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跟律师女孩找话题聊天，职业发展中的玻璃天花板现象是指女性在职场中

“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很多人都知道卢梭的这句名言，长久以来的学术界也一直在争论如何能够说服自由个体共同生活于社会之中、如何在个体之间，以及个体与社会之间建立一定的规范与准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社会契约”。

在社会契约之下，一个社会需要满足个体“恰如其分的期望”。这种“期望”既涉及维持个体基本生活所需的各项支持，也指向个体为实现美好生活所需要的能力、机会与自由，同时它还不能影响社会运转的整体利益。然而，囿于社会惯性，我们常常会忽视，这份“社会契约”赖以建立的社会土壤是否正在发生变化。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校长米努什·沙菲克（Minouche Shafik）认为，当前社会契约中许多条款的基础现实其实已经改变。直到20世纪末，社会运转的逻辑依然无法走出传统家庭的性别分工，且仍然在假定人们一旦走进婚姻就不会离婚。许多政策举措还在预设：学校教育能够受用终身，个体的职业变动不会太频繁，以及养老重担主要得靠家庭分担。

但现实情况是，女性就业率在全球都呈现出增长态势，不论是在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国家，离婚率都有所上升。而放眼就业市场，新冠疫情加剧着工作的不稳定性，尽管各国政策的落点不同，但结果却是不同国家都程度不一地出现了“两级劳动力市场”——社会的各项保障集中于“受监管程度高且正规的劳动力市场”，但大批的劳动者只得灵活就业，涌向那个“受监管程度低且非正规的劳动力市场”。同时，技术的发展冲击着高等教育的“回报率”，人们开始疑惑，校园内的知识习得似乎从走出校门的那一刻就“过时”了？更重要的是，越发灵活的就业模式也在冲击着传统的家庭赡养体系。

《新社会契约：重系21世纪公民与社会的纽带》，[英]米努什·沙菲克 著，李艳 译，中信出版社2022年6月版。

面对变化的现实环境与固化的社会契约之间的错位，近年来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失望与焦虑情绪，如果21世纪的头十年我们还能够选择“关上窗户”，延缓改变，那么新冠疫情的全球暴发则让这种错位愈发醒目。这些都引起了经济学家米努什·沙菲克的思考。过去的25年，她曾在多个国际组织与机构中任职，积累着实践层面的观察经验；同时，她也在大学任教，与最新的相关理论思潮相距不远。

在沙菲克看来，如果不想让公民与社会间的信任出现持续的裂痕，就需要重思彼此的依存关系，寻求建立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新社会契约”。这之中并不存在唯一正确的答案，但不同国家间的经验分享却十分必要。她将这些实践观察与思考收入《新社会契约》中，从育儿、教育、医疗、就业、养老与代际冲突六个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层面入手，尝试提供一种解决方案。

相较于纯粹的理论阐释，贯穿全书的更多是来自政策从业者的视角，沙菲克关心的是，我们的社会能否促成一些实质性的改变，最终真正让生活于其中的每个公民受益。与此同时，这位女性据说也是目前为止最年轻的世界银行副行长，这条路走得并不容易，她会有哪些感受想与读者分享？借新书出版之际，我们通过邮件专访了沙菲克，从她的个人经历聊起，也谈到了她基于新社会契约的构想与观察，而最终落回的是，如果这个愿景当真足够振奋人心，那么它又是否能够真实落地？

以下是新京报记者对米努什·沙菲克的专访。

女性职业发展的当务之急，

是警惕“黏糊糊的门”

新京报：先聊聊你的个人经历吧。据统计，你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世界银行副行长，还曾在多个国际组织担任要职。“最年轻”这个标签曾经带给过你压力或是困扰吗？与你共事过的人将你比作“非常好的魔术师——你看不到她是怎么做到的”，且你本人也曾在接受采访时称“不必成为房间里最聪明的那个人。”那么，可以透露一下“魔术”背后的秘诀在于什么吗？

米努什·沙菲克（以下简称沙菲克）：说起与人共事，实际上，我最喜欢的一句话其实来自中国古代的哲学家老子。早在公元五世纪左右，《道德经》中就记载：“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它大概说的是，对于一个领导者而言，最高的境界恰恰是当人们几乎感知不到他的存在时。

优秀的领导者会在他们周围建立起优秀的团队，并使他们能够贡献出自己最好的东西。那些总是需要显示自己有多聪明，或坚持告诉别人该怎么做的人，最终会取消一切思想和辩论，生活在回声室中。不可避免的是，他们最终做出的决定也不如那些鼓励咨询、参与和倾听的人（做的决定）更好。当然，最终，领导者还是需要拍板决断，并对所做的决定负责。但如果他们能够听得进去其他人的意见，他们其实能做出更好的决定。这也是我在工作中一直努力想做到的。

米努什·沙菲克（Minouche Shafik），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校长，横跨学界和公共政策领域的经济学家。曾任职于世界银行长达15年，是世界银行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副行长。2008—2011年担任英国国际发展部常务秘书，2011—2014年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2014—2017年担任英国央行副行长，于2017年开始担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校长。此外，她还曾任教于乔治敦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她于2015年获得了大英帝国司令勋章。

新京报：我注意到你十分重视年轻人的政治参与，且不止一次呼吁我们应做些什么去纠正制度中的“老年统治”。据你观察，这种“老年统治”具体带来了哪些问题？以及你又会如何看待如今在许多领域（如互联网行业）出现的“年轻崇拜”现象？

沙菲克：当一个国家日益陷入老龄化，当局往往倾向于缩减教育和环保领域的支出，转而加大对养老和医疗保健的资金支持力度。但老年人一般不太敢冒险，即便他们也会关心下一辈的成长。更何况，根据目前人口结构的发展趋势来看，孙辈的数量会越来越少。这些都指向了老年统治的潜在风险——对未来投资不足，一味想要维持现状。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就要转向一种“年轻崇拜”。我丈夫在50多岁时曾创办了一家公司，他比很多同事的年龄都大很多。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为整个团队带来了年龄沉淀下的智慧和经验，（这些）很好地与年轻人的创新与干劲达成了一种平衡。我的意思是，在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拥有不同经验和想法的人聚在一起，才会促成更好的决策。

新京报：除了“最年轻”之外，你的“女性行长”身份也颇受关注。你曾多次在公开发言中表示经济领域一直非常男性化，尤其在多数经济组织中，男性都占比颇高。我们似乎习惯将女性在职业发展中受到的限制比喻为“玻璃天花板”，但你曾谈到相比之下更喜欢将其称为“黏糊糊的门”（Sticky Door），为什么这么说？

沙菲克：确实，在许多领域和机构内部，存在着一种当权者以自己的形象组织招聘的倾向。经济学领域就是个很好的例子，甚至到今天为止，这里面70%的博士都是男性，这个比例要远远高于其他传统的以男性为主的领域，比如工程师、医生和律师。我在牛津大学读书时，从没遇到其他攻读经济学博士的女性，而人类学那边倒是有很多女性，后来我和她们都成了很好的朋友。

我之所以喜欢“黏糊糊的门”这个比喻，是因为“玻璃天花板”这个词太容易给人一种印象，仿佛女性中只要有一个人成功打破了它，所有其他的女性都会连带着更容易做到。但根据我的经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是，没错，你可以试着去推开它，但在微微敞开一道缝隙后，你发现它其实又会粘连在一起，甚至可能还会拉出丝儿，（要说变化的话）只能说它只是没有原先那么黏稠泥泞罢了。

解决的办法之一是，如果有人能够在门的另一边同时用力，帮我们拉开这道门的话，情况会有很大改观。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有许多人，通常那个角色是男性，他们在门的另一侧帮我拉开了这道门，给了我机会。

《看不见的女性》，[英]卡罗琳·克里亚多·佩雷斯著，詹涓译，新经典文化 | 新星出版社，2022年8月。

“预分配”而非“再分配”：

关键是对每个人投资

新京报：在最近出版的这本《新社会契约》中，你呼吁个人、家庭、企业和国家间应建立新的社会契约。就社会契约而言，大众较为熟知的是18世纪法国哲学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既有的社会契约为何需要变革？以及你所提到的新社会契约主要“新”在哪里？

沙菲克：旧的社会契约正在被技术发展和女性角色的改变所瓦解。前者影响了如今工作本身的性质，尽管各国总体而言看上去似乎更富裕了，但也变得更加不平等和不稳定；同时，技术也扭转了我们对教育系统的需求，中低技能水平的劳动者工资下跌，人们越来越憎恨收入最高的那1%。随着妇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她们不再像过去那样留在家中照顾老人和年轻一代。世界各地都面临着老龄化，这意味着年轻人（尤其是那些在老龄化迅速发生的中国的年轻人）将不得不通过更高的生产力来支持更庞大的老年群体。当然，气候变化也意味着代际之间的契约被打破，我们都不确定是否还能留给下一代一个健康的星球。

对此，我的观点是，一个更好的社会契约应该对彼此进行更多的投资（比如通过早教和终身学习），使男性和女性都能够将各自的才能发挥到最大程度（比如更合理的育儿假政策），并为所有人提供更多的保障（比如一视同仁，为所有工人提供同等的福利，即便这之中有些人并不在编制之内）。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我强调的不是说“再分配”，而是经济学界提出的“预分配”——投资给到每个人，让他们都能够通过工作获得良好的收入，过上体面的生活。

让—雅克·卢梭 (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法国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启蒙运动最卓越的代表人物之一。主要著作有《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忏悔录》等。《社会契约论》是卢梭最重要的政治学著作，书中提出的主权在民思想是现代政治制度的基石。

新京报：你在书中多处提到新冠疫情对既有社会契约的冲击，可否简要概述一下新冠疫情如何影响了你对于新社会契约的构想？以及，新冠疫情发展至今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关于这个话题你有哪些新的观察发现或是思考吗？

沙菲克：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我就已经在构思并着手写这本书了。但我的确发现，新冠疫情揭示出我们现有的社会契约中存在的很多问题——不稳定的工作产生的风险，那些尝试居家学习的职场妈妈所面临的诸多挑战，以及薄弱的医疗保健体系带来的不安全感等等。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毫不奇怪，那些拥有更好的社会契约、民众社会信任度高的国家在疫情期间表现也更好。

新京报：你在2022年初的一篇文章中谈到，人们是否认为自己有义务接种疫苗、戴口罩或在感染时进行自我隔离，这些不是流行病学问题，而是社会和政治问题。在新冠疫情暴发初期，以阿甘本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也曾提出“作为政治的流行病”的相关判断，你会如何看待此类声音？

沙菲克：我认为，目前来看，不论是接种疫苗还是戴口罩，相关的证据支持已经很清晰了。这里面的政治问题是，我们的社会是否按照这个执行，因为我们觉得这肯定需要让个体为集体利益做一些牺牲和让步。很显然，当然需要在个体自由和集体利益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不过，我的确认为，在民众的生命受到威胁的危急时刻，共同利益是应该优先考虑的。

传统的中产工作面临“空心化”，

未来需要更多教育投资

新京报：近年来，为应对全球范围的就业问题，终身学习受到更多重视。但对多国而言的当务之急是终身学习的费用由谁支付。我注意到英国今年推出了“终身贷款权”的实施细则，不过这一政府出资的项目却备受争议。政府虽有意为民众提供职业教育的经费支持，但舆论焦点依然是进入大学的大门是否被关上了。换言之，经济政策似乎不足以提升公众对职业教育的认识。实际上，这一难题并非只出现在英国。除了必要的经济政策外，我们的社会还能为此做些什么？

沙菲克：我们正在走向这样一个世界，为了获得良好的生活品质，我们有必要开展一些“再教育”，或者说“第三期教育”（完成中学教育后的教育阶段）。在英国，约有一半的学生会在中学后升入大学，但对另一半学生而言，他们的选择很有限，而且他们也没能从公共资金支持中获得什么好处。我们需要更加公平的竞争，为所有年轻人都提供机会，且无论他们是否选择上大学。

我本人是“终身贷款权”的支持者，这意味着我认同社会应该为每一个年轻人投资，让他们在人生中的任何阶段都能够获得资金支持，无论他们是想要上大学，还是说发展一些职业方面的其他技能。

纪录片《哈罗公学: 一座真正的英国学校》剧照。

新京报：新冠疫情促使“全民基本收入”的讨论又迎来一波高潮。英国经济学家盖伊·斯坦丁曾在全球35个国家建立网络，研究这一问题，并提出基本收入会使人得到经济安全感，且并不会变懒。不过，你在书中提及大多数国家可以制定出比全民基本收入效果更好的社会契约，可以具体谈谈这一构想？

沙菲克：在大多数国家，社会契约期望身体健康的成年人为社会作出贡献。我认为，“全民基本收入”其实破坏了这一原则，它说要给每个人固定的收入，不管他们是否需要，也不管他们是否能工作。我个人更喜欢有针对性的做法，给那些不能工作的人更多的钱，帮那些有工作但收入很少的人增加收入。这将为人们的收入提供一个底线，以确保社会上每个人都能过上体面的生活。

新京报：你曾在此前的公开演讲中提及埃及的“特殊性”——该国的不平等程度实际很低，真正的经济危机是中产阶级的恶化。在过去十年间，向下流动的埃及人明显超过了向上流动的埃及人，你称之为“新贫民窟”。可以进一步解释一下这种“新贫民窟”的出现吗？其实不只是埃及，包括在东亚的日本社会中，也有“下流社会”的倾向。你认为，它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一种世界范围的难题吗？

沙菲克：这些趋势反映了技术对工作的影响。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教育的回报率，这就导致受过教育的人收入很高，而没受过教育的人则做着工资很低的工作。与此同时，过去能够赚取还不错的收入的一些传统中产工作正在被掏空，并日益被自动化，比如工厂或是文职工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在许多国家看到这种收入分化的原因。而这也解释了我为什么一直在呼吁，一个更好的社会契约需要对教育进行更多投资，以便这些低薪工人都能够发展新的技能，这样才能改善他们的收入（状况）。

阻力重重：

新社会契约只是一种政治愿景？

新京报：在写法方面，贯穿整本书的是一种政策学习者和制定者的视角，想必这与你的工作经历有很大的关系。在多边组织任职期间，你会接触到来自各国的领导者。就你的观察而言，哪些因素阻碍着新社会契约在不同国家的尝试与落地？

沙菲克：据我的观察，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政治层面的，很多从现状中受益的团体很抵制变革本身。但是，一系列社会运动正在给领导人们施加压力。比如女性运动已经初步在产假问题上小有成果，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推进（父母双方的）“育儿假”制度，以便许多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杰出女性能够继续留在劳动力市场。同时，年轻人也在积极呼吁针对气候变化采取必要的行动。

历史来看，社会契约往往在危机时期会迎来重新谈判的机会——比如二战后英国福利国家的建立，又或者大萧条后美国推出的新政。而在发展中国家，社会契约则在去殖民化后迎来重新谈判。但如今看来，发展中国家的公民有着（较此前）不同的诉求期望——他们或是希望社会为他们的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和就业机会，或是希望当他们年迈退休之时能有（完备的）社会保障。在未来的几年，各国政府必须对这些需求做出回应。

新京报：本书谈及的社会契约更多关注国家内部，且你也提到它必须被嵌入各自的社会价值观中。那么，从国际交往的角度而言，基于各自价值观的契约是否会导向冲突？你如何看待一国内部的社会契约与国际间社会契约的关系？

沙菲克：我认为这其实是一个同心圆结构。我们大多数人都觉得，我们对我们的直系亲属亏欠是最多的——这是内圈。之后，我们对我们的当地社区有义务，然后，是我们的国家，最后，是对世界上的其他地区。我确实相信，我们对其他国家的人同样负有责任，尽管这些人我们可能从未见过。作为人类，我们应该希望每个人都有机会过上体面的生活。当然，有些事情，如气候变化或生物多样性，我们只能一起解决。但我也强烈地感到，良好的国家社会契约使人们能够慷慨解囊，（从而）支持良好的国际社会契约。

《人类的善意》，鲁特格尔·布雷格曼著，贾拥民译版本：湛庐文化｜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2年4月。

新京报：自提出新社会契约以来，你收到过反对的声音吗？如果有，你会如何回应这些声音？

沙菲克：主要的反对意见是，这一套体系在现实层面有多大可能性，还是说这只是一种政治层面的愿景？对此，我的回应是，我不认为如今的现状是可行的，或者可持续的。我在书中列举了很多证据，以说明不同国家如何更好地履行社会契约，给所有儿童平等的机会，为未来投资教育，为所有工人提供保障，为老年人提供支持并呼吁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社会作出贡献。这些都是有可能实现的，而且其中的一些已经在落地过程中了。

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来翻翻这本书，看看一个更慷慨的社会契约究竟何以可能，这个契约将推动建立一个更好的安全与机遇架构，最终使得我们所有人都能够从中受益。

采写/申璐

编辑/青青子 李永博

校对/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