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6日，“刘强东案”再起波澜，涉事女方将刘强东以及京东公司告上民事法庭，索赔5万美元以上。此时距离美国检方对刘强东作出不予起诉的决定已过去4个月。

相应地，既然告上法庭，起诉书不再是秘密，全文详细描述了2018年8月30日当晚及前后的各种细节，28页报告中字里行间，传递出“不明状况”、“不愿意”、“被强迫”等信息，而且不仅刘强东本人，京东公司亦难辞其咎。这位明大女生民事索赔胜算几率有多大，华商报记者采访了知名律师进行法律解读。

“刘强东案”再起波澜

志愿者“不明状况”赴晚宴

据美国《侨报》报道，这份起诉书显示，刘强东一案中女方名为刘某某，系住在明州、正于明尼苏达州大学攻读本科学历的中国公民，21岁。

刘强东在明州，是为攻读明尼苏达州大学卡尔森管理学院全球管理博士(DBA)，中国京东公司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起诉书大致介绍了刘强东就读的商业项目的情况，指出该项目面向中国富有的、成功的商人，类似刘强东这样的人物。

2018年8月25日，刘强东和妻子章泽天及家人一起来到明州，下榻于Ivy酒店套房。在2018年秋季开学之前，当事人刘某某作为志愿者被邀请加入到这一项目中。有明大学生志愿者表示，志愿者基本是“打杂、跑腿”，比如“接机、拎行李”等，不过，学生们大多很高兴能有机会接触商界偶像。邀请刘某某参加项目的是崔老师。崔老师通过刘某某的父亲找到刘，因为刘的父亲曾是崔的学生。崔解释参加这一项目的都是中国有影响力的商界精英、富豪，忽略了“志愿者都是年轻的女性”。

同时崔还表示，“她之所以可以被邀请，是因为她来自一个成功的中国商人家庭”；“有机会面对中国商界精英，对于进一步就读更高学历以及毕业后找工作都有好处”……而刘某某也颇有心到卡尔森管理学院深造，就答应了邀请。志愿者的工作大约有一星期，崔老师鼓励刘某某积极表现争取机会……

8月29日，刘某某受QiYong Yao邀请，参加8月30日举行的晚宴，说是“专为感谢志愿者”的晚宴，但是Yao并没有说，是“刘强东特别地、偷偷摸摸地邀请刘某某参加晚宴”。Yao已经是刘某某比较“熟悉”的人，且Yao曾提出毕业后，到他在中国的公司工作。直到参加晚宴之前，刘某某并不知道一切是刘强东的安排，且刘强东会出席晚宴。

在晚宴之前，刘某某曾经和刘强东见过面，也是在事先“并不知道”的情况下。当时是崔老师邀请刘某某和朋友一起玩高尔夫，后来才知道刘强东就是几位“不具名”的“朋友”中一位。

豪车内不断拒绝“肢体接触”

在答应Yao的邀请之后，刘某某很快发现并没有其他志愿者受邀参加所谓的感谢志愿者的晚宴。不敢得罪Yao，怕失去毕业后去Yao公司工作的机会，她请志愿者中唯一的男同学Pengyuan Tao一起去。Tao也是从来没听说过有啥志愿者的邀请晚宴。

Yao的助理联系刘某某时，通知晚宴在Origami餐厅举行。刘某某事先并不知道，其实这是一个刘强东代表京东公司做东，邀请一起攻读博士学位的同学们参加的联谊晚宴，最终买单的是京东公司。

就在晚宴举行前的下午，搭乘配备司机的豪华车，刘强东把妻子及家人送至机场，之后刘强东参加了晚上在Origami餐厅举行的商务社交晚宴。而晚上，就是在这同一辆车上，按照起诉书所陈述，刘强东对刘某某进行了性骚扰。

晚宴被安排在下午6：00左右，刘某某被Yao带领，直接走去坐在刘强东左手。此时，她发现，一桌子的中年男子（15人），唯独有她，一位21岁的年轻女性在座。Vivian Zhang，Alice Zhang、Yao的助理以及刘某某带去的志愿者Tao同学，都安排在别的桌子。

席间，酒水充足，刘强东不断要求刘某某饮酒，她多次要求不能再喝，刘则表示如果不喝，就是在满桌子的人前，不给他面子，并要求她代他敬酒给在座各位。

大约9：00，刘某某不胜酒力，私下和Alice商量，她觉得醉了，希望安排车辆让她回家。在此之前，随同她一起参加晚宴的志愿者男同学Tao已提前离席。到大约9：11，晚宴结束。刘某某以为会被送回家，不过她被安排进入的是之前送刘强东妻子及家人去机场的豪华车，该车专供刘强东及京东工作人员使用，一星期约18000美元。之后，刘强东和Vivian，Alice才上车，而Vivian一上车即指引司机朝她指定的地方开去。这下，刘某某慌了，她不知道要被带去何方。而在车内，刘强东开始动手动脚，手伸至对方衣下等，她多次用普通话表示不愿意，刘强东不予理会，并试图脱下刘某某的衣服和内衣。

当车到达目的地，刘某某发现并非她的住地，可能是刘强东下榻酒店，于是请求把她送回住地。这时，当着司机的面，两人发生冲突，刘某某曾用英语说：“我要回家！”而这一幕，有司机可以作证。刘强东愤怒地把她推上车内第二排座，打算送她回住地。路上，继续对她动手手脚，如之前一样。而这次，坐在副驾位上的Alice把后镜扭转了角度，使司机不能看到车后发生的一切。

女方反对无效 公寓内被施暴

在公寓前，刘强东和Alice一起下了车，刘某某本以为可以礼貌地说再见后各自离去。刘强东和Alice一起跟着她走进大楼，之后，刘强东用中文对Alice说，“别跟着”……最终刘强东走进了刘某某的公寓。

刘某某希望刘强东平静地离开她的公寓，坐车回去。而刘强东脱光衣服，裸体躺在她的床上。她请他穿上衣服离开，刘强东表示她会成为像邓文迪那样的女人。

起诉书中，使用了不少“违背意愿”、“反抗”、“死命反抗”等词，最终，刘强东对刘某某实施了性行为。随后，刘某某发微信给之前的志愿者同学Tao，告知受到性骚扰。而与此同时，出于害怕受报复、害怕在中国的家人受伤害等原因，刘某某并不太想报警，而是试图说服刘强东离开。另一边，接到信息的Tao，在和一位美国人征求意见后，对方强烈鼓励Tao报警。于是在8月31日凌晨时分，Tao拨打了911，接到报警的明尼苏达州警局警员以及明大警员，当作一起强奸事件对待，于凌晨3：10赶到了现场。警员身上都装有录像头，将之后发生的全部情况记录下来，起诉书详细描述了警员进入时的状况，以及进入时，看到只穿着T恤、下身赤裸的刘强东。

在9月1日正式逮捕前，刘强东被要求“控制起来”。之后，在接受警员询问时，刘强东承认和刘某某发生过性关系。

2018年12月20日，明尼苏达州亨平县检察院正式宣布不就刘强东案件进行刑事起诉，主要原因是证据不足。至2019年4月16日，刘强东一案中的女方刘某某将刘强东以及京东告上民事法庭。

>>女留学生

起诉书显示当事女生共提出六项指控

华商报记者注意到，4月18日，署名为央视特约评论员的王志安发布了一份他获得的“刘强东案起诉书”。起诉书中，原告刘姓女生一共提出了六项指控：

1.意图伤害和殴打；

2.非法限制自由（在豪华车内）；

3.性侵和殴打（公寓内）；

4.意图伤害和殴打的连带责任（豪华车内）；

5.非法限制自由的连带责任（豪华车内）；

6.性侵和殴打的连带责任（公寓内）。

>>关注焦点

京东公司一起也成为被告的八大原因

在上述起诉指控中，京东公司也成为被告。原告的理由是：

1、在本案相关的时间范围内，被告刘强东作为被告京东的董事长和CEO，在他的工作范围内，依据其显然和真实的权威性从事行为。

2、在本案相关的时间范围内，Vivian 和 Alice 作为被告京东的代理人、从属方、雇员或暂借的从属方，为被告刘强东提供帮助。

3、在本案相关的时间范围内，被告京东许可、帮助并在财务上支持被告刘强东的全部行为，包括参加DBA中国项目，以及举办2018年8月30日的社交晚宴。该晚宴以被告京东的名义举办并付款。

4、被告京东许可被告刘强东参加DBA中国项目，并据推测支付了刘强东的学费。被告刘强东通过参与该项目，为被告京东带来了利益，具体而言，为被告京东提升了其董事长和CEO的管理学教育程度，增进了高端商务关系的水平。

5、被告京东为被告刘强东提供了其在明尼苏达期间，不受限制使用公司资金的渠道，包括在2018年8月30日的商务晚宴期间，刘强东使用被告京东的资金，支付了食物、酒和交通费用，包括租用豪华轿车。

6、被告刘强东以被告京东的名义，在2018年8月30日举办商务晚宴，以此接触并控制原告。

7、被告刘强东的侵权行为和他作为京东公司员工的职责具有相关性，主要在他从事工作的时间和地点范围内发生。具体而言，侵权行为发生在外表合法的工作活动期间，当时被告刘强东在履行作为被告京东员工的职责。刘强东的侵权行为发生在代表被告京东进行商务人脉扩展期间。正是基于被告刘强东作为被告京东董事长和CEO的地位，刘强东得以安排原告出席公司的商务晚宴，并迫使女方为了自己和公司客户的名誉而饮酒。另外，试图伤害和殴打的行为，发生在其他京东员工在场的情况下。这些员工不仅在场，而且协助被告刘强东在豪华轿车中实施了侵权行为。

8、被告京东能够遇见被告刘强东的侵权行为。具体而言，刘强东在特定的情境下，作为国际知名人物和富裕的总裁，在普通大学生面前具备权势的不对等地位，这也导致可以预见的权力滥用。这种滥用，是被告刘强东作为被告京东员工广为人知而且可以预见的风险，并且与被告刘强东的工作具有相关性。

基于以上原因，被告京东应当对被告刘强东的意图伤害和殴打行为承担连带责任。

>>京东回应

“起诉缺乏事实依据 坚信刘强东无辜”

据澎湃新闻报道，4月17日，刘强东的代理律师Jill Brisbois发表声明表示：“我们还没有研究过对方的诉状，目前不方便对一个正在进行的诉讼发表评论。此前明尼苏达州亨内平县检察官办公室对刘强东先生作出了不起诉的决定，我们坚信他是无辜的，我们强烈认为这个起诉是缺乏事实依据的，我们会坚决地为他辩护！”

京东集团代理律师Peter Walsh也发表声明称：“我们目前对此无法发表评论，但我们将坚决地对这个不实的指控进行辩护。”

>>律师说法

女留学生起诉刘强东及京东聪明在哪

4月19日，专精刑案辩护的美国联邦法院著名律师邓洪接受华商报记者采访，他依据起诉书详细分析了原告采取将刘强东和京东一并起诉的诉讼策略。

女留学生对刘强东及京东发起民事诉讼

邓洪律师介绍，美国民事诉讼95%以上都是庭外和解，原被告双方最终会民事和解达成协议，双方会签署保密协议，这会涉及和解金的具体数额，这对外是保密的。另外庭外和解也会确认“不认错”，虽然达成庭外和解，但不代表“我认错”。

根据起诉书，女留学生刘某某对刘强东的指控包括三项罪名：一项罪名是她由于喝醉，在车上刘强东对其不当地触摸；第二项指控是妨碍到了她的自由，当时她要求下车，但是刘强东强硬地不让她下车；第三项指控是在她的公寓内，刘强东性侵了她。

此外，刘某某指控了京东公司。她将京东公司牵扯进该案，最重要的理由是京东公司需要为刘强东作为总裁的行为负责。在起诉书中，她指控京东公司主要基于三个理由：一是当晚的聚会是以京东公司的名义举行的聚会。聚会的场所是京东订的，聚会中的用酒也是用京东公司的信用卡购买。所有的安排都是刘强东的两名助理帮忙筹备的；二是案件中涉事的车辆是京东花了1.8万美元租赁的，而司机也是京东雇佣的；三是陪同刘强东到刘某某公寓的也是两名京东的职员。

向刘强东传达传票 案件拖上至少半年

“这类民事案件的提出，只会将刘强东的案子越扯越大，但是原告要告赢刘强东有一定的难度。”邓洪律师表示，因为民事诉讼中，原告必须要将诉讼的起诉书送到刘强东手上。目前看，如果刘强东不回美国，原告在技术上必须要通过国际公约来发送传票。这会使得诉状在时间上会拖上半年至一年的时间才能够送到刘强东手上。

另一方面，京东在北加州的山景城设有分公司， 诉状要传达给京东的话相对来说会容易得多。因此，原告律师采用了一个非常聪明的策略，那就是“告公司”的做法。公司要为员工负责任，因为聚会是由京东公司举办的。京东的职员协助举办了聚会，在车上发生了不当的触摸以后，京东雇佣的司机和职员看到了听到了并没有阻止，并且他们陪同刘强东到了女生的公寓，这成为了公司的行为。

京东要想推卸责任 刘强东成关键证人

邓洪律师表示，虽然京东的律师辩称，公司不应该为此负责任，但是对刘强东来说，除了送传票有一定难度以外，刘强东一旦收到传票，他必须要进入取证程序。刘强东的律师，是不可能让他来录口供的，因为刑事案件有3到5年的追诉期。如果在3到5年之内，如果刘强东承认了性侵，或是在口供里说错话的话，又可能会引发刑事案件。

邓洪律师分析，在刘强东很有可能不提供口供的情况下，往往会是原告的受害人的一面之词。这种情况下，对刘强东的公司京东来说，要想刘强东出面来反驳受害人指控的话，已经没有最直接的证人——也就是刘强东。对于京东来说，能够帮助他们推卸责任的辩词可能有两点：第一，刘强东此次的事件是个人行为，跟京东没有任何关系；第二，刘强东和受害人发生性关系是两厢情愿。但是无论要怎样都需要刘强东作证。

正如上述所说，刘强东如果出庭作证的话，存在着几种可能性：第一，他不一定敢来美国；第二，刘强东的刑事律师不可能让他录口供，因为录口供会重新引发刑事诉讼的可能性。

案件埋下两大伏笔 最终可能走向和解

“因此从整体来说，我相信刘强东可能会在官司进入正式取证程序之前，双方和解。”邓洪律师指出，从起诉书来看，也埋下了两个伏笔：首先，律师不想让外界感觉到女子是为了钱而起诉刘强东的，所以律师故意将索赔金额定在了5万美元以上，但是最终和解可能远不止5万美元以上而已；其次在诉状中的另一个伏笔则是“学校”。因为活动也是学校安排的，华裔教授安排受害人参加活动。因此案件将来也不排除受害人将学校作为被告发起诉讼。因此，综上所述，刘强东性侵案所波及的法律纠纷可能仅仅是刚开始而已。

>>律师说法

明州律师：刘强东民事案中女方胜算低

4月16日，处理过多件性侵案件的明州华裔律师周东发表示：女当事人胜算低。

“第一步应该是双方协商，讨论赔偿问题，从目前状况看，要么是刘强东的律师没有理会女当事人的要求，或者双方没有谈拢，我们才会看到现在的局面，刘强东被告上法庭。”周东发介绍，目前已经是民事案件的第二步。关于赔偿数额，周东发解释说，根据当地法律，性侵案件“起步价”5万美元以上，所以公布的法庭文件中的5万美元以上，并非当事人要求赔偿的数额，而是以类似“起步费”的金额数量。

至于女方当事人此番胜算如何？周东发认为并不乐观，“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对于证据等的要求不同，至少在明州，一般性侵案件中，刑事对于证据的要求还弱于民事，现在连刑事案件都没有告下来，民事更难说了。”此外，在此民事案件中，刘强东可以不出庭。

>>律师说法

刑事诉讼没成功 民事案件未必不能成功

4月18日，擅长处理跨国法律诉讼的知名律师郝俊波接受华商报记者采访表示：“刘强东民事案中女方胜算率具体有多高，这个说不好，但它肯定要比刑事案件要容易些，但是也不会太简单。”

“美国的诉讼赔偿金额并不是像中国一样，原告自己提出索赔金额写在诉状上，要求赔偿多少，在美国民事诉讼案件中，如果原告选择要求陪审团来审理，赔偿金额就由陪审团提出；如果选择法官审理，则由法官具体提出，都不是由原告自己提出索赔金额。”

郝俊波表示，民事诉讼中，原告方可以自己单方提起诉讼，不需要非得和被告方进行协商或者进行联系，“刘强东所涉民事案件也有可能是双方已经联系过，没有达成一致，所以才提起诉讼。”

谈及女方为何要将刘强东和京东公司一起告上民事法庭，郝俊波表示：“女方告刘强东肯定是没有问题，因为这是一个民事侵权案件，但是为何一并将京东公司也列为被告，一定要告京东公司，这需要详细研究女方的起诉状。”

郝俊波分析认为，“按照起诉书中披露的8个理由，原告方的说法确实能够自圆其说，有它的道理，因为本身民事诉讼案件就是原被告都有自己不同的观点，最终京东公司应该承担什么责任，那是由法官或者陪审团来认定的。另外，考虑到案件本身当事人的特殊性，把京东公司也列为被告，我认为这也是原告的一种诉讼策略，原告的这种做法应该是比较成功的，这样会给被告方比较大的压力，对方就有可能会通过和解等方式尽快解决这个案子。”

针对京东力挺刘强东的回应，郝俊波认为，“京东自然肯定会为刘强东辩护，京东的说法虽然是官方的答复，京东说相信刘强东没问题，但这个说法并不能作为这起民事案件的证据，这个说法实际上没有什么借鉴意义。”

郝俊波分析认为，美国法律的基本原则就是民事案件对证据的认定，要比刑事案件宽松容易得多。简单地说，一个案子如果刑事诉讼没有成功，民事案件未必不能成功，这个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当年的辛普森杀妻案。当年辛普森一开始也是被指控杀害妻子，但是这个刑事案件最后陪审团裁定其无罪。美国刑事案件对证据的要求标准非常严格，证据不能被人正当合理地怀疑，只要证据有疑点，那指控罪名就不成立。如果是民事案件，基本上如果是认为可能性较大，只要有这个可能，法官或陪审团，就有可能会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华商报记者 燕然

本文由树木计划作者【华商报】创作，在今日头条独家发布，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