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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事已高的张满反复强调一句话：我希望再审的时间快一点，再快一点。

红星新闻记者 | 王剑强 王红强

编辑 | 张寻

这两天，张满睡不好一个午觉。自从12月13日云南省高院向他送达《再审决定书》后，各地媒体的电话涌来，张满挨个解释，说着同样的话：

“现在身体不太好，几个月前心脏刚放了支架。感谢媒体的关注，希望再审开庭的时候，记者朋友们都能来。现在只想把身体养好，耐心等待开庭。”

76岁的张满，当年大理下兑村公所的书记，云南“大理灭门案”的被告人，被指于32年前杀害邻居王学科一家四口，其中包括一名7岁的男童和一名4岁的女童。

1997年，张满因“故意杀人罪”被判无期徒刑；1999年，云南省高院维持该判决。他否认杀人，鸣冤数十载，“没做过就是没做过。如果是我做的，为什么不判我死刑？”

2019年11月云南省检察院向云南省高院提出再审建议以来，张满就一直在焦灼等待再审决定，他反复强调一句话：我年纪大了，快等不起了，希望再审的时间快一点，再快一点。

年老多病的张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珍视自己的身体。12月15日，在自家的院子里，张满告诉红星新闻记者，他每天午睡，按时服药，维持心态平稳，只希望出现在再审庭审现场时，能有相对健康的身体和充足的精力。

记者注意到，云南省高院作出再审决定的法律依据，系刑事诉讼法等相关规定：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发现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是否再审；对决定依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制作再审决定书。

↑云南省高院《再审决定书》。

一家四口被杀血案

张满家距离本案被害人王学科一家，相距不足百米，步行一分钟即到。

12月15日，他领着红星新闻记者，走到离当年的案发现场还剩十余米时，停下来了。张满不愿意近前，用手指着：“那里就是他们家，院里有棵大树的地方。”

王学科一家四口被杀后，房子由王学科的弟弟居住。张满说，他2011年保外就医回到下兑村后，至今十年，两家人没有任何来往，他想去解释自己不是杀人凶手，又不知道从何说起，“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他们的仇人。”

那是一桩32年前的旧案。1989年12月16日一大早，28岁的村民王学科一家四口被发现在家中全部遇害。王学科的尸体落进了院里的水井中，妻子赵丽英在二楼卧室，颈部被割开；王学科7岁的儿子、4岁的女儿死在床上。

张满难以忘记当年目睹的惨状。当年12月16日上午，时任下兑村公所书记的张满刚出门，准备去村公所上班，听到村民王学科的母亲张凤兰哭喊，“说她大儿子家死人了。”

当年的案件资料记载：张凤兰准备到儿子家借筛子，走到大院门前，发现门锁着；用手一摸，锁从门环摔到地下；张凤兰拾起一看，锁匙在锁孔里断了一截；张凤兰推门进入，看到地下大片血迹，随即开始大哭。

↑画圈处为张满家，方框处为本案被害人王学科家。

张满说，他走进王学科家往里一看，发现到处都是血迹，“作为村公所的一把手”，张满立刻安排人员把守大门，以免破坏了案发线索，同时安排人员将王学科母亲背离现场；他自己骑上自行车，飞速赶到村公所打电话报警。

当地警方很快赶到现场勘查。经法医鉴定，凶案发生时间为1989年12月14日晚。作为村干部，张满配合警方进行了四天的勘查工作，为民警提供后勤保障。

经法医鉴定，王学科系头部受锐器砍伤致死；赵丽英头部受钝器砍伤，造成颅脑损伤及切颈死亡；王学科的儿女系切颈死亡。警方判断，四人均系“他杀”。

张满至今记得，在当年的案发现场，有一把带血的锄头，卧室的墙上，还留下一个血手印。

灭门案发生后，大理警方围绕该案做了大量工作，排查了众多犯罪嫌疑人，但始终没有进展。

案发五年后突然被捕

张满被警方带走，是在案发五年后的1994年12月20日。他清楚地记得这个日期。12月15日上午，向红星新闻记者回忆被带走情形时，张满看了看表：“比现在这个时间早一些。”

那天，张满带着妻子、儿子出门，准备去参加一场喜宴。他向红星新闻记者讲述，在半路上，大理市公安局刑侦大队的办案人员将他拦下，问“书记，要去哪里？”张满说，民警要求他带路，去找当地一个村民。

“我刚上车，民警一左一右拧住我胳膊，给我戴上了手铐。”张满说，他被直接带到了刑侦大队审讯室，审讯工作由大理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时任大队长甘帆亲自负责，“我还一脸懵，他们要我交代1989年12月14日我干了什么。”

↑张满曾是大理下兑村公所书记。

张满回忆，民警告诉他，他是五年前杀害王学科一家的凶手，要他交代；但他否认杀人，并将案发当日自己的行程全部讲述了一遍。

张满说，他否认作案后，办案民警从1994年12月20日下午至12月27日，连续八天时间，对他进行了刑讯逼供，手段包括暴力殴打、断水断粮等。

张满还说，自己的妻儿也受到威胁。1994年12月28日，张满作出了一份有罪供述，也是此案至今唯一的一份有罪供述。

在这份有罪供述中，张满说：“我与村民王世明有矛盾，所以决定杀他的儿子王学科。我专门穿了红色运动服、39码的钉鞋、戴手套，于案发当晚10时到王学科家叫门。王学科开门后，我先是递了一根烟，然后用石头砸倒王学科，继而上楼用锄头杀害了其妻子儿女。我先是用锄头砸，继而用了厨房里的刀具。因我平日所穿的鞋为43码，故39码的鞋太小，我不得不割开鞋后跟。作案后，凶器被我丢到了洱海。”

有罪供述中，张满还说：“为了这次复仇，我准备了整整6年。”

张满向红星新闻记者回忆，当时被逼作出有罪供述后，内心想的是，“在审讯室说不了理，以后还有检察院，还有法院”。作出有罪供述后第二天，警方带张满指认现场，这时，张满就开始推翻前一天作出的有罪供述。

↑张满与申诉律师沟通案情。

张满向红星新闻记者描述当年作出有罪供述的过程：案发后，他曾陪同警方现场勘查四天，目睹现场诸多情况，再辅以自己的“合理想象”，结合办案人员的“提示”，最终作出那份供述。

认定杀死四人“仅”被判无期

张满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如果认定我杀死了四人，就请枪毙我，判我死刑。”

1997年，大理州中院对张满故意杀人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在判决书中，法院称，张满因与同村村民王世明有积怨，从而产生了杀害其长子王学科进行报复的恶念；案发当日，张满潜入王学科家中，趁王学科不备将其击倒杀害，并将尸体抛入水井之中。随后，张满又将王学科的妻子儿女杀害逃离现场。

案件资料则显示，王世明次子接受警方询问时表示，并未听说其父与村里何人结怨。张满也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双方此前并无任何深仇大恨，仅在案发多年前有过两次极小的摩擦，根本不可能因为日常琐事而杀人。

张满还说，自己入过伍，当过民办教师，王学科曾是他的学生；自己20岁入党，是一名老党员，又担任下兑村公所书记，不可能是因琐事而拔刀灭人满门的穷凶极恶之徒。

↑大理州中院一审判决书。

大理州中院在判决书中称，张满杀人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极大，本应依法严惩，但“鉴于本案的实际情况，应酌情考虑从轻处罚”，判决张满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附带民事责任向王世明赔偿经济损失6000元。

但对于“本案的实际情况”字样，判决书中并未详细展开描述。张满如何被“从轻处罚”，连他自己本人都表示无法理解。

大理州中院新闻发言人郎维学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张满“杀四人”却不被判死刑，因“案子与案子之间不一样”，没有可比性。

“残忍杀死”一家四口，其中还包括一名7岁男童、一名4岁女童，张满却没有被判处死刑。这一结果，引发了大理州人民检察院、被害人王学科家属、被告人张满三方的“不服”。

大理州检察院认为，判决张满犯故意杀人罪正确，但没有任何的从轻情节，应当从严惩处，因此提起抗诉；张满认为，自己没有杀人，提起了上诉；王学科家属则认为，本案量刑畸轻，民事赔偿金额过低，提起上诉。

1999年9月14日，云南省高院作出终审裁定，维持了大理州中院对于张满无期徒刑的一审判决，张满随即被送往了云南省第二监狱服刑。

张满申诉代理人曾表示，如果本案证据确凿，四条人命（其中还有两名儿童）确系张满所害，且张满没有自首情节，也不坦白交代“罪行”，断没有不判死刑的道理，一审、二审法院作出“无期徒刑”的判决，属于典型的“疑罪从轻，留有余地”。

多年后翻供的“目击证人”

从1994年被警方带走，到2011年保外就医，张满一共被羁押了17年。期间，他一直在坚持申诉。

红星新闻记者问及其申诉的经过，张满表示不愿多谈，他身体不好，经受不起长时间的采访，“说起来几个小时也结束不了。”

↑张满接受红星新闻采访。

他向记者出示了其部分申诉材料。在申诉材料中，他主要提及了被刑讯逼供、物证缺失、证人证言非法等问题。

案件资料显示，本案中认定张满犯罪的重要物证，系一把案发五年、张满已被羁押后，检出张满血型的锄头把。

但是，案件资料显示，法医鉴定时的锄头把，长137cm；而案发当时在现场勘验时的锄头把，长为134.5cm；此外，勘验笔录中，血迹存留部位记载的是“木棒头部有血迹”，法医鉴定书则称，血迹是在“锄头把中部及上端编有2、3号部位”提取。

“现场勘验笔录长度单位精确到毫米，如此偏差如何解释？血迹留存位置不同，如何解释？案发当时没有检出我的血型，几年后反而检测出来了？”张满认为，上述情况足以表明，警方当时在案发现场发现的锄头把，和法医鉴定时的锄头把，“根本不是同一把。”

案件资料还显示，在案发现场，发现的凶器包括石头、菜刀、锄头把，这些凶器上均留有大量的指纹；同时，案发现场还留有大量的足迹、头发、烟头、纽扣，但经过法医鉴定，均非张满所留。

此外，在案件资料中，同村村民杨汝舟与张双社均表示，目击了张满的杀人过程，但两人均于多年后翻供。2015年2月，张双社在一份文字材料中称，其作证时，自己被带走，警方以“释放”为条件要求其作证，他在听了张满的“认罪”录音后，作出了“目击张满杀人”的证言。

张双社说，实际上，他什么也没有看见，并且，当年自家面对王学科家的那面围墙，没有窗户，他也不可能令视线穿过围墙，看见有人行凶。

另一名“目击证人”杨汝舟，在去年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说，“公安把自己带下去铐起来，不说就不让走。”

22年后“故意杀人案”将迎来再审

张满被云南省高院终审裁定维持无期徒刑判决后，下兑村33名村民曾自发联名写下《申诉信》，递交给相关部门。

在《申诉信》中，村民们说，根据开庭的情况，现场足迹与张满足迹不符，现场勘验的指纹不是张满所留，庭审时的物证锄头把与现场勘验时的锄头把长度不一样、血迹部位不一样，“鉴于以上令人费解的疑惑，我们认为此案真相不明、事实不清，难以服众。”

2019年11月，云南省人民检察院作出“云检十部刑申复通（2019）42号”的刑事申诉复查通知书，认为张满的部分申诉理由成立，向云南省高院提出再审审查建议，建议重新审理案件。

↑张满出示收到的《再审决定书》。

时隔两年的等待后，今年12月13日，张满收到了云南省高院的《再审决定书》，这起于22年前被审结的故意杀人案，将迎来再审。

张满开始格外重视自己的身体，他“抱怨”这些天媒体记者接连不断的电话，影响了自己的午睡。他说，他一定要等到再审开庭、案件改判的那一天。

这些年，张满的身体不大好。堂屋里，摆放着几袋治疗心血管疾病的药物。今年7月，因为急性心肌梗死、冠心病、急性左心衰竭，他被送往医院抢救，心脏放了支架。

他担心自己等不到再审。这两天，当地不少政府工作人员前往他家里，询问他“有什么需求”，他说，希望再审的进度快一点，再快一点。

“我相信法律是公正的，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张满说，相信云南省高院会有一个公平公正的结论。

红星新闻记者注意到，云南省高院对张满故意杀人一案作出再审决定的法律依据，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相关规定。

上述法律条款规定，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发现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是否再审；对决定依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制作再审决定书。

这意味着，已经作出再审决定的云南省高院，认可当年维持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张满无期徒刑判决的裁定，确有错误。

12月15日，一名与张满有过多次接触的大理市官方人士向记者表示，时隔多年司法机关能就该案作出再审决定，有担当、有勇气，“这意味着司法在不断进步。”

上述官方人士还说，张满是一位很要强的老人，家中房舍修建至今40年，多处漏雨，政府部门多次提出帮忙修缮，都被拒绝，“他要自食其力。”

上述官方人士还表示，张满的案件将迎来再审，对于政府部门而言，如何让张满老人从案件的阴霾中走出来、安享晚年，是政府今后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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