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宿县律师，法制日报评论员文章

《法治评论》周刊1000期报道回顾 新闻的温度:

那些被温暖和抚慰的心

安秀扬老人的来信

安秀扬老人手写的本刊办刊宗旨——“法眼看天下,慧心暖人间”

鲁谷西站公交站。记者又一次把李玉珍送上车,把自己的公交卡放到老人的手中。

20年1000期版面中,许许多多普通的“不普通人”成为周刊报道的重要人物。他们善良而执着,以各自的经历丰富了我们的法治生活,甚至以生命为代价推动中国法治进程。我们记录他们寻求公平正义路途中的困境和磨难、希望与失望,用法律人的专业精神和媒体人的职业良知照亮他们前行的路,温暖和抚慰那些受伤的心。

刘俊平,内蒙古自治区临河市24岁的女教师。她的美丽与不幸一直是记者心中永远的痛。1998年1月24日上午,新婚不久的刘俊平到该市崔学坤开办的诊所做人流手术。术后一小时,刘死在了诊所的病床上。因诊所涉嫌无行医执照,这起事件的处理由卫生局转到司法机关。刘俊平的家人在“尸体停放三天不作处理,属于扰乱社会治安”的劝说下,将尸体匆匆火化。然而,这也成了后来相关部门“未验尸,死因不明,所以不能定崔学坤有罪”“崔学坤非法行医情节不严重,没有造成恶劣影响”的解释。

1999年初,记者在网上看到刘俊平家人的求助信,赶赴当地调查。通讯《行医无照 庸医治死新嫁娘 法网有洞 罪魁逍遥何时了》(1999年3月31日报道)刊发后,崔学坤非法行医一案,经临河市公安局补充侦查后于1999年5月4日重新移送临河市检察院审查起诉。1999年9月14日,临河市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崔学坤犯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5000元。崔学坤不服,提起上诉。2000年2月3日,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中级法院二审改判崔学坤无罪。

刘俊平的意外离世让她的家人悲痛欲绝,定分止争的法律也没能抚平他们痛失爱女的伤痛。周刊先后发表报道《上网,为屈死的女儿》(1999年4月14日)、《“庸医治死新嫁娘”案昨公堂开审 本报记者奔赴临河细听端详》(1999年7月7日),在寻求正义的道路上,我们一直与他们同行。

●潘小琴是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国土局职工。2000年,潘小琴向税务机关举报自己的单位偷漏税,为国家挽回200多万元的经济损失,但她却因此受到单位排挤。领导不理睬自己,同事们躲着她走,并被告知不能参加政治活动,不能进局机关……同事甚至打电话给她,“我们也很同情你,但也请你为我们着想,以后在单位别再跟我打招呼,请原谅。”潘小琴认为是税务部门“出卖”了她,将税务部门告上了法庭。前去南京调查采访的记者,受到重重阻力,但并没有退缩。“匿名举报为何没能保护举报者?”

《谁为举报人的下场负责》(2000年3月29日报道)见报后,引起了当地政府和民众的极大关注。面对记者的质疑和追问,税务部门感到了真真实实的压力,表示一定处理好此事。

虽然最终法院以潘小琴遭受的打击报复与税务部门泄密没有直接因果关系驳回其诉讼请求,但我们的报道让民众了解了事件的真相,我们的声援让一直在黑暗中挨着日子的潘小琴感到了正义的光亮。

●冯彩云,一位让周刊记者牵挂多年的老人。1999年9月,冯彩云28岁的儿子徐英东在北京被警方收容遣送转送安徽宿县,从此失踪。年逾七旬的冯彩云数十次进京打听儿子的下落,但得到的答复都是“正在查,你回去等”。2002年1月,冯彩云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北京市公安局限期履行寻找徐英东的法定职责,2002年9月,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驳回冯彩云的起诉。本报记者在近5年时间里,不间断对冯彩云老人的寻子经历跟踪报道,《儿子,你还活着吗?》(1999年9月26日报道)、《七旬老人苍凉追问,我还要等多久?》(2003年1月30日报道)等报道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2004年4月,北京市公安局作出行政赔偿决定,有关部门承认工作中存在错误。冯彩云获得国家赔偿35万元。

话题敏感,案件离奇,当初这是一个被认为“很难做”的选题,之所以决定“做”,很大程度上也只是想,也许我们的报道能带给白发苍苍的老人一些安慰而已,是一个苦难的母亲以她的执着、坚韧、自尊和隐忍,让我们的目光一直跟随她在多年寻子的路上前行。

每年,冯彩云都会来北京。每次她都会从当年和儿子分手的宣武门地铁站出发,到位于八宝山地铁站西南角,鲁谷西路5号的周刊编辑部坐一会儿。以至于报社前些年搬离鲁谷办公区那一刻,想到老人面对人去楼空的难过,又多了一份伤感。

当年采访冯彩云的记者说,2003年8月1日,她在路边小店里的电视中看到《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止的那条新闻时,竟当街掩面痛哭,泪流不止。

●李玉珍也是一位寻子多年的母亲。2007年初夏,编辑部收到李玉珍委托他人发送的一份电子邮件,反映他的儿子被害公安机关不予立案的问题。记者赶到湖北省十堰市见到李玉珍时,老人佝偻着腰,满头白发,泪眼婆娑,说自己一笔一笔写下几十封求助信,请求有关部门帮助寻找儿子,但没人理她。原来,她的儿子常向阳是一家公司的一名工程师,因在公司受到不公正待遇患上精神分裂症离家出走。后来,她突然发现儿子的一个活期存折被人从银行取走并销户。报案后,两名刑警和她一起查看了银行的监控录像,是三个人一起取走的存款,还进行了刻意伪装。接着,她在家中接到一个莫名其妙的电话。“我没法不怀疑儿子可能遭遇不测。”可警方就是不告诉她儿子在不在其中,除了不立案,其他什么都不说。老人希望立案,通过查钱找儿子,但始终没能如愿。

《我想知道,那究竟是不是我儿子》(2007年6月2日报道)见报后的那年秋天,老人千里迢迢只身从老家来到北京,说要感谢报社给予的帮助。她说,尽管没有立案,但媒体的关注让她感到这个世界有人在关爱着她,她不孤单。

●2006年6月,福建省三明市年轻的母亲詹红光失去了8岁的女儿。三明市江滨公园连续多次发生溺水淹亡事件,24条生命被河水无情吞噬,其中13名是年幼的儿童。面对24条逝去的生命,当地园林处、水利局都说自己“没责任”。记者前去当地采访时,失事儿童的家长们拿出孩子的照片,看着一张张花朵般的笑脸,记者的心一阵阵的痛。通讯《江滨公园24人溺水调查》(2006年12月13日报道)揭开了江滨公园多次发生溺水淹亡事件的真相——河岸防护栏不符合规范,淹没在河水中的悬空台阶甚至是“违章建筑”。报道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当地有关部门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报道发表后,记者接到当地主管部门曾接受采访的一位工作人员的电话,他在电话中十分愤怒,“你们不该报道,让我们很难堪!”2007年中央电视台“3· 15”晚会将这一事件作为压轴的重头节目再次披露,引起全社会对生活安全的重视。

詹红光多次到有关部门反映,请求修建符合安全规范的栏杆,拆除岸边危险设施,但没有任何回应。她还通过诉讼的方式试图引起主管部门的重视,但结果并不理想。尽管詹红光维护合理的安全权益遇到重重困难,令人欣慰的是,当地后来对公园安全进行了整治,加装了安全防护栏,让生活在三明市的百姓有了一个安全的家。

●北京某宾馆清洁工杨同来双脚长期浸泡在融合了地毯清洗剂、去渍剂的冷水中工作,身体出现严重不适。在未对其进行离岗前职业健康体检的情况下,单位与其终止劳动合同。由于杨同来所患“职业性慢性中度周围神经病”当时不属于职业病目录管理范围,他历经八年诉讼却只得到了9000元的医疗补助。《中毒工人十年维权路》(2014年1月22日报道)记录了杨同来在维权的道路上坚持不放弃的故事,最终,在公益律师的法律援助及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下,杨同来获得7万元的补助。而新修订的职业病目录也因为这起个案有了更科学的规定。

十年,杨同来拖着两条病腿,找单位,找劳动仲裁部门,找工会组织,找职业病鉴定机构,找司法机关……因为,他坚信,不合理的规定一定会改变,不公平的事情总有人关注。他以一个小人物的坚持,推动了法律的修订。

●每天,全国大约有300多万名快递员奔走在路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交通事故也日益增多。因为大多数快递员并没有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如果在事故中受到伤害,他们往往面临维权困境:一旦发生事故,他们与用人单位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成为其能否获赔的关键,但司法实践中,法院对劳动关系的认定并没有标准答案。通讯《工伤保险,能否惠及300万快递小哥》(2018年6月27日报道)呼吁,应允许快递行业单独缴纳工伤保险,以保障其合法权益。

快递小哥是电商时代的产物,他们在为电商跑腿、为买家送货上门、为国家贡献GDP时,自身的权益保障却步履维艰。这样的遭遇,难免让人心疼。300万,这个数字不容小觑。他们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为社会和时代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劳动力,他们的权益不该就这么被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