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本地知识产权律师找哪个，知识产权律师鄙视链案例

作者 / 陈建南 广东方图律师事务所

来源 / 道方图说

生活中处处都有「鄙视链」。

有的是身份的鄙视链，比如《上海保姆朋友圈鄙视链》，有的是地域的鄙视链，比如《深圳没有歧视，但有鄙视链》。

今天来说一说 知识产权律师的鄙视链 。

近期的爆款文章《律师助理的朋友圈鄙视链》说了律所业务的鄙视链：

做IPO的 > 涉外业务 > 做并购重组的 > 做高标的商事的 > 做刑诉大案的 > 做知识产权的 > 做普通民商的 > 做普通刑诉的 > 做交通肇事的。

这个排序大致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其实在知识产权律师内部也有一条 鄙视链 。

知识产权业务也是可以分为很多类的，既有高大上的知识产权非诉讼项目，也有搬砖的体力活。

调查取证可以说是维权中最苦最累的体力活之一，或者也可以说是没有之一。 现在的侵权者越来越狡猾，很多时候你必须要深入虎穴，才能寻找到侵权证据。

前些年，我们团队还没有建立起专职调查取证部门的时候，合伙人、律师以及助理都需要去公证购买被控侵权产品，尤其要去一些知识产权侵权频发的重灾区。

美其名曰，是参与调查取证可以更好的熟悉知识产权办案的全流程， 其实也是当时没有专职调查员而迫不得已为之的办法。

某次一个新进来的女助理A，这位女助理此前在广州某大所做过知识产权业务的，这奠定了女助理的高度。

上班不久，女助理被安排到某侵权重灾区去取证，开完调查会议，交代完调查取证的注意事项后，助理幽幽的发出一句感慨：“ 你们团队啊，不行。 ”

我当时就震惊了…这个助理真硬核！

本来助理说我们团队不行，我还以为她来自省城广州，迷恋物质，眷恋荣华富贵，看不起我们佛山这种乡下地方……谁知在助理眼中，她看到的并不是这些虚荣的表面，而是实实在在的精神内核啊！

她嫌弃我们团队没有专门的调查人员。她说得很有道理，本来就应该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但是没有办法啊，刚开始创业的时候，请不起资深调查员，合伙人也得亲自撸起袖子去调查取证啊。

见过世面的助理，形成了一条调查取证鄙视链——

可惜助理A在团队只是过渡一下，我们还没从她身上学到更多的人生哲理，她就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了某大所的高端offer，加盟了一个不需要冒着危险亲自去侵权工厂调查取证的涉外团队。

现在知识产权法律服务的收费，可谓是五花八门。

B大状执业于帝都老牌的早期的涉外知识产权代理机构，专做涉外业务，他们收费高且客户付费爽快。由于需要翻译的外文资料较多，据说有时候翻译费的收入比律师费收入还要高。

曾经有一个案件想和B大状合作，当听说客户是民企的时候，B律师婉言谢绝了，说他们只服务外企，因为外企客户代理费用优厚，既有前期优厚的代理费，还有后期的高额奖励，并且付费很及时的。

其次就是国内的上市公司、行业龙头、互联网新锐等优质企业，支付的代理费也比较客观。

再其次就是各省区的纳税大户、细分行业龙头等优质企业。

再再其次就是一般的客户，虽然支付的费用不是很高，但是至少愿意是付费购买法律服务的。

接下来就是很有争议的商业批量维权收费模式。当事人只愿意支付调查取证费用，不支付律师费，双方谈好案件后期的分成。更加进一步的就是，当事人什么费用都不用支付，由律师代垫全部费用，双方谈好案件后期的分成。

作为一种商业模式，批量维权主要就是靠数量，早期做批量维权做得好的话还是可以赚到钱的。

但是现在批量维权的判赔金额越来越低，前不久检索案例，发现有的批量维权案件的判决赔偿只有两三千元，理论上要做到100个案件才有二三十万元的赔偿金额，扣除公证成本、诉讼费、差旅费等成本后也不知道能不能够赚到钱。

如果万一案件败诉了，真的是兵败如山倒，画面很华丽，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这就是一条业务收费鄙视链——

C大状是我们很敬重的行业大咖，留过洋，写过书，案件办得很好，每次从省城广州过来佛山，我们都相谈甚欢。

酒酣耳热之时，C大状总是语重心长地跟我们说：“你们要考虑一下啊，早日把律所总部搬到北京，或者至少也要搬到上海、深圳、广州才行。佛山的地方太小了，辐射力不够，招人不好招，知识产权业务的费用收不起来，北上深广的律师好收费。”

说得太有道理了，这是我们都知道的。

记得团队刚成立的时候，正是用人之际，曾经面试了一个助理D，觉得挺优秀的，现场就确定了offer及入职日期。

但是在入职前助理D婉拒了offer，助理D说：“谢谢你们的好意，我还是觉得深圳、广州更有前途。”直接的就泼了一个冷水。

但是助理D说的是一个事实。

经常和北京的律师打交道，也有业务合作，帝都的知名知识产权大状收费基本是百万元级别起步的。

北京确实是占尽了知识产权法律服务的天时地利，最高院的知识产权庭、原来的商标局、商评委、专利复审委全部都是在北京，由此产生了大量的知识产权授权确权类业务，以及由此而衍生的行政案件。

近水楼先得月，这些基本上可以说是北京律师的蛋糕了，其他省份的律师难以分一杯羹。

上海的经济实力雄厚，知识产权业务也很厉害，可以辐射整个长三角。

广州是广东省会城市，轻松辐射珠三角，且是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所在地，其重要地位不言而喻。

深圳是全球闻名的创新之都，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多年来全国排名第一，同时深圳也云集了大量的科技型公司，比如华为、腾讯、中兴、大疆。以上这些地方确实都是知识产权律师掘金的沃土。

除此之外的省会城市，比如 杭州、南京 等省会城市经济发达，且设立了知识产权法庭的地区，也是知识产权重镇，可算是第二梯队。

第三梯队则为实力很强的地级市（GDP超过很多省会城市），比如 苏州、无锡、宁波、佛山 等城市拥有非常强大的专利、商标申请和授权量。

除此之外的地区，基本上案件类型就比较少了，最多的也是一些批量维权案件。从严格意义上的知识产权申请和授权指标来说，应当不能算得上是知识产权法律服务的发达地区。

因此，以上体现了地域的鄙视链——

这几天同事很是开心和激动，一问原来是要到最高院参加专利案件再审开庭，这确实是很值得高兴的事情。

全国42万名律师，到最高院开庭比例最高的就是知识产权律师。

一般情况下，民事案件基本上都是在基层及中院开庭，只有标的金额很高的案件或者再审案件才有机会在省高院开庭，案件要去到最高院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刚开始做律师的时候，还没有接触到知识产权，一直在想：如果有朝一日可以到最高院开庭，那该多好啊！问了一下老板，可惜老板也没有在最高院开庭的经验。

但是知识产权案件完全于此不同，很容易就会到最高院参加庭审。

比如专利案件，此前一审是在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二审在省高院，再审自然就可以到最高院了。

2019年1月1日起新规定出来了，对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技术秘密、计算机软件等专业技术性较强的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第一审判决、裁定不服，提起上诉的，由最高院审理。

也就是说，只要是对实用新型专利案件一审不服的，就有机会去最高院开庭，真的是非常厉害。

因此对于知识产权律师来说，如果没有在最高院开过庭确实是有些遗憾的。可以预见，今后在最高院开庭会越来越多，但是就算同样是在最高院开庭，不同的案件的影响力还是存在很大不同的。

因此，这就形成了一条知识产权律师开庭的鄙视链——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鄙视链只是表面现象。

真正的高手是深藏功与名的，因此鄙视链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排名。

北上广深居庙堂之高，当然会有很多高手；二三线城市处江湖之远，同样也是藏龙卧虎。

正如《岳阳楼记》所说：“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其实，无论在知识产权链条的哪个环节，都是知识产权法律服务链的不同分工而已，并没有高下之分。

只要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专心去做，自然心旷神怡，宠辱偕忘，也应是“其喜洋洋者矣”吧。

— The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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