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律师不找同行，增速放缓、同行竞争，这8家律所将去向何方？

作者 / 张宏妹

来源 / 智合

2020年，伴随着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中国律所普遍面临着因防疫、经济政策的部署而带来的挑战。这种挑战是否动摇了律所对未来发展的信心？

亚洲法律杂志（ALB）在10月发布的中国法律服务市场调研显示，64%的受访律所认为较2019年，2020年律所的预计利润将会减少，50%的律所认为权益合伙人人均盈利将会同时减少。

（数据来源：亚洲法律杂志）

（数据来源：亚洲法律杂志）

律所创收是评价律所营收情况的一个重要指标，与律所规模、案源、业务能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其中，受外界因素影响最为明显的，当属案源。

受访律所如此审慎的预估，反映了法律市场面临的整体业务量增长放缓的趋势。

金杜、君合、海问、方达、中伦、竞天公诚、环球、通商，这8家律所作为中国拥有一线法律服务水平的老牌律所，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中美贸易战后，涉外业务体量的增速明显放缓，加之时有反弹的疫情，这些律所无论在业务量还是创收方面都面临增速减缓甚至下降的压力。

此外，法律行业中新生势力显现出强劲的竞争力，法律市场中顶尖律所的行列在不断扩充。中国老牌律所如何保持自身优势又将如何应对未来的挑战？这可能影响着中国的法律市场格局。

疫情冲击，涉外业务“震感”强烈

涉外领域当属受新冠疫情影响最大的领域。由于实地考察、跨境沟通的需要，出差是涉外律师在业务办理中必然面临的情况。出于疫情防控而颁布的隔离政策、旅行禁令给大部分涉外业务的办理带来困难，跨境投资、境外上市等业务首当其冲。

这种影响在2020年第一季度尤为明显。春节期间，近半个月的隔离假期以及各种出行限制，使律所的工作量骤减，一些正在进行的项目不得不搁置。尽管后续随着全国的复工，律所业务开始恢复，但是全球疫情蔓延的态势下，全球商务出行的限制依然是涉外业务办理过程中面临的一大困难。

涉外业务量的减少直接影响着律所的业务总量和创收总量。

长久以来，在部分老牌律所中，涉外业务占据了较大比重，甚至成为一些头部律所的核心业务。

尽管各家律所的业务领域面向全方位发展，跨境业务的收入在律所总创收中仍占有很大比重。二十多年来，8家老牌律所在创收方面取得了巨大的突破，其中境内外IPO、跨国并购等涉外业务收入的增加是一个重要因素。

以君合为例，法律媒体The Lawyer调查显示，其合伙人的年人均收入从1992年到2019年增长了43倍。如今，涉外业务在君合的业务处理总量中仍占有很大比重。从律所的创收来看，2019年君合的总创收中近三分之二来自跨境事务，占业务处理总量的一半。

其他几家律所的涉外业务在所内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因而涉外业务量的多少直接影响了律所的总创收。疫情蔓延态势下涉外业务量的减少，无疑是影响律所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涉外业务长期面临限制的风险下，律所也面临着两难境地：跨境项目要么放弃，要么推迟。放弃直接影响着律所的工作量与业务体量，而搁置则意味着支付的延后，同样影响着律所的业务体量。

营收增速放缓趋势愈加明显

如果说疫情影响律所的营收增速，那么这绝不是增速减缓的起点。各律所经济发展放缓的趋势，从2018年后便已显现。年初的疫情只是加重了经济放缓的趋势。

The Lawyer曾对中国律所历年的营收情况展开调研。其中，分析8家老牌所近5年的创收数据可以看出，2015年-2016年各律所创收增速不一，但到2017年-2018年，这8家律所的创收都呈现了明显的增长趋势。以通商为例，其创收增长率2017年为18.6%，到2018年高达54.4%，至2019年则回落至20.5%。

2018年-2019年，除少部分律所创收增速小幅上涨，大部分律所的创收增速显现出明显的放缓。

（数据来源：The Lawyer）

（数据来源： The Lawyer）

2017年—2019年，律所创收短期内剧烈波动的原因来自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与国际形势的变化。

以私募股权为例，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引导下，各行业（尤其针对互联网、科技行业）的投资热潮在2017年—2018年达到顶点。这8家律所中，部分的经济增速于2018年达到峰值，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私募股权领域的投资热潮。

2019年，随着中美贸易战的不断升级，两国的经济政策给区域的投资环境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在这种态势下，跨境投资、跨境交易业务受到冲击实属必然。

2020年对律所营收、业务体量的冲击，加重了律所内部营收增长放缓的趋势。疫情之外，8月特朗普政府相继对部分中国科技公司实施制裁，如针对微信、TikTok等的禁令，进一步抑制了对中国科技行业、公司的投资。

政治风向的变化实际上影响了两国之间的双向投资。中国的对外投资数额，尤其在对美投资上，也在持续下降。荣鼎2020年发布的调研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仅为50亿美元，较2016年达到的465亿美元峰值下降了近90%。

同样的趋势也显现在境外上市方面。根据数据公司路孚特的调查，2018—2019年共有61家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随着美国监管机构对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实施更为严格的审计规则，预计在美国的IPO数量也将减少。

在疫情、国际时局的变化下，8家老牌所在处理受到冲击的业务领域方面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新兴势力的崛起

除了业务上面临的挑战，各所面对的还有同行律所的竞争压力。

尽管从业务体量上看，规模化程度是影响律所收入的一大重要因素，但这项排名也变相说明，法律市场中的同行竞争越来越激烈。

（数据来源：The Lawyer）

以律师人均收入排名来看，除了这8家律所，其他律所也表现出不俗的竞争力。2019年，天元和汉坤的律师人均收入均维持在250万 人民币上下，通力则超过了300万人民币。

从合伙人的人均收入来看，汉坤位居首位。近些年来汉坤加强了在争议解决、知识产权、投融资等领域的建设。这种选择受到疫情的波及范围远小于涉外领域，也使得汉坤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此外，其他规模化律所的实力也不容小觑。盈科、大成凭借大规模的扩张与业务发展，其创收总额排名前列。德恒、锦天城、国浩、天元等律所在高端法律服务中逐步争取到了各自的市场份额。

未来去向何方？

尽管营收增速减缓的趋势在进一步加强，8家律所对于未来的发展仍持有乐观态度。这样的乐观源自对中国经济复苏能力的认知。应对新冠肺炎期间，政府对疫情的强有力部署与控制，为经济的复苏创造了平稳的环境；网络经济热度不减，也变相弥补了因疫情受创的经济下行走势。

同时较之欧洲、美国经济衰退的状况，中国的经济发展环境更加安全。多重因素的叠加，增强了律所对经济恢复、发展的信心。引用ALB的调研来看，大多数受访者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持有乐观态度。

（数据来源：亚洲法律杂志）

但是，新冠肺炎在全球的蔓延对涉外业务，尤其是跨境投资方面，仍然具有显著影响。

联合国贸发会通过对全球5000个大型跨国公司调研，预测2020年—2021年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可能下降30%--40%。中国方面，第一季度FDI同比下降10.8%，但随着后续复产复工，外商对中国的投资情绪也有所恢复。

在这样的背景下，是改变涉外业务的比重、将业务更多聚焦于国内市场，还是继续坚守国际市场、发挥涉外法律服务的传统优势，各律所都要有所决策。

实际上，即便将视野转向发掘国内市场的新机遇，如何提高产出效率、降低成本，也是需要思考的问题。国内客户与外商客户相比具有更高的价格敏感度，而律所方面提供的费率也相对较低。在此基础上，若想保有相同的收益，降低成本、提高单位时间内的生产力是必然选择。

此外，律所仍面临如何率先建立新领域的竞争优势、吸引并留住大型公司客户、转化所内律师团队等问题。8家律所如何处理、应对这些问题，实现平稳过度，可能关系着中国顶尖法律服务市场的未来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