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杜江茜 柴枫桔 山东临沂摄影报道
8年零9天,这是任艳红在看守所待的时间。她曾是临沂市看守所羁押时间最长的嫌犯,罪名为涉嫌投放危险物质罪,被控毒杀的,是邻居李忠山一家四口。
8年里,她两次被判死缓,又被山东省高院发回重审。她说,那时候,时间过得很慢,白天害怕夜晚,夜晚恐惧白天。
没投毒、没有罪、没买过鼠药——11个字,他们全家坚持8年。
2019年7月2日,临沂检察院决定撤回起诉。随即,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准许撤诉。
2019年8月1日,任艳红走出看守所,重获自由。
没有真凶再现,也没有亡者归来。从“疑案”判决“留有余地”到坚持依法“疑罪从无”,这起案件和“念斌案”一样,在司法界引起巨大关注和讨论。
任艳红并不知道这些围绕着她的各种讨论。这是她回家的第四个月,她染了头发,胖了十来斤,正在重新去适应这些年的变化,包括村里的道路、用微信聊天、长大的儿女、大不如前的身体……在一点一滴中,她慢慢重构着自己的生活。
李忠山家依然就在隔壁,事发后就大门紧锁,无人进出。“路过他们家时,我其实很平静。”任艳红想要走出过去,仍期待找到真凶。
小雪之后,这个北方村庄更加安静,默然等待着2020年的春天到来。
故事还没结束
清晨6点,任艳红一个人轻手轻脚起了床。屋里很安静,全家人都还在睡梦中。简单洗漱后,她换好鞋袜,出门晨跑。
这是11月的最后一天,天气阴沉,空气冷冽。小雪之后,这个北方的村庄更加宁静,任艳红缓慢跑过交错村道、房屋田地,偶尔停下,想想自己大概身处的位置。
8年时间,改变了许多事。村容更加整洁,水泥路修到家门前,路边墙壁上画着风格古朴的宣传画。她边看边记,偶尔也会忍不住惊叹,“咋感觉跟电视里北京的胡同一样,现在我们连垃圾都是统一丢到一处,然后有人来收,可真好。”
已经是2019年的“尾巴”了,任艳红回家有整整四个月了。但回忆起回家的那个下午,她仍觉得做梦一样。
她的两个姐姐记得,8月1日下午,家人收到释放通知,立马从村里赶到临沂,她们带着早就为妹妹准备的新衣,8年未见,不知妹妹的身形,估摸着买的运动服,红色上衣,寓意着一切向好。
下午18时左右,全家人在看守所接到任艳红,她比8年前瘦了40多斤,苍老孱弱,满头白发,一边哭一边没力气往前走,需要人搀扶,一家人又哭又笑,经过费县,她们带着她去县里染头发,染黑色,上不了色,最后染了个偏黑的黄色。
如今,任艳红的头发已经长到耳下,被警方带走时,她150斤,胖乎乎的,一头长发。现在,长回到120斤,伤病成为她重新生活的最大顾虑。
回来的第二天,丈夫吴士国就带着她去医院做过检查,缺钙缺维生素,贫血低血压,最严重的还是腿,右边的腿有骨刺和积液,左边的腿因为钱没带够,就没有检查。
“这些年,她遭罪了。”这个向来沉默的北方男人咬紧牙,他不让任艳红出去工作,自己去工地上帮忙,一天120块钱的收入,回家后就摸进厨房做饭,“她站久了就会头晕眼黑,还是好好养着。”
虽然日子不算宽裕,但是终归是幸福很多。过去8年,这个家一切都愈发陈旧,墙壁粗粝发黄,沙发破旧泛黑,灯光昏暗。
现在,女主人归来,吴士国每天都能发现新变化。
任艳红闲不住。
做做歇歇的,她把家里的床单被套全部换成新的,全家人的衣服都拿出来洗了缝了补了,舍不得换沙发,就做新的沙发套,再铺上一层红色的沙发布。窗帘换成天蓝色,不过为省钱,就只有一层布。客厅的墙壁重新粉刷,天花板增加吊顶,换上更加明亮的节能灯。
她一点一点重新梳理着这个家。里里外外大扫除,种上一些好养活的绿植,折千纸鹤串成链子做装饰,小花台里种上蒜苗蔬菜,房梁下挂起串串干玉米,温暖的生活气息充盈着这个农家小院。
“就觉得家的样子回来了。”吴士国会这样感叹道。
8年拉锯 投毒疑案
晨跑结束,早上6点40分,任艳红回到家。
“咣”的一声,大铁门被打开,一层平房的农家小院,家人都已经起床。这一天,女儿上学,丈夫和儿子有工作,她叮嘱着帮人开卡车的儿子注意安全,拿出围巾让女儿围上,最后,她问丈夫,“中午吃米饭吧,你早点回来,我做饭。”
任艳红不喜欢吃馒头,在看守所的8年,她舍不得花钱买菜,吃的都是免费的馒头和白汤。
“顶着投毒杀人犯的罪名,吃啥都没味道。”家人都出门了,任艳红会偶尔回想起从前,晚霞很美,有时回家经过隔壁李家,李忠山夫妇坐在屋顶上吆喝招呼,村里的小孩在小路上你追我打……
但一切也都已经停留在过去,如今,李家已是大门紧锁,无人进出。
厄运初现端倪,是在2010年。
那年8月开始,临沂市费县东岭村李忠山家,反复遭遇食物中毒症状,之后,李忠山的儿子李浩身亡,到2011年7月,他和妻女三人在一次中毒后,先后去世。
案发后第15天,和李家关系最好的邻居任艳红,以涉嫌投放危险物质罪被拘留,随后被逮捕。
任艳红清楚记得,那是一个雨天的清晨,丈夫在外面有零工,她带着女儿,本来准备去看看在生病的外甥,刚走到家门口,警察找她说了解情况。当着6岁女儿的面,她被带走,再也无归。
根据案卷笔录,在被逮捕后的第二天,任艳红就做了有罪供述,她承认是自己毒死邻居一家四口。动机是从2005年开始,多次被李忠山威胁发生性关系,“我想着李忠山纠缠我,越想越生气,就又想药他,让他死了拉倒。”
8年后,再忆至此,任艳红说是遭到刑讯逼供,对方当着她的面打电话,说要把吴士国也抓进来,“我就想着,两个孩子还那么小,要是我对象也进来了,家里两个孩子怎么办?”
2012年9月,临沂中院一审开庭审理。庭审现场,她当庭翻供,坚持自己没有下毒,强烈否认与李忠山的不正当男女关系。庭审结束后,在与家人匆匆见面的不到十分钟里,她哭着喊着,“不是我干的。”
当时,任艳红的律师是熟人介绍的,在听到任艳红喊冤后,第一反应是跑来问吴士国,“你媳妇是不是脑子有毛病?”
吴士国没有理会,他告诉任艳红,“你在里面坚持,我在外面坚持。”
2013年6月,山东省临沂市中级法院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任艳红死缓。
此后,吴士国开始为妻子上诉的道路,重新找律师,学法看材料,在这个过程中,任家人一直给予着很大的帮助和支持。
任艳红的哥哥任传庆和吴士国一起奔波着,他和任艳红的眉眼间有着几分相似,这位从小看着妹妹长大的兄长,从不相信这些控诉,“我们农村对这种事多敏感,要是真有啥,不可能五六年里一点风声都没有,再说,我妹胆子多小,她不可能有那么好的心理素质,这边下毒,那边还去别人家安慰。”
2015年10月,山东省高级法院认定原审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将该案发回临沂重审。2017年7月,临沂中院再判任艳红死缓。任艳红随后上诉,2019年1月,山东高院认定一审程序违法,案件再次发回重审。
两次死缓,两次被发回重审。任艳红的辩护律师袭祥栋觉得,这就是典型的“疑案留有余地判处”,说明司法机关也心有疑虑。
2019年1月,山东省高院的裁定书中提到,针对任艳红被控毒杀一案,原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存在对庭审中已出示且有争议的重要证据未作鉴定等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情形,可能影响公正审判。
随后,临沂市中院的裁定书中提到,临沂市检察院以“证据发生变化”为由,决定撤回起诉。
“这就是认定证据不充分。”袭祥栋回忆,后来诸多证据都证明着任艳红没有投毒。
在任艳红系列投毒案中,检方指控的五起投毒,两起有扎实的不在场证明;其余指控中,也存在诸多疑点和矛盾。而且所有的定罪依据均来源于口供,并无相关证人、物证指向任艳红作案。
2019年8月1日,任艳红接到释放证明书,走出待了8年的临沂市看守所。
死缓随行的日子
多年来,即使是在不少法律界人士看来,任艳红都是幸运的。
2016年10月,“两高三部”发布并实施《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重申定罪事实要综合全案证据排除合理怀疑,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我没有做过,即使真的在里面等到十几二十年后,我还是会说我没做过。”任艳红的身体在慢慢调理,但那些看不到尽头的等待,随时降至的漫长牢狱,仍是她至今无法忘却的阴影。
刚到看守所时,她绝望想死。即使是看管严格,她都试过用头撞墙,或咬舌自尽,最后,她成为重点监管对象,全天带着手铐脚镣度过头两个月。她记得脚镣很重也很冰,拖在地上会发出“哐哐”声,那时,她最害怕的就是看守所里分外缓慢的时间,或者一个人发呆时胡思乱想。
“总是做梦,梦里太阳是黑色的,俺对象拉着两个孩子在前面跑,孩子还是小时候的样子,我就在后面使劲儿追。”她觉得,地狱再恐怖,也就是这样了。
求生的意志是被狱友唤醒,别人劝她,即使不想着自己,也要想想家人和孩子。顶着杀人犯儿女的名声,两个孩子未来的路将多么艰难。
于是,她找到狱警,主动承包看守所部分清洁和食堂清洗工作,尽可能“忙”起来。学习法律和搜集相关案例,将那些报道都细心剪裁下来做成笔记。她熟悉念斌案、陈满案、赵树海案。有时,会感叹别的案件所经历的漫长等待,然后从对未来的期待里咂摸出一点点的甜,“人家十几二十年的都等到了,我也会有那一天。”
她尤其关注和自己情况相似的念斌案,都是邻居中毒身亡,都有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但另一方面,她还是觉得自己比念斌幸运,“念斌被四次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几乎是差一点就人没了,但我两次都是死缓,到后来,狱警都说这叫留有余地。”
在新《刑法》开始施行后,这个曾经的农妇开始研读法律原文,她知道每一次的审讯都应该有录影录像,知道在依法治国下,每一件案件都要办成“铁案”,知道法官对审理案件的终生责任制……
她越来越有信心,过去8年,在唯一一张她在看守所内的照片里,她面对镜头,双手握拳。拍照的是她的律师李仲伟,据他回忆,那张照片来回拍了几遍,“因为她不想看起来太愁苦了,想要流露出一种坚定和不屈服。”
情绪也不是没有反复过。
在看守所里,任艳红舍不得花钱。除了例如纸、冬季衣物等必须生活用品,她都是吃免费的馒头和汤,36块钱一箱的苹果,她舍不得买。长期缺少维生素,她的脸开始发黄发黑,因为缺钙,牙齿一颗颗的掉,常常吃饭突然觉得嚼到什么硬东西,吐出来一看,就是一颗牙齿,“有时候会觉得,是不是我这身体也等不到那一天了。”
看守所外,吴士国每个季度到临沂来为妻子打一次钱,他从来没有看到妻子用完过,在看守所8年,任艳红一共花费两万元左右,平均每个月200多元。
她也是热心的,作为看守所里羁押时间最长的嫌疑人,她几乎成为一个“过来人”。她会安慰那些和她当初一样,害怕或者寻死的人,告诉她们一些看守所里的生活规律和习惯。
小曾(化名)因为涉嫌销售假药被羁押,进去的时候才20出头,每天哭到发抖。任艳红就带着她一起干活,放风时拉着她站在一起,低声劝她犯错了就重头开始。现在她回到家乡开了一家快餐店,仍会时不时给任艳红打电话聊聊天。
另一边,吴士国总是会收到一些“狱友”的电话,告诉她任艳红在“里面”的情况,感谢任艳红的那些照顾。甚至还有辗转找到他家里,说愿意出钱帮任艳红找律师打官司的。
“她人很好的,胆子也特别小,我把她当朋友。”在得知任艳红被释放后,这位“狱友”第二天就来到任家,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拥抱,“可算是等到了。”
重构生活
午饭时分,吴士国回家就钻进了厨房,他还是不想让任艳红太辛苦。午饭是白米饭,炒了藕片、豆皮、青椒鸡蛋,简单的几个小菜,两个人边吃边说着,最近猪肉价格降了,今年过年要好好准备下……
吴士国说,自己原本就是话不多的人,但这几年也锻炼出来了。两年前,母亲服毒自杀,家人都觉得老太太是顶不住压力,心里难受。吴士国知道老人家和自家媳妇关系好得亲母女一样。于是,他一直瞒着任艳红,直到妻子回来后才敢全盘托出。全家人专门去到坟上,将释放证明书烧给老人,告诉她媳妇的清白。
“有人说我活得像条狗。”事发时,任艳红的儿子15岁,正在叛逆期的少年曾一度不愿回家。中学毕业后,他没有继续读书,想当兵,但母亲身陷投毒灭门的案件,他连报名勇气都没有。中途也谈了女朋友,但等到双方父母见面时,还是因为这件事不了了之。他不愿意在村里待着,跑到新疆打工,但在今年,得知案件转机后,连夜买了火车票回家,就再也没离开。
任艳红对儿子充满歉疚,她更担心儿子的婚事。专门跑到县城去问了下房价,吓得揪心,“差不多小一万一平了,我们家怎么买得起。”
还有女儿,离开时才刚读小学的小女孩儿已经成了一个大姑娘,刚走出看守所时,孩子跑着过来抱住她叫妈妈,她才恍然认出。她出事后,别人提到妈妈,女儿就哭。回来后,母女两人有很多体己话说。她告诉任艳红,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个冬天,全家人都不在,她一个人没有吃的也没有带钥匙,蹲在自家门口,觉得怎么这么冷这么饿。
对家人的愧疚,让任艳红迫切想要为家付出。她把家人的所有鞋子都洗地锃亮,每天一遍遍清扫房屋,但她最想要的,还是重新工作,无奈发现身体已经大不如从前。从前,她力气大,能开得动吊车,如今,赶集时,站几个小时就会双眼发黑。她也去村里的板材厂试过,根本拿不起一块板材,也想过做家政、做月嫂,但专业技能不够,想自己找点手工活在家做,但一个个问了却都没回音。
但另一方面,在经历过这样一场波折后,她越来越能从生活中咀嚼到那些细微的幸福。
回家第一天,女儿给她打水洗头发,左右担心水温不合适。回家第二天,全家人一起到家旁边的小公园散步,终于有了一张新的合照。再到后面,父亲大寿,兄弟姐妹全部都在一起庆祝,终于没有缺她一个人,照片里,她笑得很满足。
如今,任艳红依旧过得很省。回家后,8年前的衣服都已经太大穿不下了,唯一还能穿的是一件粉红色棉衣,到现在,她穿的都是别人送的,或者是女儿的衣服,唯一自己买的,是一条35块钱的裤子。她对于手机能够视频通话感到分外神奇,在有了自己的手机后,她在女儿的帮助下,注册了自己的微信号。
另一边,拿到裁定书后,死者李中生79岁的母亲在家哭了一整天,他们并不能接受这样的裁定,已经向临沂市中院及山东省高院提交上诉状,请求高院撤销临沂市中院作出的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依法审理追究任艳红的刑事责任,并赔偿上诉人各项经济损失。
在这方面,任艳红很坦然, “我真的没有做过,我同样希望能够早点找到凶手,真正把我们两家的误会解开。”
在东岭村,几乎没人会当着李家或者是任艳红家里人讨论这件事,即使当时在整个县都沸沸扬扬,但大家心里都有着自己的判断。有人觉得不可能是任艳红,有人愿意站出来做时间证人,也有人更同情李家,平时更照顾他们家人。
对于任艳红而言,现在,她很少出门去人多的地方,更不会和别人谈论这件事。在他们家的小圈子里,她过着安静的生活。
今年国庆节,她在自家的顶楼挂上了一面国旗,她感谢法律给予她的公正。“过了这个冬天,就是2020年的春天了。”她期待着,明年开春后,能够有一份谋生的工作,也准备申请国家赔偿。
下午四点左右,任艳红和丈夫一起出门,他们准备去舞蹈班接女儿放学。尽管学校距离家就百米远,可是这样一家人随便走走、说点什么,他们很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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