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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解放后不久，刚刚50岁的董竹君竟收到了一张来自法院的传票。而这张传票的原告竟是她创办的锦江饭店的老员工刘伯吾和已故老员工温子研之妻王小姐。

而他们两联合将董竹君告上法庭的理由竟然是：董竹君谋了温子研的财，且害了他的命。

这张传票被送到锦江时，所有的锦江员工都近乎炸裂，他们一个个都义愤填膺地议论道：“整个锦江，谁人不知董先生对刘伯吾和温子研恩重如山，这倒好，恩将仇报来了！”

董竹君接到传票后整个人都懵了，良久后，她才在众人的包围下说了声：“先都散了，我一个人待会儿。”

显然，这张传票对董竹君的打击相当重，几十年后，她曾在回忆录《我的世纪里》用“百思不解的诬告”来形容这次被告。而在提到两名原告时，她用到的则是“视若亲骨肉”。

也只有真正曾被自己付出过真心对待之人的诬告，才可以让见过无数大风浪的董竹君如此失态。而更为重要的是，这两个人还与董竹君生命中一个极其重要的人有关，他就是曾资助董竹君开办锦江饭店的已牺牲义士李崇高。

李崇高本只是一名普通的革命者，他因听过督军夫人董竹君的出走事迹而拜访了她。拜访中，因为眼见董竹君正陷入困窘，他便提出拿2000大洋资助她做点生意，以摆脱目前的窘迫经济状态。

当时的董竹君正经历父病、母亡、被逼债，因为出走，她还带着四个年幼的女儿。在那种境况下，李崇高的2000元无异于雪中送炭。

可面对萍水相逢的李崇高，董竹君却犹豫了，一来她不清楚他的真实用意，二来，处于最低谷的她也没想好如何用这笔钱。所以，李崇高第一次上门时，董竹君并未接受他的好意。

让董竹君下定决心接受这笔钱的，是李崇高再次造访时的那句话，他说：“既然我已言明是‘借’，你就不需有心理负担，我相信你可以把这钱用好，你也应该去试一次。”

因为这句“试一次”，曾经有过数次成功经商经历的董竹君终于心动了。于是，送别父亲后，董竹君便接受了李崇高借出的2000元，并在之后迅速开始筹划开办锦江饭店。

可以说，若没有李崇高，便没有后来的锦江饭店，自然也没有后来的董竹君。所以，后来即便偿还了这2000元且给予了适当补偿，可对于恩人李崇高，董竹君一直常怀感恩。

也正是基于这颗“感恩心”，董竹君接纳了李崇高介绍来的两名学生进入锦江工作。因为这两名学生都自四川来，且又是李崇高介绍的，所以，董竹君一直对他们格外照顾。

最初，李崇高的意思是让董竹君给他两安排一个茶房的工作， 这个工作就相当于营业部店业的服务员。可董竹君却将他们安排在了更重要的岗位，后来，她还把刘伯吾还升为了茶室副经理，而温子研则被安排负责采购。

用今天的话讲：李崇高安排的这两个学生，都被董竹君重用了。

在那个年代，两个穷学生能得到这般重用自然是少见的。可他们跟了董竹君后得到的，远不止这些。

董竹君一向待人不薄，面对恩人介绍来的晚辈，她更加是宽厚仁爱有加了。为了让他们两在锦江有家的感觉，她将他们的衣、食、住、行、病痛到成婚，都安排得妥妥当当。

平日里，只要是他们两的事，不论是家里的还是家外的，董竹君都会倾尽全力协助解决。

在锦江工作期间刘伯吾曾因病住院了四十天，住院期间，即便再忙，一直把他们两当亲生孩子看待的董竹君也会前往医院看望。

后来，刘伯吾父亲去世一家七口生活没了着落，得知消息后的董竹君二话没说筹得一笔款子给他买地了。后来，刘伯吾结婚时，董竹君又拿出了二十两黄金为他置办新房。

董竹君对刘、温二人的照顾，显然已经比普通父母为孩子做的还要多了。当时一心付出的董竹君似乎忘了“过犹不及”这句话，她并没有意识到：恩施过重，也会滋生害，即害生于恩。

左一为董竹君

实际上，董竹君周围的人早就已经察觉刘、温两人有“害生恩”的倾向，只一向待人宽厚的董竹君自己一人未察觉罢了。

董竹君自菲律宾逃难回上海后患了伤寒症，此时已离开锦江的刘、温得知消息后火速赶来了，但他们却并非来探病。

他们深夜造访的目的是要跟董竹君借钱，刘伯吾一见到董竹君就急急地道：“子研想在北四川路开设纽约舞厅，缺乏资金，你可得帮帮他。”

因为董竹君正发着高烧，而且时间已经半夜两点了，所以她的女儿夏国瑛有些不高兴地说：“妈妈在发烧，时间已两点，太晚了，你们明天再来好吗？”

董竹君也吃力地半撑着身子道：“我现在病中，并且两店目前自身困难很多，我怎有力量帮助他呢?”可即便董竹君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刘、温也一而再、再而三地不肯放过董竹君，最后，见他们如此她只好面上答应了。

第二天，董竹君便撑着病体在床上写信给几个友人请他们借款子。夏国瑛见母亲这样忙阻止她道：“我看这几个人未必知道好歹，妈妈你帮了他们这么多，他们可曾感谢过你，现在又要这许多钱，我们又困难……”

董竹君听了叹了口气道：“他们是李崇高介绍来的，他们要，当然要给。”夏国瑛听到这嘀咕道：“李崇高是李崇高，他们是他们。”

很显然，当时的夏国瑛就已经觉察到刘、温两人有“害生恩”的倾向，可董竹君却还浑然不觉。

拿到董竹君给他们借来的那笔钱后，温子研便在上海西四川路开了一个纽约舞厅，舞厅开张后生意兴隆。

人都说：轻易得来的东西往往容易失去，果然，因为成功来得太容易，飘飘然的温子研开始养起了情妇。他的妻子知道后便跑到舞厅大吵大闹，这样一来，兴盛半年的舞厅生意便慢慢冷落下去了。

后来，因为办舞厅欠了外债后走投无路，温子研提笔给董竹君写了一封绝笔信，信上说：“老师， 我已到如此地步，无法再活，请你将舞厅和我住房起顶出，由你出面和债权人清算。至于我欠你老师的部分，待下辈子变牛变马还你。”

温子研写给董竹君绝笔信

善良的董竹君收到信后立马请人找回了温子研，然后她一面将他藏在茶室楼里治病，一面请律师刘良、会计师陈力，请他们将住房留给他妻子，仅将舞厅出顶。

依法清算完后，董竹君又请债权人到“锦江”吃饭，帮助把各个债务都清算清楚了。到此，董竹君便算是为温子研把烂摊子收拾完了。

可此时温子研的肺病已经病入膏肓了，自知自己时日无多的他便提出要回四川老家。董竹君了解了情况后便再次给他凑了路费、药费。回四川后不久，温子研便辞世了。

董竹君万万没想到，就在温子研辞世后他父亲刚向她道谢完不久后，她竟由温家的恩人成了谋害温子研的“被告”了。

董竹君成为被告后的心情真真是五味杂陈，她已经无力去找什么证据证明自己清白了，因为这事在她眼里真真是“百思不解”的一桩事。

因为这事对董竹君打击很大，所以接到法院传票后她接连几天都把自己闷在家里。眼看着上法庭的时间就到了，可董竹君却没有丝毫动静。也是，有谁会想搜集自己没有谋害自己视若亲骨肉之人的“证据”呢？

好在，因为锦江的店员和知晓境况的友人都看不惯刘伯温的做派，他们便主动来到董竹君家并敲开了她家的门。董竹君开门后，他们纷纷站在门口说：“你别去出庭了，我们代表你去，这些事我们都知道，我们可以代表为你作证。”

之后，在法庭上，面对温子研写给董竹君的绝命书、温父写给董竹君的感谢信和舞厅盘出、债权人分摊款子收据等铁证，刘伯吾和温妻终于哑口无言。

后来，被初审判败诉的刘伯吾怂恿温妻预备再次上诉，结果上海高级人民法院批示道：“此案证据属实，不许再上诉。”

到此，这场诬告终于了结。

可此事虽然了结了，但董竹君心里的膈应难受一直在。她百思不得其解：对人好，怎么还反倒招来报应了？

直到数十年后，董竹君才从刘伯吾妻子的口中探听到这件事的真相。刘伯吾的妻子说自己曾问丈夫：“董先生对你这样好，你怎么做出这种事？”刘伯吾的回答是：“董先生心软还有钱。”

刘伯吾这句话道出了这场诬告的起因，没错，就是因为董竹君太过心软。与刘、温结识的一二十年里，她从来对他们有求必应，董竹君的这种过于心软实际就是刘伯吾起歹心的诱因。

这种诱因的滋生在古代典籍里被称作“伏藏”，伏藏就是表面看着是统一，而下面蕴藏着矛盾。而这些蕴藏的矛盾，往往会在合适的时机因为特殊的外界刺激而被激发。

在董竹君的这场诬告案里，这个特殊的外界刺激显然就是温子研死前留下的一些“不明朗”。正是这些“不明朗”让刘伯吾觉得自己可以借机敲诈董竹君。可能的结果他都想好了，反正再怎样，心软的董竹君也不会把他怎么样。

而一旦诬告成功，他将可以得到大笔的钱财。

刘伯吾的猜测是正确的。这场诬告后，董竹君并没有就此事对他怎样。她只叮嘱身边人：此事以后不要再提。

1985年，刘伯吾去世时给董竹君发来讣告，她竟因念在他曾经为锦江工作过的份上还发去了吊唁电报。

1986年初，刘伯吾妻子有事抵京前往探望董竹君，她不仅接见了刘妻，还嘱咐儿子大明陪刘妻吃了便饭。

好在，此后的董竹君彻底懂了“斗米养恩人，担米养仇人”的真正意味，后来的余生里，她一直努力把持施恩的尺度，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再次“恩生害”。

但无论曾发生过怎样的艰难困苦，董竹君也始终未有片刻放下过“感恩”，对李崇高如此，对曾经帮助过她的其他人她也是如此。

一位名叫郑素因的女子曾借给董竹君300元用来做其母亲的安葬费和平日的生活费，后来，因生活窘迫董竹君借的这笔钱一直没还上。郑素因见状竟为逼迫她还款日日对她恶言恶语，为了催款她还曾咒骂董竹君及其全家。

可即便对这样的“恩人”，董竹君后来也倾尽全力相帮，她的女儿表达不满时，她很不以为意地说：“孩子啊，人要懂得感恩。当年，她借钱给我时我们都不认识，这是怎样的信任才能借出那么多钱啊！如果没有那300块，我能有今天吗？”

董竹君一生始终牢记对她有恩之人，可对于自己资助帮扶过的人，她却转身便忘记了。

董竹君晚年参加一次聚会时被一位将军拦下，后来她才知道，这位就是她曾经救助过的落魄青年。此时，这个青年已成为了开国大将，这位将军便是抗日英雄宋时轮。

后来，为了感谢董竹君当年的帮扶之恩，他送给了董竹君一件战利品礼物：一把日本上将的指挥刀。

如宋时轮这样曾被董竹君资助过的人有无数，大文豪郭沫若便是其中之一。

抗战时，刚从日本回国的郭沫若面临危险。为了躲避日本人的追杀，郭沫若便一直居住在上海捷克人开的公寓里。得知消息后的董竹君担心他被人暗害，于是为了他的饮食安全，董竹君便特地派专人每日给郭沫若一日三餐地送饭。

而这样的帮助，一直持续了近一个半月。

后来的郭沫若曾无数次感慨，以当时的紧张局势，若没有董竹君的帮助，他在上海真不知道要如何才能熬下去。

郭沫若

后来身居高位的郭沫若曾公开称董竹君为一饭救韩信的“漂母”，他还为此给董竹君写诗填词致谢，在他给董竹君的诗词里，有一首是这样写的：

“患难一饭值千金，而今四海正陆沉。今有英雄起巾帼，‘娜拉’行踪素所钦。”

从郭沫若的诗词里便可见他对董竹君的感恩之情，可事实上，相比董竹君对郭沫若的恩情，她给过刘、温的恩情明显要多得多。

但最终，少量的恩依旧是恩，而大量的恩却反倒成了害了。害生恩后便是恩将仇报，这种滋味每个人都不想有，也都憎恨，可这样的例子却屡见不鲜。

而要避免如董竹君这种类似悲剧的发生往往只有一种法子，那就是在“防其极”，而这个“防其极”说到底便是重视前文提到的“伏藏”。具体方法便是：施恩不能过。

因为，一旦施恩过便会让人依赖，一旦依赖，则各种不好的东西便也就滋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