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人单案多久能找律师吗，律师眼中的法官

48岁的马学平是深圳中院刑事审判庭的四级高级法官。可一年前，他还是一名执业15年的刑辩律师。

那时，他身为辩护人出庭，看着法官们坐在庭上听人说说话，敲敲法槌，出个裁判文书就完事了，似乎比律师轻松多了。

现在身为法官，马学平才了解到，法官的工作远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简单。除了多次阅卷，查法律依据、检索同案类案，还要拟定、修改、签发裁判文书。做律师时的工作，好像反而轻松了。

马学平的身份转换，源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月18日发布的《广东法院系统2017年公开选拔高层次审判人才公告》。当时，广东高院拿出6个法官职位向社会招聘，律师、法律学者是最重要的目标人群。

2018年7月，一名律师、一名人大立法机构工作人员通过了公开选拔，成为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受访者供图

从律师、法律学者中招录法官不是什么新鲜事。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还印发了《从律师和法学专家中公开选拔立法工作者、法官、检察官办法》（下称《选拔办法》），鼓励法律人才应聘法官、检察官等职位。

但《选拔办法》发布3年，真正进入法官队伍的律师、学者凤毛麟角。据新京报记者统计，全国31个省区市中目前仅有上海、广东、江苏、浙江、北京等地进行过6轮法官公开选拔。加上最高法院2018年底的一次尝试，7次选拔共计划选拔21名法官。

“这些年法官、检察官辞职做律师的多，反过来的很少。”一名曾在东部某省做过律师的法官认为，当下的法官岗位，对于优秀的律师、学者缺乏足够的吸引力。“但我们应该从社会结构、阶层流动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事情。问题虽然是有的，可还是应该给这个制度空间，不能盯着毛病直接把新生事物掐死。”

脱下西装，换上制服

2018年7月，马学平以法官身份进入深圳中院后，工作中最显著的变化或许是办公环境。

穿上法袍前，马学平是广东鼎方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有单独的办公场所，算上专属的会客厅等设施，总共120平米。他的单人办公室足有80平方米，就连两名助手都能单间办公。

但法院办公室紧张，法官几乎不可能有单间。马学平现在的办公室15平米，摆放了三张办公桌。来这间办公室上班时，他卸下了做律师时必备的西装，换上了法官的日常制服。

虽然面积不大，但办公室被法官们收拾得整整齐齐，没有被案卷塞得密不透风的文件柜，桌面上也没有各种材料堆叠成的小山。只是深圳的回南天刚结束，空气里满是潮湿。一不留心，室内就容易生出霉味来。

对于这种变化，马学平开始并不适应，但没多久就习惯了。“尤其是刚到法院的时候，院内纪律、工作上的问题，能找办公室的同事商量。”马学平说话时吐字清晰，逻辑缜密，似乎多年的律师生涯已将职业习惯融入日常。

入职没多久，深圳中院的诉讼系统就给马学平随机分配了9件刑事案件，两件一审、七件二审。中院的刑庭里一审案件多是重大复杂案件，不少涉及杀人、贩毒等问题；二审案件主要是基层法院一审判决后，当事人上诉的案件。

马学平承办一审案件时，有时要开两次庭，开庭前要阅卷，有时候检方还会申请退回补充侦查。开庭后还要合议，较为复杂、专业性较强的案子，有时还要在专业法官会议、审判委员会讨论，撰写裁判文书是最后一步。

“我一年下来差不多办100多件案子。”马学平说，在同事里这不算多。深圳中院刑庭32名法官，2018年人均办案130件。基层法院案件量更大。比如深圳宝安法院的法官，前几年就有人年均办案400多件的说法。

这远高于马学平做律师时的案件量。做律师时，马学平每年只接二三十件刑案，“再多就很累了”。但做法官后接触的案件类型比做律师时丰富，各种类型的犯罪，都见识过了。

深圳知识产权法庭法官钟小凯，比马学平小10岁，曾是珠海市人大常委会立法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他和马学平一起通过了广东高院的法官选拔考试，同一天入职深圳市中院。

与之前在立法机构的工作经历相比，钟小凯认为法官的精神更为独立。法官们合议案件时，因为观点不同常常激烈交锋，“但都是为了工作，吵完以后还很开心。”钟小凯说，这份独立与愉悦，是许多职业里没有的。

开门纳士

事实上，从法院系统外选拔法官的先例早已有之。

公开资料显示，1999年3月，最高法院在北京地区公开招考高级律师进法院。这是有记录的第一次公开选拔。次年，最高法院再次公开招考高级法官，招考对象为一级、二级律师以及法学教授、副教授，法学研究员、副研究员，立法机关和政法机关副处级以上法律工作者。

第一次公开招考的当年10月，最高法院就在《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中提出改革法官来源渠道，逐步建立从律师和高层次的法律人才中选任法官的制度。后来的最高法院院长肖扬曾说，鼓励经验阅历丰富、品行端正、声名卓著、资产富有的律师来当法官，是为了“改进法官队伍的构成”。

在学界看来，法院系统对从律师、学者中选拔法官的思路虽有提倡，却一直没能形成制度，虽然偶有优秀律师成功转型法官的案例，但终究是少数。

到了2014年，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重提此事，称要“建立从符合条件的律师、法学专家中招录立法工作者、法官、检察官制度”。两年后，中办又印发了《选拔办法》，称公开选拔法官的对象为律师、法学专家。

2016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从律师和法学专家中公开选拔立法工作者、法官、检察官办法》。网络截图

正是在这样的契机下，广东省委政法委、省委组织部、省高院决定在全省范围内进行公开选拔，广州中院、深圳中院、广州铁路运输中院、珠海横琴新区人民法院合计选拔6个职位，其中深圳中院选拔两个职位。

一番权衡后，深圳中院决定主要考虑需求最迫切和专业性较强的岗位，选拔一名刑庭法官、一名知识产权庭法官。“近年来，深圳知识产权案件持续增长，全市两级法院审结的知识产权案件增长近6成，约占全国的十分之一。刑庭人案矛盾比较突出，近几年来案件增长较快，重大、新型刑事案件较多。”深圳中院政治部一位工作人员表示。

严格遴选

2016年，执业十余年的马学平已在广东闯出一片天地。在当年12月30日的省第十一次律师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了省律师协会副监事长。

但那次会议上的另一个消息让他更加心动——时任广东省委政法委书记林少春说，省里即将从律师、学者中遴选法官。

马学平毕业于中南政法大学（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系，做过10年警察、15年律师。从上学时，他心中就有一个法官梦，“对于学法律的人来说，法官就像是职业的最高境界，在这个岗位上能不负所学。”

2017年1月，他看到了《广东法院系统2017年公开选拔高层次审判人才公告》，很快报了名。

准备报名材料时，他特意附上了一张深圳《宝安日报》。其中一篇与他相关的报道里提到，他一直想做法官。“我就是想通过这份报纸传达一个信号，做法官并非我一时的冲动，而是长期的、真实的想法。”马学平说。

为了支持父亲做法官，马学平的儿子也调整了职业规划。儿子本在吉林大学法学院读书，毕业后想从事律师职业。马学平说，因为法官有任职回避限制，所以儿子“即使做律师，也会选择在深圳之外的地方执业。”

这次广东省公开选拔法官，选拔对象除律师、学者外，还增加了党政机关从事法律工作的人员一项。钟小凯就属于后一类。

钟小凯本科、研究生毕业于中山大学法学院，还在中国人民大学念了法学博士。在调到珠海市人大常委会立法研究中心从事立法工作前，他先后在江西高院、珠海中院做过10年法官。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公开选拔法官的消息后，他决定重回法官队伍。

据广东本地媒体报道，公告发出后，广东省共有30人报名，其中符合学历、执业年限等资格审查条件的23人。这23人要先通过检测专业水平、政治理论的笔试、面谈，之后，才能从中选出6名合格的法官。

为了准备考试，钟小凯找了一堆知产方面的书籍学习，还向知识产权法领域的专家师友请教。他觉得备考有点像当年准备司法考试，备考复习了一段时间，还是很有压力的。

“笔试筛选掉一部分后，每个岗位按照1:3的比例挑选入围者面试，面试后按照1:2的比例考察。”马学平说，整个过程非常严格，按照公告的选拔流程，接下来还有省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的专业能力评审、省法院开展的差额考察、党组讨论研究等环节。

钟小凯之前是法学会会员，在法学会相关刊物发表过文章，获得过中国法学会法学青年论坛一等奖等荣誉。为此，广东高院的考察组还特意到珠海法学会了解他的专业水平。

从2017年1月报名到2018年6月通过任前公示，反复考核筛选后，马学平、钟小凯脱颖而出。深圳中院政治部相关负责人说，深圳中院给二人确定法官职级时，更多的是希望把优秀人才留下来，“所以最后他们都是四级高级法官。”

除了马、钟二人，本次广东省选拔的6名法官中，有一名来自广州市黄浦区区委政法委、一名海事公安局局长助理兼派出所所长、两名广东地级市党校教师。和1999年后的多次系统外法官遴选一样，最终入围人员里大多有过在体制内工作的经历，或有政府机关背景。

应者甚寡

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广东在从律师、学者中选拔法官的尝试无疑是积极的、成功的。但从目前来看，广东经验并未复制到全国。

据新京报记者统计，中办公布《选拔办法》已3年有余，全国却仅有上海、广东、江苏、浙江、北京等5地落实了这一制度。其中，上海在2015年、2017年两次选拔了5名法官、检察官。广东紧随其后，选拔了6名法官、1名检察官。

2019年1月开始选拔的浙江、2月公布了选拔工作实施办法的北京，目前均未有最终结果。但2018年启动选拔的江苏，却遭遇了应考者寥寥的尴尬。

公开信息显示，2018年9月，江苏省高级法院、省检察院发布了“2018年从律师和法学专家中公开选拔法官、检察官公告”，希望在律师和法学专家中选拔12名法官、检察官。但当年10月18日报名截止，12个岗位中仅4个岗位达到开考要求，其余皆因未达到报名人数要求而被取消。被取消的岗位中，甚至包括江苏高院刑庭、民庭的四级高级法官。

类似的尴尬，从这一制度推行时便已出现。最高法院政治部现任法官管理部部长陈海光曾在《论律师与法官间的人员流动》一文中透露，1999年、2000年最高法院两次公开选拔法官，均“应者甚寡”，两次希望选拔20人，但只招录到3人。

2013年的全国“两会”上，时任全国政协委员、律师潘晓燕还曾提交过《关于形成从资深优秀律师中遴选法官、检察官的长效机制，以保障法律职业群体良性循环的提案》。当年8月，最高法院答复该提案时表示，该院曾在全国人大、中央组织部、司法部的支持下进行过多次遴选尝试，但实际报名人数均未达到预期。原因是多方面的，最高法在回复中称，“如我国法官待遇较低，对优秀律师缺乏足够的吸引力等。”

2015年7月，律师商建刚通过公开遴选，成为上海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时，有报道称其做律师时“年赚千万”。虽然商建刚事后表示这是误传，实际情况为他所在的律师团队一年营业额千万，但优秀律师的收入远远高于法官这一点，在业界毋庸置疑。

2015年07月，商建刚（右）接受媒体采访。此前，他通过了公开选拔，从律师成为一名法官。图/视觉中国

“司法改革后员额法官待遇提高收入增加，现在是比普通公务员高20%，有的地方说要高50%，但还是远远没法和优秀律师的收入比。”江苏高院法官韩牧（化名）说。

“年轻律师可能愿意进来做法官，就像大学生一毕业想进公务员队伍一样，但是他们不符合法官的选拔条件。而一旦一个人在律师行业里面成熟了，或者成为副教授、教授了，他往往也就不想进来了，法官的待遇不足以吸引他们。”广东省法官遴选委员会主任、广州大学法学院教授董皞认为，这恰恰是从律师中遴选法官制度的一个矛盾。如果未来一段时间，法官的社会地位、待遇没有大的改观，从律师和学者中选拔法官的这条路，客观上来说不是很宽广，遇冷并不意外。

“有些赚了钱的律师需要社会地位（可能想往体制内发展），但叫他去做一个普通法官吭哧吭哧办案，他是不愿意的。他哪怕到政协、人大去任个职，也比做法官更风光更轻松。”董皞说。

员额的限制

另一方面，司法改革后，员额制对法官数量的限制，成为影响法官选拔的关键因素。

“江苏省法院系统的员额指标已经快饱和了。这种情况下，如果再从律师、学者等外部人员中选拔法官，法院系统内部的人难免会有意见。”曾经参与江苏高院司法改革制度设计的韩山（化名）说。

据韩山介绍，2013年至2016年，江苏省法院系统案件受理总量连续4年位居全国第一，且每年仍以超过10%增幅增长，直到2018年才摘掉第一的帽子。但实行员额制后，法官人数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有所减少。

“比如南京市的一个基层法院，以前60多个法官办案。员额制改革后只给了他们20多个员额，许多法官变成了法官助理。”韩山说，这些人只能眼巴巴地等着前面有人退休、辞职，“否则一个萝卜一个坑，你再怎么优秀都没有机会成为员额法官。”

这样的前提下，如果从律师、学者中选拔法官还要占用法院原有的员额指标，一些法院就不太情愿了。

对此，湖北省法官遴选委员会专家委员、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秦前红建议，改革要做增量，不要轻易动存量。“从律师、学者中间遴选法官，全国加起来都是数得过来的。你可以作为一种样本去存在，但是你不能把它作为法官补充的主渠道。”

此外，遴选法官的职级也可能引发法院内原有法官的抱怨。

江苏高院法官韩牧说，很多法官干了一二十年甚至一辈子都做不了高级法官，一个外来的律师一到法院就给四高，就如同“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很多人心里是不平衡的。”

做法官，就别想着做官

不止一名从律师转行而来的法官对新京报记者表示，刚刚成为法官的那段日子里，和同事们讨论案子时，仍不时把“我们律师”挂在嘴边。同事们会笑着开玩笑，“还是没把自己当法官啊。”

有的人对周末加班这种“新鲜事物”不太适应，还“不懂规矩不知深浅”地发了微信朋友圈。同事们纷纷在朋友圈下留言，有的调侃着回复“欢迎入坑”；有的则略带火药味——“应该叫单位，不应该叫法院！”“请问你周末加班，有什么感受？”

沿海某省的前律师、现法官陶平（化名）感受到了这次转身带来的压力，甚至将这种体制内外的差异形容为“围城”。“社会上的人，觉得你是去做官的；律师群体觉得你是去自讨苦吃；法官群体又觉得你凭什么一进来就是法官甚至高级法官？”

以前做律师时，马学平有独立的办公室。现在，他和另外两名法官共用一间办公室。受访者供图

一名前律师、现法官表示，到法院入职报到的第一天，他就遇到了身份上的“小麻烦”——因为没有参加过公务员考试，他未被列入公务员编制，身份信息无法录入公务员系统。后来在法院的协调下，问题才得以解决。

做了一段时间法官的陶平已经在考虑职业发展问题了。“外面的朋友很关心你什么时候更进一步，比如升到副庭长、庭长甚至副院长等管理岗。要是没有更进一步，是不是混得不好？”

但他不想做官。对于接下来怎么办，他仍在思考。

马学平早就想清楚了，自己将在法官岗位上做到退休。他很认同上海前律师现法官商建刚的说法，“如果为了做官，劝律师们不要选择成为法官”。

在马学平看来，选拔律师做法官，本意就是利用律师执业期间积累的经验来从事审判工作，而不是让这些人来做领导。如今，马学平更愿意从长远角度来看待这项制度，而非一时的利弊。“我觉得要让法院放心，从律师里选法官是对的，这个路子也不错。同时也要让律师同行们看看，‘你看那谁去了法院，我看他干得挺好’。”

新京报记者 王文秋

编辑 滑璇 校对 付春愔 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