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找继承纠纷律师，深圳男子遗赠保姆房产案

近期，深圳中院审理的一则同居保姆受遗赠案，其判决结果在网上引起了广泛探讨，也在同行中引起了热议。

为探究全貌，在裁判文书网找到判决原文，读完后写就此文。

先来梳理下案件事实：

被继承人刘某与陈某1于XX年登记结婚，婚姻期间共生育刘某1—刘某5共五名子女。

约在1981年间，夫妻感情不合，开始分居。

分居若干年后，2001年因刘某生活需要，聘请了杨某作为保姆，由其照顾刘某的日常生活，后产生感情成为同居伴侣。

婚姻期间，刘某自建了三幢房屋，2010年因政府旧村改造将老宅拆迁回迁房屋。

经旧改办及村委统一安排，刘某1-刘某5五子女各分得一定平方。陈某1将其份额主动给了三个男孩，自留了80平方。刘某分了300平方，共三套房屋，各100平方。

2015年7月3日，刘某向法院起诉离婚，法院判决双方不予离婚。

2016年8月9日刘某再次起诉离婚，法院判决准许双方离婚。

陈某1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刘某在二审审理期间于2017年8月27日因病死亡，中院作出裁定，终结诉讼。

刘某去世前与杨某一同生活。

杨某提交两份遗嘱，第一份写自2016年8月4日，由律师事务所见证，为自书遗嘱。遗嘱中，刘某表示将旧村改造获取的300平方米房屋全部归杨某所有。

第二次为打印遗嘱，立于2017年6月19日。遗嘱同样表示，将旧村改造获取的300平方米房屋所有权全部归杨某所有。立遗嘱人处有刘某签名及捺印，并有两名见证人签字。

杨某起诉，要求：1.确认两份遗嘱合法有效；2.旧改项目回迁住宅300平方米由杨某继承。

一审法院认为，两份遗嘱有效，但处分的房产为夫妻共同财产。刘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和杨某非婚同居多年，存在过错，另从照顾女方原则考虑，酌定夫妻共同财产中的两套房产归陈某1，一套房产为刘某财产，属于遗产，由杨某继承。

二审法院认为，刘某超过日常生活所需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同居行为也违反了夫妻忠实义务，违反了公序良俗原则，遗嘱无效。杨某无权继承财产。

律师评析：

本案中，主要存在以下争议问题：

一、遗嘱的形式是否存在瑕疵从而产生无效的后果？

二、遗嘱中所处分财产是否为夫妻共同财产？如处分了夫妻共同财产，遗嘱的效力该如何认定？

三、若遗嘱处分的是个人财产，将个人财产赠与同居保姆或小三，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下面我们逐一分析：

一、遗嘱的形式是否存在瑕疵从而产生无效的后果？

案件中，刘某先后共立下两份遗嘱，第一份遗嘱，在律师事务所见证的情况下，一般不会出现太多效力上的争议。第二份遗嘱，遗嘱人采用的是打印形式，2017年，继承法中尚未有规定打印遗嘱这种形式。2020年民法典才确立了打印遗嘱这种新的遗嘱形式。

《继承法》第二十条规定，遗嘱人可以撤销、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刘某立下的两份遗嘱，内容前后一致，如果第二份遗嘱因形式不符合当时法律规定，被认定无效或者遗嘱是在遗嘱人神志不清的状态下签字，那么还有第一份遗嘱，第一份遗嘱仍然有效。

二、遗嘱中所处分财产是否为夫妻共同财产？如处分了夫妻共同财产，遗嘱的效力该如何认定？

刘某的300平方房屋是由于政府旧村改造而获取的，当时经旧改办及村委统一安排，刘某、刘某妻子陈某1及五名子女已经就各自获取的拆迁面积达成了一致。如果当时政府就是按人口户籍来划分拆迁面积，刘某与妻子陈某1又没有明确对各自获取的房屋面积约定为各自所有，那么财产被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的可能性就很大。一二审法院均认定300平方米房屋为夫妻共同财产。

刘某在遗嘱中处分了夫妻共同财产，遗嘱是否完全无效呢？

对此，《继承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十八条规定：“遗嘱人以遗嘱处分了属于国家、集体或他人所有的财产，遗嘱的这部分，应认定为无效。”

即，处分了属于夫妻另一方财产的遗嘱内容无效，处分遗嘱人个人财产的遗嘱内容依然有效。

三、若遗嘱处分的是个人财产，将个人财产赠与同居保姆或小三，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这一点是本案争议最大的地方，一二审法院有完全不同的观点。

一审法院认为，杨某和刘某的同居行为虽然违背公序良俗，为法律所禁止，但该行为并不必然导致刘某的遗赠行为无效。遗赠是权利人对自己财产的单方意思表示，亦受法律保护。《继承法》对受赠人的身份和主体资格没有限制性规定，赋予了公民遗嘱自由的权利，任何公民生前均有权依法处分其个人所有的合法财产。

我们已经分析了遗嘱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效力问题。那么二审法院认为遗嘱无效的理由只剩下一个：将房产遗赠给小三违背了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首先，我们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刘某已经离婚，刘某写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情人（婚姻存续期间就有），有没有问题？

答案是不应存在问题，因为处分的是个人财产，而且已经离婚。即使刘某因婚外情在婚姻中存在过错，也是在双方协议离婚或离婚诉讼中处理，并不影响刘某离婚后处分个人财产的行为效力。

其次，我们再来梳理一下刘某立遗嘱的时间，以判断深圳中院的判决是否公允。

2015年7月3日，刘某已经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2016年2月5日，法院判决不予准许。2016年8月4日，在律师事务所见证下，刘某立下自书遗嘱。

2016年8月9日，刘某再次起诉离婚，2017年4月26日，一审法院判决准许离婚。陈某1不服，提起上诉。

2017年6月19日，刘某又立下遗嘱，遗嘱内容基本相同。

如果中院认为婚姻存续期间，一方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给婚外伴侣，有违公序良俗。

那么刘某是在提起离婚诉讼没有被支持的情况下，写下第一份遗嘱。而且没隔几天就第二次提起了离婚诉讼，第二次遗嘱也是在一审法院已经判决离婚的情况下所立。

由上述事实，应可以探知刘某的本意，其是想将个人房产遗赠给杨某的，也是想在离婚后写遗嘱赠给杨某的。刘某并非恶意处分、转移夫妻共同财产。

离婚诉讼，如果一方不同意离婚，时间往往持续比较久。不能因为对方的上诉，就忽视双方感情基本已经破裂的事实。

再次，《继承法》第十六条规定，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人活一世，一直在充当各种角色，有时候身不由己，有时候言不由衷。能写下一份遗嘱恐怕是一个人对生前最好的交待，也是独立个体存活于世时充分行使个人权利的最好展现。哪怕只有为数不多的存款，也可以选择给谁不给谁。

《继承法》第十六条也规定了“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如果刘某立遗嘱将财产赠给不是法定继承人的其他亲属或朋友，完全没有考虑妻子和五个子女的亲情关系，那么法院是否能认为刘某不顾家庭亲疏远近，不考虑妻子儿女的感受，刘某的行为不利于稳定家庭关系而径直认定遗嘱无效，答案显然不是。

况且，杨某已经与刘某共同生活十七年之久，一直照顾陪伴刘某。

刘某在遗嘱中称，是先与陈某1感情不合分居多年后，才慢慢与杨某产生感情。陈某1在上诉状中也并没有提到，是其夫妻在感情正常、共同生活期间，聘用了杨某为保姆，杨某由此介入了双方感情，影响了双方关系。

而感情问题，也往往不能简单用一个对或错字来评价。

最后，我们在之前的文章中讲过，婚姻存续期间，一方将财产赠与小三，法院就有两种处理方式：一种支持原配完全要回（需要提醒的是，要回的财产并非原配个人所有，仍然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如双方离婚，对该财产分割后，赠与方依然可以再次处分财产）；一种认为可以要回一半。

按照第一种观点，即使深圳中院认定其中一套房屋归刘某所有，刘某已经过世，不可能活过来再次对该房产做出安排。

第二种观点，人在世的情况下，法院尚支持一方对夫妻共同财产中属于个人的份额有处分权。遗赠是在遗嘱人死后发生效力，却受到完全的否定评价，冲突的判决恐怕让人无所适从。

刘某遗嘱中对个人财产的处分应当受到尊重，杨某的权利也不应当受到完全的限制。

故笔者更赞同一审判决的处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