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兴当地找刑事重罪律师服务平台，上海虹镇老街流氓的故事

澎湃新闻记者 许海峰 张新燕 梁嫣佳 特约记者 张洪斌 实习生 魏克鹏 后期 张泽红 江勇

嘉兴街道派出所的杨明华、朱鹏军两名警官都是与虹镇老街片区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干警。尽管一位在一线工作多年已退休，另一位已转到街道其他警务局进行综合管理，但看着棚户区从他人口中的“流氓窝”逐渐被秩序井然的社区所更新，两人都倍感欣慰。虽然在不同时期，公安工作总会面对不同的困难，但在这份苦乐相伴的职业中，“想办法做好自己的工作，把公安的优良传统传到下一代去，确保一方平安，也能够平平安安退休”，是他们共同的心愿。

老的街区有着久违的人情味，但卫生、治安、建筑安全确实也有着难以回避的危困，伴随着城市建设能力的不断提升，被取代、被拆除是不可回避的浪潮。《落脚城市》的作者道格·桑德斯在自序里说，“我发现这种来自乡间的人口在世界各地都造就了极为相似的城市空间；尽管表象各有不同，但基本功能与人际关系网却因相同的特性而易于辨认。……这些过渡性的空间，可能是下一波经济与文化盛事的诞生地，也可能是下一波重大的暴力冲突的爆发地。”

随身一个工作簿，记录社区日常治安及户籍情况是基层干警们多年的工作习惯。 张洪斌 图

地点：上海市虹口区嘉兴街道派出所

时间：2018年4月11日、4月16日

澎湃新闻：谈谈刚来到虹镇老街工作的情况？

杨明华：我叫杨明华，59年生的，81年到上海市虹口区新港派出所工作。第一天，我们教导员带我从虹口公安分局到新港路派出所，但原来曲阳这个地方都是农田，没有房子的，结果我骑着自行车到了提篮桥一看，啊，走反了。

当时是听说要到虹镇老街，自己傻了傻，为什么傻？因为我们小时候也知道虹镇老街这个地方有名的，有什么名？不是好名气的名，想不到一做就在这做了那么长时间。

2018年4月，警官杨明华准备去居民家中走访。 张洪斌 图

朱鹏军：我叫朱鹏军，1986年从上海市第一人民警察学校，毕业分配到虹口分局新港派出所，刚进来时跟着师傅，做地区户籍警工作。刚来师傅就带着我到下面串门，走家访户，师傅说：要做好地区户籍警工作，首先要了解两种人，第一种人，里弄里的积极分子，另一种人，地区里的所谓的“坏料”，调皮捣蛋的。

我是军人家庭出身，我认为做警察很光荣，从来没想有想过半途退出警界。做警察是我内心比较喜欢的一件事，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也帮老百姓做点好事。当初我想做是想做刑警，破案抓坏人，后来没想到工作需要做了户籍警，一直到现在还在做户籍警，跟基层的群众打交道，宣传我们的政策，防范盗窃。

2018年4月，警官朱鹏军在办公室查阅资料。 张洪斌 图

澎湃新闻：最初的工作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杨明华：这个片区除了犯罪的是一回事，但是居民还是很朴实的，很诚实的。我们当时做社区民警要串门串户，就要熟悉人头。不管你走到哪户居民，包括他家里原来犯过错误的，大家都比较客气的，一般将你拒之门外是碰不大到的。所以我对这地方的居民还是有深厚感情。前两天有个动迁，我正好路过，看到一个老太，她眼睛已经不是特别好了，我好长时间没有走进去了，看到她我叫了一声，她就说，你是不是叫小杨，我说对啊，小杨你快点来坐啊，她用苏北话说的，碰到很开心的，我们最起码有十五年以上没碰头。她说我再过几天，没多长时间了，也搬了，因为动迁了，所以说我对这个地方居民最大感受就是朴实没有心机。

朱鹏军：1986年，正好我们公安在搞人口管理，对所有这个地区吃过官司的或者说以前有问题的人，与他们接触，找他们谈话，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坐下来以后与他们每个人见面，对他们的前科以及交往人员有个排查，也对他们所有人有了一个了解。这里有些小偷小摸，也有很多积极分子，一旦发生什么情况，会及时沟通。

所以说，这个地区，人家外面看看认为这里很乱，但是也很方便管理，只要你警察有这个心，想办法深入下去，总是能够管好。

2018年4月，杨明华与社区居民交流。张洪斌 图

澎湃新闻：那时候虹镇老街的流氓、混混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朱鹏军：我与这些人接触，是从两方面下手，一个是从情，一个是法。你说他们怎么坏呢，也不是正宗恶霸，这些人大部分喜欢成群结队在一起，比如，人家谈恋爱，他们会上去摸一下；80年代人们喜欢戴军帽，这些人就抢人家帽子，他们抢帽子也不是要拿出去卖，变成钱，他们是抢了也是自己戴，说起来就是喜欢扎台形。还有一种情况，这里的人兄弟多，同学多，都不好好读书，一家出来就是十几个人。老大不要读书，要插队落户，亦工亦农，读书不重要，他们认为读书读到后面，还是要插队落户。放学了就堵在学校门口，抢低年级同学的钱，这样的情况就被外界感觉虹镇老街乱，乱就乱在这里。但在亲友同学之间，他们认为外界来会欺负他们，他们自己要抱成团，他们是这种心态。

还有就是过年的时候偷年货，鱼啊，鸭啊，这些人就顺手牵羊。他也不是偷来去卖钱，他就是偷了自己吃，基本上那时候，我做警察的时候是收容审查。我们新港地区虹镇老街这里许多人走了这条路，人家听听“吃官司”好像都是坏人，但这还是有区别的，许多人只是劳教，真正判刑的不像外面想的那么多，那么严重。如果在今天，盗窃是要偷有价值的，如果有前科的，构成治安拘留，或者罚款，劳教够不上。很多情况下也主要是进行教育。

嘉兴街道派出所档案室保存的社区档案。 张洪斌 图

杨明华：那个时候，我们捉犯罪对象（比现在）还要方便，听到别人讲说，对象在家里，我那个时候大夜班，早上六七点还在所里，我就跟副所长说，你帮我门口看一看，我就骑了部脚踏车，到对象家里去了，然后对象还在睡觉，把门敲开，扣上对象，让他脚踏车坐好，我就带回来了。现在你还带的回来吗，老早人就没有了。

听居民里那些爱玩的人讲，老新港的一帮人和杨浦的一帮人约在和平公园2号门，那天应该是我值班，我们一个同事到现场去让他看一看管一管，那个时候警察的威望真的是高，跑过去两句话一讲，人看到警察全部散了。路边有网纱，警察脚一踢，全是钢筋藏在里面，所以说没有打起来，我们这里原来打群架实在是太多了。

有一个事情，瑞虹路那时候叫安丘路，85年大概是四月份的时候，黄梅天，有家在造房子翻三楼的时候，是用其他的材料混合当水泥，再砌墙。水泥当时要凭票的，很紧张，一般人家买不起这个水泥。好一点的用砖头，一般的还有用煤烧出来的渣搭房子，不能造高的。所以造这个房子，一个是天气不好，毛毛雨，跟他造得高也有关系。结果房子塌掉了下面压着两个人。那时候应该是晚上六点多，周围的人就去救，脚底下听到有人在喊“救救我，救救我”，心悬在那里，真的是难过，后来救上来是两个人。其中有一个吃过官司的人很好，最卖力，警察卖力是另外的，他是社会上最卖力的人。当时还是很危险，四面墙，有一堵是卡住了，搞不好偏一点就塌下来，就到我们头上了。后来我自己想，为什么胆子都这么大，看都看到了，但大家都低着头一块块的砖头搬着，只想着救下面的人，没想过危险不危险，当时的人思想不一样。

2018年4月，杨明华在办公室电话联系工作。 张洪斌 图

澎湃新闻：严打、普法时期是什么样的情况？

杨明华：83年应该是8月19号第一网（严打），总共是三网。我自己处理的几个对象，819前面嘛是准备材料，819就是正式抓人了。当时我们所抓了118个还是108个，是最多的。犯错是各种类型全有的，每个品种都不一样，有种是欺行霸市的，在地区里欺负别人的，有的是偷东西的，包括偷抢什么的全有的。这些人最后抓的时候，我们所里是增援最多的。一个户籍警要捉几十个呢，哪里抓得过来，因为局里面各个科室都有人过来增援，后来我们有一句笑话，到一个人家里去捉，外面围了好多人，围观的里面还有好几个呢，一起捉回来，那个时候不像现在，以前也没地方逃。

严打的背景是这样的，这里原来是棚户区，空调都没有的，我们不管男同志还是女同志都在弄堂里宽一点的地方，躺椅一摆，女同志有时候是穿裙子的，盖的东西嘛，一翻身，就像你说的耍流氓啊什么的，趁机全有的。旁边放小东西被偷掉的，很多很多，戴的戒指项链被拿掉的不少，所以总是有人来报案，社区治安差是真的差。从严打以后，这样一弄，有的人连门都不出了，那时候电视台放了姿三四郎、上海滩等等两部片子，路上连人都没有，人的思想都有点起变化了，严打和不严打完全是两样。

朱鹏军：我在这里做警察的时候是1986年，整体的秩序好转了，入室盗窃事件不常发生，居民也有夜不闭户的情况。他们知道公安的这种高压事态，所以在老街这种情况已经基本杜绝。但人口流动放开以后，有了外来人口，外地人住进来这里，治安状况又发生新的变化，出现了夜里盗窃、流窜等问题，但在80、90年代，我们虹镇老街和外界比起来，治安还是比较稳定的。

85年的普法，不管怎么说，通过（普法知识）宣传，总归有效果的，提高全民法制意识，不管怎么样，大家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大家对自己的行为有些约束，不像以前，好不好做根本不懂。

澎湃新闻：有没有什么比较危险的情况？

朱鹏军：92、93年时候，我刚结婚，上面帮我交代一个案子，有一个强奸案，这个对象今天也生病死了，他就是住在虹镇老街的，叫黑皮。他这个人是去上海乍浦路（美食街）吃霸王餐，家家饭店去，不付钱，天天发生这样的事情。某一天，他在吃饭的过程中看到一个女的，就把那女的强奸了，后来有人揭发，我就去抓他，我和我同事去。他这种人讲难听一点，看到警察来了，虹镇老街的路四通八达，他看我从这边来了，他从那边逃掉了。有一天，人家和我反映说他在家里，我们就绕过去抓他了，他也反抗，那天我们带枪的，他比较危险，我是知道他一贯这样，不像别的（流氓小混混）。我带枪去，他动手抢我们枪，结果被我们制服，带回派出所，判了15年朝上，押到青海去。我认为这种工作经常碰到，对于外面人来讲很危险，我们习惯了，也没认为很“危险”。

他知道这次是重罪，进去的时候也说了点狠话，“我总归要出来的，出来的时候你要注意点”，真的等他放出来了，我们再找他，已经没什么了，他也知道是有人举报他，逃不掉的。他已经认清自己的罪责， 也没有一定与警察过不去，要报复，可能通过十多年的改造，他也吸取了教训。但零几年的时候，他吸毒死了。

90年代有一批流氓围攻派出所，这人当时是个逃犯，是我们这个地区的流氓，别的区（派出所）联系工作，我们知道他在家里，就把他抓到派出所了，因为他是在这个地区有点名气，下面有一帮小兄弟。那天被我们抓到天宝路上的新港派出所，要把他押解到看守所，我们有二三十个民警，对方也来二三十个人，他们出于江湖义气，趁民警押解过程，想把人救走，但是他们也不敢动手，只是拦住不让我们带上车，后来我们地区的杨警官和李警官他们出来，看到地区民警出来人群就散掉了，这些人对自己地区民警蛮怕的，因为我们彼此都知根知底。我们就迅速把他带上车送到拘留所。要不然，不熟悉的民警来，外面警察来抓人，有可能会发生带不出去的可能。

朱鹏军手绘当年管辖区域的房屋分布图。 张洪斌 图

杨明华：伤没什么伤，抓人摔跤是很正常的小事情，我们棚户区老早弄堂小，一不小心地上坑坑洼洼摔跤么，很多的。开玩笑，这地方要是死人了，是抬不出来的，只能背出来，因为地方小，没办法转弯。这是一个地区的特征。

做警察从来没有想过怕这个字。我始终有个概念，到现在也这样，警察你后退，对得起谁。从来没有想到过怕字，我碰到的事情肯定是有的。做这份职业，关键是自己的良心，为什么呢，人民警察守则和国家宪法上都写的很清楚，警察职业是什么样子的，他保护人民，献出自己的生命也要保护老百姓的生命财产，这是大话，其实也不是，是很实的话。

澎湃新闻：关于当时劳教对这一批人的影响。

杨明华：关于严打时期的劳教，国家给予我的权利，我处理我的对象是问心无愧的。最多的时候我们集体去抓吸毒的，一天至少有5个，一个礼拜最少要去三趟，我说的是最最少。每个国家都有一定的法律标准，我抢多少担多少刑责是有概念的，并不是数字的多少，比如当时的100块和现在的100块完全是两个概念，所以国家按照当时的历史和社会环境对你进行处罚一点都没错的，数字的概念完全是不一样，这是没办法的。我代表国家执法机关，我处理对象不会作假，不敢做，也不会做。

我们这个地区的人看上去粗狂，但是你和他讲通以后，说什么都好讲，我接触下来最深的体会，因为苏北人多，不是贬低他们，跟他们吵架，他们从来不买账，但吵过头了，他认你了，下次就算你说错了，他还是认你。他不会说你错的，就这么个性格脾气，就你警察骂错他了，他也不会说你。

澎湃新闻：现在的工作环境和难度。

杨明华：现在管理反而难，为什么高楼大厦难？居民互相不认识，民警难上门，原来棚户区我头一抬，全看得到，全认得到。现在一幢楼上去，只要门一关，谁和谁认识，所以管理难，给公安带来新的难题。门关紧在里面做什么事情，是私密，不知道。但是棚户区也是因为房屋结构差，老早吵架，声音一响，隔壁邻居跑来敲门，你吵什么吵，然后也就结束了。

有一年，有一个出租车，开了到我们这里来，到天宝路沙虹路口下来，这个人喝了点老酒，钞票不付，还骂了司机一顿，把计程器弄坏了，他就往弄堂里面走。这里面是几千户人家，是没办法寻的。司机来报案，我们受理以后陪他到现场去看看，想不到我们周围的居民看到我嘛，就对我说了一句，几号里面的姓什么的，然后就跑掉了。驾驶员还退退缩缩的，我就说你就跟着我走吧。到了我一敲门，这是那个人吗，是那个人，那好吧就把人带走。

我们80年代做警察就是串门，领导规定要串百家门。我们自己有小户口本，有记载，老早因为流动人员很少很少，乡下来人很少的。我们在本子上记的事情相当繁琐的，我自己管理的地方90%以上是要认得的。我看到你，是几栋几号的，大概姓什么，有时候叫什么都叫得出的。现在是高楼大厦，姓啥的多，门都敲不开，谁知道叫什么，给治安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题。

澎湃新闻：对多年工作在棚户区一线的感想。

杨明华：我一生中做警察是最开心的一件事，辛苦是肯定的，现在警察更加辛苦，对法律的概念要全面掌握。我们那个时候积累的经验是靠自己的。年轻的时候，需要向老警察学，自己眼睛看着学。最深的体会是现在高楼大厦越来越多，以前看到的全部是棚户区，包括上下班走过的曲阳新村全是农田。有时候自己出去玩、旅游，碰到居民都是很亲热的，不管是不是犯过错，很多看到都是很亲热的，要寒暄几句的。

朱鹏军：做警察做了30多年，经历了国家计划经济到改革开放，只要想办法做好自己的工作，把公安好的优良传统传到下一代去，确保一方平安，自己能够平平安安退休就够了。

2018年4月，朱鹏军在社区与安保人员交流。 张洪斌 图

责任编辑：高剑平

校对：丁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