷熙文如是说。

巧合的是，与2001年回国后和2017年转行后近似，一个历史性事件的到来，加速了旧格局的崩解。

“仿佛被按下暂停键”，是年初国内新冠疫情正酣时传播最广的一句关于武汉的形容。但与线下市场几近停滞相对的，是线上市场的空前繁荣：被动禁足在家的人们突然发现，早期科幻小说里万事万物离不开互联网的场面，就这样在猝不及防里倏然到来了。

变化意味着机遇。线上经济的“转正”，给无锋科技带来了风口。

“疫情发生后，太太和我打趣道，假如我没有找到无锋这个‘潜力股’，也许疫情期间也会成为焦虑大军的一员。”雷熙文说。

是终点，亦是起点

雷熙文回想起40岁的某一天下午，万千思绪在一轮挥毫泼墨后，勾勒成了一副关于未来的蓝图：到48岁时，他将结束自己的“打工”生涯，以股权为自己的主要收益来源；等到55岁时，开始自己下一个阶段的故事。

2020年，刚好是这幅蓝图里的第一个节点。

如从第三人称视角追溯，雷熙文20余年的职业生涯像一班精确计算好的航班，总能在风暴来临的前一秒掐点转向。

“从前我太太觉得我每天好像只是不经意地四处晃悠，看起来毫无焦虑感。”雷熙文说。但事实上，他当然会有焦虑，会有迷茫——他只是用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的信息获取与思考判断顶替了这种焦虑。

预判大方向，顺势而为——这是雷熙文每次都能精准抽身，迎接下一个战场的“诀窍”。在他看来，人与人之间背景、运气各不相同，但如能够较早建立起好的思考方式，未来不说改变人生，但必定会受益无穷。

“金杜是我打工的终点，但无锋是我创业的起点。”雷熙文希望未来的某天，他会和他“15后”的女儿共同创业，管理着“20后”的团队，过着“25后”的生活——那可能是他创业的终点，也是另一个更大的起点。

“所谓生命不息，布局不止。”他在采访的最后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