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兴区有名的刑辩律师哪里找，书剑恩怨录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孟子·尽心下》

前言

卜居杭城有年矣。日久生情，不免对杭州的历史兴味渐浓。提到杭州城，便不能不提起对杭州做出重大贡献的历史人物——钱镠王。如今在西湖的“柳浪闻莺”，吴越国钱氏三世五王的塑像，矗立在肃穆的“钱王祠”里，似乎在诉说着那段曲折神奇的往事。

（一）

关于杭州和钱氏的历史，市面上的书籍可谓汗牛充栋。追根溯源，最权威的当看“二十四史”中的记载。唐末藩镇割据，皇权旁落。除鼎定中原相继而立的梁唐晋汉周外，尚有前蜀、后蜀、南吴（杨吴）、南唐、吴越、闽国、南楚（马楚）、南汉、南平（荆南）、北汉等十个割据政权。这十个政权被《新五代史》及后世史学家统称十国。对于唐末乱世到宋大一统这中间的历史，统称为“五代十国”时期。其中，钱氏建立的吴越国，鼎盛时拥有13州疆域，相当于如今浙江全境、江苏苏州、上海和福建福州市一带。在宋太祖统一北方之后，吴越国王钱镠之孙钱弘俶，遵循王祖“善事中原，维护一统”的家训，“纳土归宋”，避免了生灵涂炭，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彪炳史册。记载吴越国钱氏历史的这些文字，存在于《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里面。

《旧五代史》原称《五代史》，系北宋薛居正于宋太祖开宝六年（公元973年）所修。后，唐宋八大家欧阳修嫌其文“繁猥失实”，未尽到编纂历史“垂劝诫，示后世”的目的。为“褒贬义例”，他效仿孔子编纂《春秋》的“义例”，用“春秋笔法”对五代历史进行褒贬，遂成《新五代史》。《旧五代史》里对十国的编排体例有所不同，其中对中原王朝称臣奉朔的南平（荆南）、楚、吴越三国被列入《世袭列传》，其他的入《僭伪列传》。欧阳修则认为十国不论是否奉朔中原及改元与否，皆“非中国有也……未足较其得失，故并列之，”将十国列入《世家》进行叙述。查阅钱氏历史，当在《旧五代史》之《世袭列传》二钱镠项下及《新五代史》之《吴越世家第七》中。细查之下，又发现《旧五代史》详细记载了钱氏三代五王即钱镠、钱镠子元瓘、钱镠孙佐、倧和俶的历史，而欧阳修的《新五代史》里因为钱倧在位仅六个月，故将其纳入钱俶里面一笔带过。再读之，发现《旧五代史》对钱氏多褒扬之辞，而《新五代史》则在最后两段的评述里对钱氏进行了数落。其评价有曰：“钱氏兼有两浙几百年，其人比诸国号为怯弱，而俗喜淫侈，偷生工巧，自镠世常重敛其民以事奢僭，下至鸡鱼卵鷇，必家至而日取。每笞一人以责其负，则诸案史各持其簿列于廷；凡一簿所负，唱其多少，量为笞数，以次唱而笞之，少者犹积数十，多者至笞百余，人尤不胜其苦。又多掠得岭海商贾宝货。当五代时，常贡奉中国不绝。又曰“盖其兴也，非有功德渐积之勤，而黥髡盗贩，倔起于王侯，而人亦乐为之传欤？考钱氏之始终，非有德泽施其一方，百年之际，虐用其人甚矣，其动于气象者，岂非其孽欤？是时四海分裂，不胜其暴，又岂皆然欤？是皆无所得而推欤？术者之言，不中者多，而中者少，而人特喜道其中者欤？”

综历代典籍，均对钱氏家族的拓展杭州治理吴越、修浚海塘防御潮患、疏浚西湖美化杭州、保境安民维护统一赞赏有加，为什么在欧阳修笔下却对钱氏多出了如许的负面评价？到底是其他史家曲笔呵护而欧阳修秉笔直书，抑或另有隐情？带着疑惑，我在互联网上进行搜索。当输入关键词“欧阳修”和“钱氏”，立马就有大量的信息扑面而来。通过搜索，立刻可以得知欧阳修和钱氏家族的恩恩怨怨，以至于钱镠的后世、现代著名的文学家钱钟书先生亦卷入此公案之中。概言之，大致认为欧阳修贬斥钱氏的原因是由于他的排佛。大家知道，钱氏三世五王，尤其是末代王钱泓俶期间，大兴寺庙，建造佛塔无数，最为著名的有雷峰塔、梵天寺塔、灵隐寺经幢、六和塔和保俶塔。于是，反佛斗士欧阳修便“利用职权”在他所修撰的《新五代史》中，对崇佛的钱镠大加挞伐，进行了较为负面的评价。据说，钱氏后人对欧阳修此种假公济私的做法极其不满。钱氏后人钱勰抓住机会，利用欧阳修“私通甥女案”反戈一击，将欧阳修的名节打翻在地。说来好笑，钱勰仅仅利用欧阳修的一首词，便咬定欧阳修在其甥女七八岁的时候便已经对其有不轨之思。当时其《望江南》词有曰：“江南柳，叶小未成荫。人为丝轻那忍折，莺嫌枝嫩不胜吟，留着待春深。 十四五，闲抱琵琶寻。阶上簸钱阶下走，恁时相见早留心，何况到如今。”

（二）

据考证，欧阳修的这首《望江南》，与他其它的一些艳词，其实是早已作之的。但由于家族恩怨，这时被钱勰抖落出来作为他“盗甥”的“暧昧”之据。此事后来又被记载于宋《钱氏私志》，成为一段公案。那钱钟书又是如何卷入此公案的呢？原来，博学低调的钱先生在其选注的《宋诗选》里，对欧阳修的《啼鸟》诗“我遭谗口身落此，每闻巧言宜可憎。 ……春到山城苦寂寞，把盏常恨无娉婷”的“我遭谗口身落此”作了一个看起来非常不显眼的注释：“《居士集》（欧阳修晚年皈依佛教，号“六一居士”，作品归集为“居士集”）目录以此诗编在庆历六年。庆历五年欧阳修因甥女张氏暧昧之事，被人诬告，他出知滁州。‘谗口’就指捕风捉影攻击他的政敌。”钱先生撇开欧阳修被贬的真正原因，而将是非并不明的“甥女张氏暧昧案”通过他的注释，牢牢地再次钉进文学著作里面。最终欧阳修这件有伤风化之事，可以通过钱钟书的书籍得到流传，是不是通过另一种方式替钱氏家族“复仇”？

（三）

国庆长假，读史消遣。为寻南北朝时期一些史事，不免又翻起唐李延寿的《南史》。该书里面的“出版说明”提到了一个修史的观念，令人颇为警醒。该“说明”写到：“李延寿继续编撰南北史的时候，《梁》《陈》《北齐》《周》《隋》五代史的编撰工作也正在进行或定稿。”“既然关于《南北朝》的史书已有多种，那么，李氏父子为什么还要另外编写这一时期的历史著作呢？”李延寿认为是为了统一的需要，必须剔除里面关于“索俘”“岛夷”等不利于统一的说辞。同时打破断代，通叙南北各朝历史，以适应统一后南北各民族大融合的新形势。但“说明”提醒大家的是，由于“从南北朝到隋末到历次大规模农民起义，沉重打击了门阀士族。他们的谱牒连同他们的家业，也被革命的洪流冲刷得荡然无存。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地位迅速下降，门阀士族的‘盛世’已经江河日下。”“为了挽救自己的命运，他们用尽了各种手法。在史书里塞进家谱，就是其中一种。魏收就曾直言不讳地说：‘往因中原丧乱，人士谱牒遗逸略尽，是以具书其枝派。’这就是企图通过修史来肯定门阀士族的世袭特权。”

（四）

意大利史学家哲学家克罗奇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创造历史的最好办法就是重新书写一部历史。书里面的世界未必都是真实，夹杂着个人恩怨、家族情仇的不在少数。这是我在翻阅杭州历史时又一次得到印证的一个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