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规定了四百多个犯罪，形态各异，各具特色。例如，危险驾驶罪往往涉及的证据十分客观、辩护空间逼仄；涉黑涉恶案件证据繁多、言辞证据居多、涉罪极多；各级监察委调查办理的职务犯罪案件有独特办案机制和风格；涉及企业经营模式涉嫌经济类犯罪的案件，行业类前置类规定繁杂……显而易见的一点是：不可能所有的案件请辩护律师的标准是一成不变的。

从委托刑事律师所做的工作来看，有的当事人委托律师控告、有的当事人委托律师辩护、还有委托刑事律师从事刑事合规工作，委托的目的不同，标准也会有一定的差异。

律师，虽然广义上是同一职业，但律师安身立命的方式却各不相同。在这一点上，并不比大自然的“生物多样性”来得少。先不论很多律师各有专业领域，比如有的律师专门处理金融业务、甚至细分到专门处理互联网金融业务，有的律师专门做家事业务，有的律师专门做刑事业务。

涉足刑事业务的律师，也各有侧重。大体来说，主要分为四类：

有媒体背景的刑事律师

很多冤案，在经历一审、二审后，法律人没办法、靠得是媒体人的不懈披露得以昭雪。媒体对冤案的办理有独特的“功效”。有刑事律师与职业媒体人深度绑定，业务也主要来自媒体从业者介绍，甚至他本人就是从媒体工作转行进入律师行业。这类刑事律师善于在案件中运用媒体手段把所办案件的热度升上来。

证据十分明显是冤案但却没有昭雪的案件，尤其是已经过了一审，到了二审或者申诉阶段。对于受到他人犯罪行为损害的被害人，报案无果。只要家属没有任何顾忌，不怕案件的升温会牵扯到自己的声誉及由此带来的任何风险，甚至可以“亲自下场”参与。在这种条件下，请有媒体背景、善于运用媒体的律师代理，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死磕派律师

面对显而易见的错案、面对十分明显的程序、证据、事实错误，死磕派律师敢于在庭外发声，摆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姿态。死磕派律师对“庭外发声”颇有研究，善于联名、上访，安排自媒体等各类媒体发声。庭内也摆出较为强硬的姿态。

一般来说，死磕派律师多重视程序性辩护，重视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管辖权异议、回避等大的程序性辩护意见。

涉黑涉恶类案件等涉及言辞证据较多、查扣财产较多、被告人众多的案件，死磕派律师不那么温良恭俭让的辩护手法，还是可能在“摘黑帽子”、容易引发关注的各类错案上取得较好辩护效果的。当然，死磕律师原本就在试探着行业监管机制的触发点，承受着较大的吊证执业风险。所以死磕的辩护方式，不是谁都能驾驭，不是谁都能复制，也不是在任何案件上都能磕、敢磕。那些初出茅庐、不知道办案险恶、没有任何社会资源傍身的新人律师，即便自称会把案子一磕到底，恐怕自身不保更会有害案件。也就是说，死磕派律师是有很高的门槛的。在当下的刑事律师中间，能称得上是“死磕派”的都已声名在外。他们具有极高的不可复制性。

死磕律师，可谓司法界的啄木鸟，对遭到司法不公的当事人而言、对刑事律师整体而言，探索律师追求司法公平正义，尤其是程序公平正义的最大尺度和界限，对维持司法生态平衡有独特的贡献。

技术派律师

首先需要澄清的是，刑事律师都需要有一定量的技术储量，否则，都不知道“炒”什么、“磕”什么。但相对来说，依托媒体的刑事律师、死磕派律师往往不以追求技术极致为目标。他们更善于从案件的背景情况、案件事实中挖掘出“看点”，在程序中找到办案中各类人员涉及的各类瑕疵错误。进而延伸出很多方法给办案机关或人员施加压力。

有些案件的办案机关，是惹不起的。比如，我们鲜见这样的方法适用于职务犯罪案件，尤其是办案机关涉及到市级、省级监委的情况。

有些案件，在案的证据十分的客观，到案人员的笔录并不是定案的依据，而是在案的更多书证材料、鉴定意见等材料是定案关键，例如毒品案件、交通肇事类案件。

有些案件，涉及到了新型的商业模式，需要辩护律师细致梳理证据材料，详细了解相关领域前置规定，需要提出针对性、系统性辩护意见的经济类案件。例如，各类走私类案件、涉税类案件、金融犯罪等。

有些案件当事人家属对于曝光案件有风险厌恶，不愿曝光、上访等庭外“非常”手法应对。

上述几种情况下，聘请重技术的律师应对，辩护的效果可能更为理想。

至于技术，到底是前置的行业规范、民商法规、行政规定重要还是刑法、刑事诉讼法重要？双方都很重要。如果只知道刑事法律的规定，不知道前置性行业情况及相关规定，就会导致不能正确地判断案件的事实本身。一般来说，只要办理过类案的技术性律师，都是在办理相关的案件中，快速掌握、学习相关规定，在案的笔录和自己的当事人就是自己研究该领域的老师。当然，如果没有办理过类案，接待当事人家属时，家属基本的感受会是：我讲了这么多，这个律师知道的还没有我多，再找一个其他律师看看吧。因为当事人及家属并不了解刑事法律的规定，他们只懂行业；而没有相关办案经验的律师却只懂刑事法律，不懂当事人的行业，“白天不懂夜的黑”谈成案件才见鬼。

对于技术性律师来说，广泛涉猎各类领域，即便没有办过类案，在洽谈客户前，对客户所处的行业、所涉及的前置性规范系统性梳理、从类案中迅速学习行业知识，还是很有必要的。

从客户角度来说，也不能只和律师谈论自身行业相关问题，完全忽视律师对刑事法规方面的特长或者见解，二者不能偏废。但这对一般没有法律知识的客户来说是有一定的难度的。这也导致很多时候，由外行人认定的“专业人士”不是真正专业的主要原因。

但从笔者的观察来看，往往文化层次较高、社会经验丰富的人士，即便是外行，在多次咨询身边人、留心学习一段时间以后，还是能够具有识别律师专业与否的能力的。要相信市场的力量。

勾兑派律师

严格地说，勾兑派律师往往极具掮客性质。有些勾兑派律师，靠着自己和办案机关某个普通工作人员、或者某个中层领导的关系，就声称自己能够打通各个环节，“救人于水火”。

刑事案件的显著特征是涉及的司法机关多、办案人员多、链条上的人员多。一旦案件进行立案侦查状态、专案组成立，都是经过了层层审批，一旦撤案涉及到的人员众多。尤其是案件已经移送审查起诉后，甚至到了法院审理阶段，一个案件三家司法机关都盯着。

抹案子，除非有充分的无罪证据、充分的事实法律依据，要想在三家机关眼皮底下不明不白地抹案子，是要全程留痕的。哪个领导，即便有这样的权力，也不可能把全程留痕、处处留底的案件说抹就抹。这样用权，太过凶险。当一个律师承诺能够帮助当事人抹案子的时候，基本上十有八九可以说谈案子本身就是诈骗犯罪现场。这样通天的本事，出去做工程拿项目岂不是更能实现关系变现，何必当律师赚这二两碎银？

有些律师确实有一定的社会关系，他们并没有向客户承诺光凭关系就能“摆平”，而是强调凭借往日旧友等关系，能够较为妥当的建立起良好的沟通关系，案子还是要实打实的办，这类律师并不能算作以掮客面貌出现的勾兑律师。

上述前三类律师，例如侧重依托媒体曝光、死磕或技术型律师，都可以归纳为有一定的办案手法、会对案件起到一定作用的正儿八经的律师，勾兑派律师游走在诈骗或行贿犯罪边缘，他们也并不是以任何法律技术为支撑展业、执业，已经很难把他们算作正经律师。当事人及家属遇到这类律师，开口闭口都是大领导名字、一说就是拿钱就能找人摆平的，小心成为诈骗罪的被害人，或者行贿犯罪的共犯。交给勾兑律师的每一分，基本妥妥的智商税。

集大成者

所谓“集大成者”，必然是刑事律师进化的最终形态，如果有这样的选项，客户当然趋之若鹜。他们善于“纵横捭阖”、既有媒体助攻、又有专家风范、强势的时候有死磕派的劲头、既在庭内辩护精彩、又在庭外协调各方。这就好比婚恋市场，既要求女方清纯、美丽、善良、能干，又要求家庭富裕、文化水平高、工作清闲稳定收入高，还要求能相互体贴、有共同语言。

我们不能说没有。只能说如果找到了这样的人，可谓幸运至极。这样的律师往往在行业内有极高的声誉，收费不菲。对于更多的涉刑案件当事方来说，如果案件本身并没有对各方面要求极高的情形，有针对性地寻找以某一方面见长的律师即可。比如，如果是危险驾驶罪，尤其是醉驾的案件，花费不高请一位办理过类似案件的律师跟着走程序即可。又如职务类犯罪，博弈的对象本质上是调查机关，把更多的经历花在证据和事实、法律上是明智之举，找相关领域技术类见长的律师更为合适。又如毒品类犯罪，在案的各类鉴定意见等客观证据十分重要，原本群众厌恶参与毒品的人员，庭外效果往往很难起到作用反可能雪上加霜。当然，在办理整个刑事案件或其他刑事业务的过程中，家属和律师是应该有分工的。家属发挥起自己的作用，比如有的家属原本就善于庭外沟通。

当人们需要寻找刑事律师时，尤其是被立案被羁押，往往是人生中的至暗时光。但刑事案件的办理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往往短则半年、长则两三年，甚至数年，随着案件的不断推进，不断遇到问题解决问题，家属及当事人还是有充分的时间斟酌、鉴别，往往最终还是会与他们认可的律师“结伴而行”。相信时间的力量。

作者：丁慧敏，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清华大学刑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