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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悼会上，人们怀念杨维骏。新京报记者王昱倩摄

“光明磊落一身正气、克己奉公两袖清风”挽联下，杨维骏的遗像和灵柩被白色菊花连接成的花圈环绕。

6月12日上午9时30分，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遗体告别仪式在昆明市殡仪馆举行。

悼念者中除了杨维骏生前的同事、朋友，也有普通的农民、看到新闻后自发前来的市民。手持杨维骏遗像的人们排起长队，分批次向遗体行三鞠躬礼。

退伍军人张朝礼说，至少300个村民前来悼念。“有的人一大早从宣威、大理、楚雄等城市包出租车赶来。”也有的村民难忍悲痛，在仪式上嚎啕大哭。

杨维骏被称为“反腐愚公”。2010年12月，为了帮助昆明市某区农民解决耕地被毁坏、强征的问题，88岁的杨维骏带着农民代表，坐上政府配给他的公车，驶进省政协大院。随着这起著名的“公车上访”事件引发舆论热议，已离休多年的杨维骏走到台前。

此后，他致力举报的白恩培、仇和等一干官员先后落马。盛名之下，杨维骏创造了中纪委实名举报人中年龄最大、职务最高的纪录。

“为民请命，我们永远怀念他”

6月12日上午，昆明烈日炎炎。昆明市殡仪馆等候室外挤满了前来悼念杨维骏的人，他们有的哭了，有的在喊，“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仪式现场布置得简单而低调，甚至没有设立专门的悼念厅。红色的棺木被放在车上，家人身着黑衣站在一旁。

杨维骏的追悼会上，人们举着他的遗像含泪告别。新京报记者王昱倩摄

杨维骏的夫人王婉琦抱着老伴的遗像，肃立无言。遗像上的杨维骏意气风发，他穿着黑色西装，系着条纹领带，慈眉善目地微笑，全然不像他最后一段日子里的模样，满头白发，脸色焦黄，右眼几近失明，身体干枯瘦小。

“他是党的好领导，反腐的战士，英雄的楷模。”人们顾不上工作人员的阻拦，纷纷跑过去握王婉琦的手，“为民请命，我们永远怀念他。”

杨维骏的学生、89岁的刘城天(化名)摇着轮椅来到了悼念现场。刘城天说，他与杨维骏相识长达70余年。1950年12月，因为杨维骏的鼓励，刘城天坐了11天的火车到达东北，成为抗美援朝战场上的军医。

36年后二人再见，都已两鬓斑白。刘城天有时自愧不如，没有老师的勇气。

他告诉新京报记者，老师在生命的最后，有两个心愿未了。“一是他的文集能出版，二是他帮助农民呼吁的拆迁失地政策，尽可能要落实。”

“他没做完的事情，我来做。”刘城天说。

听到杨维骏逝世的消息，云南大学的教师徐萌萌(化名)打了一辆出租车，独自前来悼念。三年前，她鼓起勇气给杨维骏打电话，想请他聊聊学生自治会的往事。

“他很爽快地答应了，一个人颤颤巍巍地从小区里面走出来，在旁边的会议室，一聊就是三个多小时。”那次见杨维骏，徐萌萌记得他听力好，思维敏捷，一点儿也没有官员的架子。没想到竟是永别，她有些伤感。

上午11时30分，仪式结束，杨家人撑起一把黑伞，轻轻托起盖着红布的骨灰盒，互相搀扶着，缓缓走向挂满白花的灵车，只在身后洒下一把白米。

“我讲话都是直来直去的”

2012年12月17日，前媒体人黄玉浩第一次见杨维骏，88岁的他坐着政府专配的黑色奥迪轿车，领着两辆坐着12个村民的面包车，驶进云南省政协大院。

黄玉浩回忆，他当时正在昆明调查一个房产诈骗案件。许多受害者聚集在云南省政府门口表达诉求，“一辆公车开过来，受害者们纷纷上去拦，这时，一位头发花白、戴着眼镜的老人下了车，蹒跚着走到村民面前，仔细听完诉求后，说这事我会管到底。”

那位老人就是杨维骏。黄玉浩说，“公车上访”事件后，杨维骏的家开门迎客，无论是访民还是记者，几乎来者不拒。副省级以上高官居住的金牛小区2区门卫森严，“只要一给他打电话，武警就得开门。这让邻居仇和、白恩培、秦光荣等人很有意见。”

杨维骏告诉黄玉浩，因为他的性格，很多官员散步也躲着他走。“每年开团拜会，他一说话，其他人都不作声了，气氛很尴尬。”

杨维骏变成了官场上的异类。人生的最后一段时光里，他仍然乐此不疲地向来访者讲述当年举报白恩培、秦光荣的往事。

2019年1月24日，97岁的杨维骏告诉新京报记者，因为举报与白恩培关联的矿山问题，当时省里有人质问他为什么对记者公开举报信。“分管矿业的一位省领导指责我，说他没听说过有这些问题存在。我说，我去当地看过，你如果不信，现在坐上车一起去看。他就不吭声了。”

杨维骏告诉记者，他曾去秦光荣的家里举报白恩培。“他家门半开着，我站在过道上和他说话。他回应，白恩培是中管干部，他没有权力查。我就说，我没有带录音机，这里也没有第三个人，你不承认(白恩培腐败)，我也没办法。”

2016年10月9日，因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白恩培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2019年5月9日，秦光荣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

还有一次，杨维骏帮失地农民上访。后来，农民和县政府的矛盾激化，剑拔弩张。在省委一个干部的协调下，县领导最终同意派人和农民代表谈判，并十分客气地对杨维骏说，欢迎他下次再来指导工作。

却没想到，杨维骏爽快地答应，“好!”

协调此事的干部暗自提醒他，“人家是跟你讲客套话。”杨维骏回答，“我这个人不懂得客套话，我讲话都是直来直去的。”

杨维骏曾拿着某在任省领导公开发表在刊物上的一首诗，问司机蔡鸿志，你觉得这诗写得怎么样?蔡说写得不错，和您写的差不多。杨维骏很生气，“我就这水平吗?诗歌对仗和音律有明显错误，我要写个文章投给这家刊物指出这诗的毛病，不能让这样的错影响后人。”

蔡鸿志称，此事传到该省领导耳中，让其十分尴尬。

一位受过杨维骏帮助的村民告诉新京报记者，他由于回迁房的事情，向杨维骏寻求帮助，杨维骏在仔细倾听了他的诉求、察看了证据之后，直接领他见了时任省公安厅厅长。“就凭这一点，我们太敬佩他了。没有一个官员能做到。”

“我是孤军奋战”

晚年的杨维骏，总认为别人要害他。

他曾对前来采访的新京报记者说，“现在反腐只剩我一个人了，我是孤军奋战。不排除他们下一步来害我，我现在处在人身极不安全的状态。”

熟悉杨维骏的体制内人士林枫(化名)对新京报记者透露，今年春节去看望他时，杨维骏说，家里一个月换了好几个保姆。他们怀疑这个保姆偷米，那个保姆偷盐，报了好几次警。感到有点好笑的林枫建议他干脆安个摄像头，但还是没能打消杨维骏的疑虑。“他的意识已经有点糊涂了，总是在幻想有人害他。”

王婉琦说，她经常收到威胁信。去年，她收到一个短信，说在她84岁的时候，老两口要经历一个坎，最终谁也跨不过去。

2019年10月，在昆明家中的杨维骏和老伴王婉琦。新京报记者张惠兰摄

杨维骏认为，“打击反腐的重点力量是我，他们想把我从肉体上消灭掉，便没有人再反腐了。”

有时候，杨维骏的状态也显得异常清醒。他无比伤感地对新京报记者说，“我从事反腐30多年，过几天就满97岁了。恐怕在世的时间不长了……”

他感到很痛苦，“每次我去递材料，论理，他们都说不过我，纷纷表态‘这件事我去查……’。一个月后，我再去问查得怎么样了，没有下文。领导们收了材料，却从来不回答我提出的尖锐问题。”

林枫记得，生命最后的几个月，杨维骏仍坚持会见访民。“他总是费劲而坚持地重复以前的那些话，还没说几句，又不自觉地回到了他怎么举报白恩培、秦光荣。很多人心里明白，他真的老了。”

在林枫看来，白恩培、秦光荣落马，“杨维骏真正起到了多大作用未必可知，但客观来说，他作为民间的代表，发出的声音切合了实际，回应了时代。”

去年12月，刘城天最后一次见到老师杨维骏。“他刚坐了一会儿就撑不下去了，只能半躺着。”

2019年10月，杨维骏在医院。新京报记者张惠兰摄

以前，杨维骏每星期都去游泳，从去年开始，这个爱好不得不停掉了。高血压、糖尿病、眼睛几乎失明，杨维骏几乎每天都提着一口气，硬撑着度日。刘城天不忍心，劝他少做点敏感的事情。

杨维骏回答，“坚决不妥协，活着就要为百姓做事。”后来他在自己文集的封面上写道，“一定向真理低头，绝不向谬误退让。”

“病情发展的太快了”

进入90岁后，杨维骏的生日聚会，从8人慢慢变成了4人。到了第5年，只来了刘城天一个人。“走的走，病的病。”

黄玉浩说，杨维骏一生清贫，儿子在国外，57岁的女儿杨多琪在北京，从事舞蹈创作，至今租房居住。杨多琪曾经告诉黄玉浩，“爸爸说，我一生什么也不能给你们安排，能给你们的，一是你们自己快乐的生活，二是做个正直的人。”

黄玉浩评价杨维骏：“他的一生像一个士大夫，仗义执言，直抒己见，做像魏征一样的谏臣，是他一生的追求，他也不想当大官。他的原则性很强，只要接手的事情，死磕到底。”

走进杨维骏家的客厅，悬挂在最显眼位置的是两幅字。一幅是一个农民书法家写给他的“刚正寿星”，另一幅是临摹海瑞题的“寿”字，该典故表现的是海瑞的清正廉洁——他在淳安任知县期间，适逢其老母七十岁寿辰，于是狠下心买了两斤肉为其母祝寿，并挥毫写下了一个寿字，内藏“吾母七十”。

杨维骏的家门敞开，随时接待来悼念的人。受访者供图

杨维骏有每天阅读《人民日报》、《云南日报》的习惯，家里堆的最多的是书和药。酒柜上摆的是10几块一瓶的本地清酒，保姆每天炒的菜是素淡的冬瓜、香肠等。

王婉琦回忆，2020年5月底的一天，昆明下起了蒙蒙雨。杨维骏坚持想出去呼吸新鲜空气，他支起拐杖，一点点挪动双脚，颤颤悠悠地走出家门。当夜，他发起了高烧，立刻被送往了医院。

在医院，杨维骏也没闲着，他让助手更新名为“直言”的博客。6月5日22时38分，他更新了在人世的最后一篇博客，帮一个云南楚雄市的律师鸣不平。

“人一生活着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躺在病床上，他问女儿杨多琪。

杨多琪后来告诉黄玉浩，父亲的答案是——追寻生命的存在价值，而他自己的价值就是帮助别人。

王婉琦回忆，她在医院不眠不休地守候着老伴。但杨维骏的病情恶化的太快、太突然，肺部CT显示一片透白。医生只好给他做器官切开，“他太痛苦，太受罪了，话也不能说。”5月29日，杨维骏被转移到ICU救治。

6月9日下午，半个月没合眼的王婉琦撑不住了，家人们送她回家休息。王婉琦刚坐在沙发上眯了一会儿，噩耗就传来了。“我赶紧打车过去。他已经快不行了，医生说，他能听到别人讲话。我就对他说，你好好走吧，不要有牵挂。”

杨维骏留下了一滴眼泪，永远合上了双眼。

“父亲走了，高龄而安详，失去父亲的痛就像是一件珍贵的东西从身体里永远地抽走了。与其哀悼他的逝去，不如庆贺他生命中的光彩：为抗击日寇洒过热血;为昆明的和平解放出生入死;为云南的建设发展呕心沥血;为反贪污腐化坚持不懈;为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振臂高呼……”杨维骏的儿子在朋友圈写道。

杨维骏去世后第三天，王婉琦和杨多琪在家里搭建了小型的灵堂，仅供亲属悼念。灵堂上摆满了白色、黄色的菊花和向日葵，茶几上摆着白玫瑰。

母女俩把两个沙发搬到灵堂对面。没有访客的时候，她们就将整个身体陷在沙发里面，呆呆地望着对面遗像上正在微笑的杨维骏。

杨维骏的家中，亲人设立了悼念灵堂。受访者供图

多数时候，她们的思绪还是会被不断响起的电话铃声打断。每隔几分钟，小区值班室就打来一次电话，门口来了成群结队的村民或者记者，希望进来悼念。

王婉琦婉拒了。这是为数不多的时候，丈夫只属于家人的时刻。

下午和煦的阳光照进屋子里。一阵风吹来，桌子上的一张白纸动了动。上面写着一首亲人们悼念杨维骏的诗：为民上访自身轻/悯人情/伫聆听/霜简实名/终究是英灵/正气百年遗范举/人不见/世风清……

文 | 新京报记者 王昱倩 实习生 杜萌

编辑 | 胡杰 校对 | 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