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的题目颇有些标题党的意味，有人说了，中国这个人情社会，这个现实，凡事不能光讲法律嘛，特别是刑事案件，不找关系，光找律师，能把事情办成办好吗？你说在刑事案件中当事人想靠关系达到目的是行不通的，也不能解决案件问题，是不是太片面、太绝对了？毕竟，多条路，多个渠道，也不是坏事，只通过律师和正常的法律途径，不会胜算太少、路径太单一了么？

作为专门从事刑事辩护的律师，我不想空谈理论，也不想专为说教，只从我最近办理的一起职务侵占案件说起，老老实实的将案件记叙下来，是非曲折，让读者们自己去判断。

2019年8月下旬，涉案当事人的父亲，通过朋友找到我，说自己的儿子（也就是当事人）被公安拘留了，我问他，是不是被刑事拘留了？是涉嫌的什么罪名？刑事拘留通知书呢？多长时间了？当事人的父亲语焉不详，一会儿说是职务侵占，一会儿又说盗窃，警方也没有将相应文书给家属，对案情他们也不十分了解。见此情形，在办理了委托手续后，我决定亲自到案发地--武汉某远城区的看守所和派出所核实。

第二天一大早我便先赶到看守所，拿着授权手续和律所的公函，以及律师证，要求会见当事人。结果看守所经查询后告知我，没有这个当事人。我感到奇怪，便驱车和当事人的家属一起到办案的派出所，找承办警官核实。

到了派出所，我亮明身份后，办案警官问，您有什么事？我说我是某某涉嫌职务侵占的律师，想了解这个案子是什么情况，看守所目前未查询到此人。

警官说：不可能的，您既然是律师，就应该知道法律规定，我们这儿没有人。

来来回回几次，警官终于告诉我“实情”，原来，当事人是被行政拘留了，不是刑事拘留，经过沟通，警官也将相应文书出示给我，上面的确是以盗窃为名进行的行政拘留。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需要把行政拘留的文书给当事人的家属。

这里也小小的解释一下行政拘留与刑事拘留的区别：行政拘留，只是一种很轻的行政处罚措施，一般是够不上犯罪的标准，只是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罚依据也是前者。就是我们常说的”治安案件“，比如大家常见的警方扫黄抓卖淫嫖娼的，或者日常扯皮打架的，没有造成轻伤以上后果或者太大的财产损失的，一般如果处罚的话，常见的是行政拘留或者罚款或者二者并处，拘留时间通常为5天、10天、15天，最长不会超过20天，期满被处罚人就一定会被释放，而且不会有所谓”案底“，当事人有家属的，一般会通知家属。行政拘留一般都在拘留所执行，而不是看守所（虽然这两个机构一般都在一起，但实际上是两块牌子，两套人马，管理体系也不一样）。在行政拘留期间，家属是可以和当事人会面的。行政拘留，当事人对处罚结果不服的，可以提起行政诉讼或者行政复议。

而刑事拘留就大不一样，当事人是触犯的《刑法》，警方会给到家属一份刑事拘留通知书，上面会写明，某某因涉嫌某某罪，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被刑事拘留，将其羁押在某某看守所。刑事案件，家属就要非常重视了，因为当事人一般就不会被轻易从看守所放出来，即使后续被取保候审，案件也不会轻易了结，如果没有被取保候审，处于一直羁押状态，一关三五个月甚至更长时间，都是常见的，同行政拘留不一样，当事人被刑事拘留，当事人的家属是不能和他会面的。刑事案件，有着严格的办案程序和办案要求，而变数，无处不在。

所以说，决定找律师前，一定要先弄清楚和确定，当事人是不是被刑事拘留了。

再回到本案。弄清楚了案件情况，我对当事人的父亲说：这案件有两种情况，一是行政拘留期限届满，您的儿子就一定会被放出来；另外一种，有可能目前警方证据不足，采取刑事拘留尚达不到法律规定的条件，所以他们为了先控制住人，采取的一种侦查策略。但无论如何，都需要等行政拘留期限届满，再等几天吧。

等到行政拘留期满，当事人的父亲给我来电，“蔡律师，我儿子被转为刑事拘留了，涉嫌罪名为职务侵占”。

落实了消息，我便准备好材料，去看守所会见当事人。

许多人，包括家属和较少办理刑事案件的律师，都觉得律师在侦查期间内作为较少、作用有限。甚至许多家属出于各种考虑，往往到了法院审判阶段才请律师。

其实恰恰自当事人被刑事拘留之日起，律师第一时间介入，辩护效果能够达到最优，越往后效果呈递减状态。道理很简单，越往后，案件经手的人越多，案件的证据和事实就逐渐固定下来，想改变案件的”定性”，由于牵涉面太广、考虑各方面因素太多，以及司法活动本身的惯性，就很难，辩护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如同生病，对于大病而言，拖得越久，病害愈深、身体愈差，治疗效果肯定不如最初。

在这个案件中，一方面，我每隔十天左右就去会见一次当事人，给其提供法律咨询和案件下一步走向的通告以及家事传达，比如他需要什么书籍，需要什么衣物等等，叮嘱了他相关注意事项，确保了当事人的情绪一直很稳定，也让当事人的家属在外面安心。

另一方面，了解了本案的案情后，我觉得本案取保候审的可能性较大，但仍需做大量工作，于是积极撰写取保候审申请和法律意见书，积极搜集和准备证据材料，同时告诉家属，如果本案能早日拿到被害人的谅解书，对取保候审和案件后续处理有极大好处。

同许多家属一样，本案的家属在找了律师的同时，也希望能够”找关系”，在我第二次去看守所会见时，本案的家属找了据称在当地政法系统有亲戚关系的一位表兄，希望通过一手抓法律，一手“抓关系”从而让这个案件达到最好的效果。

后来，当事人的家属和这位表兄一共到被害人处去了两次，结果都没有谈成，谅解没有成功。

由于情况推进不顺，我对家属说，这样吧，我亲自和你们去一趟吧，好好和被害人那边谈一谈，争取谈成，谈不成也要搞清楚那边的态度，必须有一个确定的结果。

就这样，我和家属抵达深圳，到达被害人处（也就是当事人所在的公司），公司的前台立即把我们拦住不让进去，并说总经理不在公司。顾不得太多，我们径直进入公司内部办公区找到了总经理并说明来意，但总经理依然含糊其辞，最后我们直接抵住公司总经理的门，强调既然今天律师来了，就是为了解决问题，必须有一个结果，无论结果怎样，但必须是明确的。后来又联系上一位法务副总，人在外地，想让我们过去谈，但考虑到被害人公司这边如果出具谅解书需要在本部盖章的问题，以及来回颠簸存在不确定性因素太多，我直接予以回绝了，并继续阐明了我方立场和本案的利害。

双方就这样互相拉锯了一天，我们也死死盯住了公司以及总经理，防止他们继续互相推诿和逃避，他们考虑一番并协调好意见，终于答应了我们的和解，同时出具了谅解书给我们。

刑事案件，如果想为案件当事人申请取保候审并取得成功，主要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实体方面，其一是案件本身情况，即案件本身以及涉案当事人的情况是否符合取保候审的条件，这需要深入研究案件情况及搜集相关证据材料；其二如果存在侵害对象，即被害人，能取得被害人谅解，对于案件不论是取保候审还是后续走向都有极大好处。还有一个程序方面，即时间节点问题，根据案件不同情况，在当事人被刑事拘留之日起14天内、37天内，取保候审成功可能性最大，过了这个期限，就很难了。

我又积极和办案机关进行沟通，先后数次提交了取保候审申请书和法律意见书，也提交了很多证据材料，看着沉甸甸的材料，家属也放下心来，办案的民警从刚开始的不太愿意和律师沟通，后来每次去都有人接待并愿意配合及沟通案情。

而那位据称在当地政法系统“有关系”的家属的表兄，先后给我打了很多电话，每次问的问题诸如“蔡律师，案子到哪儿了？”“蔡律师，下一步是什么程序？”“蔡律师，您的法律意见书交了吗？”蔡律师，有什么消息了吗？”

由于这位表兄是家属的亲戚，我不好直接回绝，但问得多了，也不厌其烦，有一次我回了一句“您这边既然有关系，您也可以利用您的渠道了解一下消息。”

印象最深的一次，在我向检察院递交了法律意见书后，这位表兄在某天上午给我来电“蔡律师，我托关系问了问，这个案子要逮捕啊，当事人不能取保候审啊，这下一步怎么办呢？”

我回答道“首先，您的关系我不清楚，您的消息来源我也无法核实，刑事案子，案件办理有着严格的程序和办理要求，无论怎样，都是需要下发正式的法律文书的，而且会通知家属，就本案来讲，我觉得我们取保候审的理由非常充分，材料也很扎实，还是等正式的法律文书吧。”

结果到了下午，即本案当事人被刑事拘留第37天，家属给我来电“蔡律师，警方通知我们取保候审，我们现在在派出所，派出所要有一个武汉户口的保证人，我已经让我的那个表兄去找人了，表兄说没问题。”

我对家属说“根据法律规定，除了保证人，你们交保证金也是可以的，保证金一千元以上就可以了，这样方便些，而且保证金是可以退的。”

出于便利的考虑和为了尽快办理取保手续，家属还是交了保证金。

当事人被取保候审，虽然并不代表案件已经终结，但算是一个案件走向向好的信号。

再后来，我又跟检察院沟通案件后续的走向。很偶然的，检察院的工作人员突然对我说“这个案子，除了您，还有别的律师参与吗？或者有其他人参与这个案子吗？”我说没有啊，这个案子一直是我在办。工作人员说“是这样的，在您上次来我们检察院交了法律意见书以后，就有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人来我们检察院想打听案情，还说您是他的助理，但是他无法拿出手续和证件，我们就没有告知他本案的情况。”

随之向家属核实，那位年纪比较大的、到检察院去打听案情而未得的，就是那位表兄。

行文至此，如果读者耐心读完，一定仍有不解或者疑问：你这个案子很明显是个案，不能代表普遍性，而且从这个案子所表现的，是关系没有找对，并不能验证你的题目，即靠关系解决不了问题。

其实我举的这个个案的例子，只是我最新办理的一个刑事案件而已，就以前办理的刑事案件，家属们都试图通过本案中的途径，也就是“靠关系”或“找关系”去寻求过某种希望或者安慰，但最后都被证明是无济于事的。

如果非要对本文题目和主旨做一个原因上的解释，无外乎是：第一种情况，没有找对关系或者根本以此为幌子，那当然达不到目的，也就是本文中的这个真实案例所表现的。我可以负责任的讲，绝大多数所谓找关系，都是这一种情况。因为本身所谓找关系，就是见不得光的，既然见不得光，如何验证真伪？

第二种情况，假设碰巧找对了关系，找对了人，但就敢保证人家一定按照找关系者的要求办事吗？如今实实在在的反腐败高压和全面依法治国的快速铺开，对于刑事案件如我上文所讲，能否取保或者从轻处理，一定是靠证据和案件本身的事实，这是所谓关系难以解决的；目前国家已经建立了领导干部干预司法的记录制度，即只要有人对案件“打招呼”“说情”，那么就会被记录在案，轻则通报向社会公开，重则受到纪律处分甚至追究刑事责任，试问，谁敢拿自己的命运开玩笑呢？对于具体的司法工作者而言，需要对承办的案件终身负责，一个刑事案件有许多环节，经手的人也多，法网之严密、流程之严格、监督之完整，如果司法工作者妄图做点手脚，他一生的漫漫数十载，都将在追责的阴影中度过。

湖北观筑律师事务所蔡家旭律师原创

蔡律师简介：专注刑事辩护，执业理念为“在法律范围内，全力守护当事人的自由和生命”。自执业以来已成功办理数百件案件，其中多起承办案件成功被取保候审、检察院不起诉、法院判处缓刑。目前为湖北省律师协会网络信息法律专业委员会成员，“调解网”公益法律服务平台志愿者律师，曾在武汉交通广播法律节目担任讲座嘉宾，与各类媒体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并提供专业分析和撰稿。

部分成功案例：

北京某p2p公司西宁分公司涉嫌非法经营罪一案（省厅督办）最终不起诉。

陶某某（第二号主犯）等十二人涉嫌恶势力犯罪，涉嫌寻衅滋事罪、开设赌场罪，最终说服法院未认定恶势力，判处有期徒刑两年九个月。

吴某职务侵占案，存在多次作案等加重情节，加之为上游犯罪被告人，经过本辩护人努力，后判处拘役四个月，缓刑六个月（下游犯罪被告人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陶某某涉嫌寻衅滋事罪一案成功取保候审（该案涉嫌11人，仅三人取保）。

肖某某涉嫌故意伤害罪一案成功取保候审。

于某某涉嫌诈骗罪一案成功取保候审。

刘某涉嫌协助组织卖淫罪一案成功取保候审。

吴某涉嫌职务侵占罪一案成功取保候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