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周世玲 编辑丨雪梨王

余秀华疑被家暴一事上了热搜。

此前她与男友杨储策拍婚纱照一事颇受瞩目，亦获得诸多祝福。时隔两个多月，7月6日晚，网传余秀华自曝被家暴，“被抽了上百个耳光”。次日，媒体报道男方承认打人，钟祥市妇联方面称已第一时间关注余秀华被打事件，也去看望了，余目前状态稳定，个人没有提出诉求。而此前，余秀华在上一段婚姻中也曾遭前夫家暴——这是上段婚姻结束的原因之一。

5月余秀华发布与男友拍婚纱照图片，时隔两个月多传出被家暴消息。（页面截图）

此次家暴事件前，妇女权益保障法迎来大修一事也一度上过热搜，其中包含反家暴内容。

反家暴在国内进程历时漫长——2016年反家暴法的发布于反家暴而言是一个标志性节点。这部专门法的出台，“经历了很长时间”，其间更是不乏观念的辩驳争论。即便在反家暴法出台后，也仍发生了类似拉姆案这样的家暴惨剧。

“有进步，但是还不够。”北京市东城区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下称源众）主任、知名反家庭暴力律师李莹这样评价反家暴法出台之后的情况。在她看来，当前反家暴工作诸多问题迫切需要解决，其中最亟待解决的一点是“执法者不懂法”。财新2021年的一则报道显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教授王曦影调研发现，基层民警仍通常秉持“调解”的传统观念处理家暴问题。她提到，调解是中国警察最偏爱的干预方式。研究发现，超过1/4的警察处理家暴事件时经常不采取任何作为。一案例显示，当事人要求出具告诫书，被派出所认为“可能会加剧家庭矛盾”而驳回。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妇女权益保障法迎来大修。

这是自1992年立法通过后，妇女权益保障法的第三次修订。对于这次修订，来自民间的热情空前高涨——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的“闸口”正式关闭前的几分钟，还有人不断赶往页面“提意见”。6月1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记者会上披露的数字称，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共有80960位公众提出300504条意见，此外还收到近100封群众来信。

“多一个声音，就多一分质变的可能。”积极参与撰写意见攻略的博主卡卡说。

征求意见稿中值得关注的一点，在于对家庭暴力受害者救助服务的增强。然而这次修订，对于反家暴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立法再修法，为何我们仍无法实现“零家暴”？

一部法律和它走过的20年

2016年反家暴法出台之前，反家暴并非无法可依。

李莹记得，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召开，当时专门举办了家庭暴力的论坛，反家暴议题和工作在国内正式开展。

从1995年到2015年期间，反家暴工作推动了20年。这期间，相关法律一方面碎片化，另一方面不全面。李莹举例，比如2001年发布的婚姻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制止家庭暴力，妇女权益保障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残疾人权益保障法、儿童未成年人保护法等也都提到禁止家暴，但“规定碎片化，再一个还是不够的，比如婚姻法说禁止家暴，但它对什么是家暴没有定义，只是在司法解释当中（有）。”

反家暴到底需不需要专门法？针对这一问题，彼时不乏一些观念上的争论。

很多人认为没有必要——打人造成轻微伤，可以用治安管理处罚法来解决；轻伤以上，按刑法的故意伤害罪来解决；如果有遗弃虐待行为，则按刑法的遗弃虐待罪来解决，“可以用其他法律去对应解决，用专门法没有意义和必要，这是当时很多人的一个看法。再一个就是，大家认为家庭暴力是小事，有没有必要专门搞一个法律，这个是存疑的。”

为了推动出台反家暴法，李莹记得，全国妇联将近10年间，多次在“两会”上提交希望制定反家庭暴力专门法的相关提案议案。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多年呼吁，社会组织专家学者和民间机构积极推动。

反家暴法出台前，还有一个特色是地方的立法和实践先行。“1996年长沙市人大首次专门出台了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决议，这个就是最早的地方立法。全国大概29个省市都出了涉及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法律，当然很多是以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办法的形式，在实施办法里面加上了反家庭暴力的相关内容。”

这个过程中，李莹发现，“一些热点事件或典型反家庭暴力的案件，也成为反家暴法专门立法的一个推动。”

最显著的是2011年李阳家暴事件，和2015年四川资中受家暴妇女李彦以暴制暴杀夫案。由于李阳是公众人物，该事件一度引发社会对反家暴议题的广泛关注。

2011年李阳家暴妻子Kim一事引发舆论关注，央视专访中Kim在进行讲述。（视频截图）

“当时大家都在讨论家庭暴力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李阳家暴应该是在社会舆论的层面（起了）很大的一个推动，而且我觉得应该是让立法者看到家暴问题的普遍性。”李莹分析。

李彦杀夫案中，四川资阳市安岳县下岗女工李彦多次遭受丈夫家庭暴力，后将丈夫杀死。一二审判死刑后，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时，包括李莹当时所在机构的参与人，136位律师、学者联名签署“紧急呼吁书”，认为李彦杀夫违法，但作为长期家庭暴力受害人罪不至死。最高院最终发回重审，改判死缓。

“这些典型的、热点的家暴事件，其实也是一个推动力。”

而2012年反家暴法进入预备立法后，就像“突然间进入了快车道”。

李莹解释，预备立法不代表马上就能立法。当时他们还在想，正式立法会不会还需要四五年。当时国外已有上百个国家出台了反家暴的专门法，国内对反家暴关注度也很高，各方力量都在推动和呼吁，也因而，“一下子反家暴的立法就提速了”，特别是2014年之后。

李莹所在机构一直从事反家暴工作，在此期间参与了很多调研研讨会，她深刻感受到这种“快”。

2015年上半年，反家暴法进行了两次征求意见，“当时引发了巨大关注，反家暴法那次参与提意见的很多，就跟这次妇女法的热度是一样的。”李莹所在机构也提交了建议，最后42条建议中，大概超过10条在法律里得到体现或者被吸纳，“有的意见不光是我们机构提，可能是很多人提，它形成了一种声音，然后得到关注，进行了完善。”

彼时光明网的评论中称，“反家庭暴力法若最终获得立法通过，这对于我国反对家庭暴力具有里程碑式意义。”

“进步还不够”

在李莹看来，反家暴法出台后，进步是有的。其所在机构为当事人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和告诫书时，她发现，申请成功率比以前要高，“感觉大家对这一块的了解是在提高的。我们看到这种变化。”

可以佐证这一说法的是，北京为平妇女权益机构（下称为平）的反家暴法实施五周年监测报告指出，有区域性数据显示，反家暴法实施之后，人们增强了“家暴不是家务事”的认知，越来越倾向于报警干预或诉诸司法途径，而不是传统地找妇联投诉。上海市虹口区的统计即是一例，2015年至2018年，虹口区司法、公安110联动受理案件中，涉家暴案件数据分别是141件、150件、442件、339件，2016年之后司法和公安受理案件显著增加。

只是进步还不够，由家暴引发的恶性事件也仍有发生——2016年反家暴法实施当年，就有上海杀妻藏尸案——朱晓东因琐事和妻子杨丽萍争吵，掐死妻子并将尸体藏于冰柜之中三个多月；2019年，河南商丘柘城县刘女士不堪家暴跳楼致双下肢截瘫；2020年，山东德州女子方洋洋因不孕被虐待致死……

2020年的拉姆案更是一度引发轩然舆论。

拉姆被前夫纵火烧死前，在账号发布的最后一个视频。（视频截图）

纵火者是阿木初（拉姆）前夫唐路。据检察院指控，唐路拿着油桶进了房子，泼油、拿打火机和匕首胁迫，扬言要点火把。后点燃汽油导致燃爆，唐路受伤逃跑，拉姆90%的身体面积重度烧伤。十余天后，拉姆因重度烧伤抢救无效去世。

两人婚姻存续的十多年间，拉姆遭受多次殴打。从生完第一个孩子坐月子期间就开始被打，而后的动手往往因为一些琐事——可能是打牌输钱心情不好，可能是因为发生口角，大多时候是因为拉姆要回娘家。2020年6月两人离婚，后唐路多次找拉姆要求复婚被拒绝，因此心生怨恨。

2021年10月，唐路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死刑。2022年初，二审判决驳回唐路的上诉，维持死刑。

上述报道中的家暴在专业从事反家暴者看来或许只是冰山一角，更多家暴是隐匿着的。“万家无暴”项目发起人万飞曾在演讲中表示，其收集的1300多个案例中，首次被家暴就有求助的仅为2%。

李莹此前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分析认为，“虽然反家暴法没有那么完美，但从总体来讲，该有的制度都有了。”而比起法律本身，当前反家暴工作问题更迫切的在于实施阶段。

拉姆案就是法律落实执行层面做得不够而出现的悲剧。这个案子与李莹接手的一起案子情况类似——女方遭受家暴，忍无可忍要离婚，男方不愿意，还想继续控制，后发生恶性的家暴案件。

“恶性的家暴案件反映的是基础性的处理不够好，包括人身安全保护令、告诫书，或者是对他及时、有效的处罚不够。而且像拉姆，她也报过警，也有过处理，并不是说这些女孩没有法律意识。我们碰到的好多恶性案件，当事人求助过，但因为责任部门的处理不够及时，不够有效，不能有效地控制，所以家暴就越来越严重了。”

除了法律落实执行层面的观感是“还不够”，从部分数据或也可对“进步还不够”窥见一斑。

据为平的媒体监测，2016年法律实施至2020年底，有报道的家暴夺命案至少有1101起，致死1436人，其中妇女占74.58%，未成年人占8.31%。2020年被报道死于家人之手的儿童至少有37人，占16.7%，为历年最高；女性（含女童）至少有151人，占68.3%；男性55人，25%，其余有7%性别不详。

北京为平妇女权益机构的反家暴法实施五周年监测报告显示，有报道的家暴夺命案至少有1101起。（报告截图）

以人身安全保护令为例，2016年法律实施至2020年底，核发7918份，与全国公安机关四年预防制止家庭暴力行为617万余起、2019年全国妇联受理家暴投诉36002件相比，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核发数量仍极低。

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2017年至2020年涉家庭暴力的离婚诉讼判决书数据显示，家暴认定率极低，全部1073个案件中，被法院认定构成家庭暴力的仅6%；80%的案件家庭暴力没有得到正式回应或被定性为“因家庭琐事发生矛盾”。离婚得到支持占比30%，即使在法院认定家暴行为的案件中，仍有24%不准予离婚。

“执法者不懂法，如何去执行呢”

此外，有媒体走访分析认为，公安系统尚未出台统一且明确的应对家暴处理流程，是影响民警涉家暴警情的处理执行力的一个因素。同样的问题在法院也有出现，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执行协助职责和问责没有划分清晰，使法院在签发时存在顾虑。

在李莹看来，当前反家暴工作诸多问题迫切需要解决。如果要提出最迫切的一点，可能在于反家暴的学习培训。

“如果连反家暴法都不知道，如何去执行呢。”以告诫书为例，李莹认为，执行不好的原因之一在于，反家暴这么多年了，“可能基层警察首先不知道有告诫书这个东西，第二个可能他对反家暴和反家暴法的学习理解不够。他的观念依然是觉得清官难断家务事，家庭暴力是小事，是私事，公权力部门不能过多介入，所以他们不愿意发。”

李莹碰到过这种现实情况，当事人去申请告诫书，“警察告诉他说，我不是不能给你发，但是我要给你发告诫书，会激化你们的夫妻矛盾。”

李莹接替当事人和这位警察沟通，问他发告诫书激化家庭矛盾的数据来源和案例，“他就不做声了。这只是一种成见，对家务事不要管太多。这个完全是错的，是一种传统观念的影响。我告诉他，现在这对夫妻，最大的家庭矛盾就是家庭暴力，因为一个人最重要的就是人身安全，如果人身安全都没有了，其他从何谈起？”

她向这位警察解释，如果不发告诫书，对方继续施暴，有可能造成严重后果，比如受害人重伤甚至死亡，这对家庭来讲才是致命的。此前她经手的案子，发了告诫书保护令后，当事人都不再敢施暴，违反的是极少的，这些机制是有效的。警方最终发放了告诫书。

她的当事人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时也遇过类似情况。李莹解释，“人身安全保护令是代表国家法院法律法官对对方施暴的一种亮剑，是一种否定态度。”法律的权威性和震慑作用对老百姓来讲很强，家暴难以遏制，原因之一是违法成本低。公权力介入，会让施暴者意识到施加家暴可能会承担严重后果。

但不止公安和法院认识不够，妇联民政等责任部门也并不足够了解。李莹曾遇到一位基层的妇联主席向她请教反家暴法的内容，希望作为人大代表推动工作，“他对法律完全不知道，连基本的制度都不知道。他问我，‘我要去提我怎么提，因为我也不太了解反家暴法。’他是一个妇联主席，他作为主席都不去了解，你说他下面的人如何去做？而且妇联是反家暴的很重要的一个职能部门。”

李莹所在的源众致力于反家暴培训，培训对象包括但不限于法官、警察、律师等。每次培训她都会问，在这次培训前有没有参加过类似培训，获得的数据是“10%左右，甚至都不到”。

再次修法，期望“零家暴”不如追求“零容忍”

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妇女权益保障法迎来大修。

“总的认为，妇女权益保障法二次审议稿积极回应社会关注，聚焦妇女权益保障的热点问题，广泛吸收各方面意见建议，修改比较有针对性，草案已经比较完善。”6月1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的记者会上，发言人杨合庆说。

妇女权益保障法两次修订均受到高度关注，总计收到超70万条意见。（全国人大官网页面截图）

为平共同发起人冯媛解释，妇女权益保障法是基本法，反家暴法是专门法，前者与后者有交叉但不重复。两者关系和妇女权益保障法与未成年人保护法、家庭教育法的关系是一样的。至于地方法规，则是在国家法律框架下加以细化。

从这个角度来说，两者的关系是，反家暴法里有具体规定的内容，妇女权益保障法没必要重复。但前者没有规定和不足的内容，后者可以补充，同时对于前者法律中的原则，后者“需要重申，以保持原则上的一致性”。

而当前对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修订，其中涉及的反家暴相关内容，冯媛认为是国家层面看到存在的问题、实施这几年出现的情况和迫切需要补充的内容。

冯媛撰文举例，有关反家暴的规定，修订草案有一条重要的规定：“禁止以恋爱、交友为由或者在终止恋爱关系、离婚之后，纠缠、骚扰妇女，泄露、传播妇女个人隐私。妇女遭受上述侵害或者面临上述侵害现实危险的，可以采取必要的防卫措施，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这很好地弥补了现行反家暴法的局限。本刊比对发现，该规定具化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的适用范围。

这一条在她看来，就是一种典型的补充和完善。

除了前述补充是一个最主要的进步，本刊比对发现，在人身和人格权益的其他规定里也有具化加强表述。

而就原则重申，冯媛撰文举例，至少应该在妇女法中重申反家暴法关于“国家禁止一切形式的家庭暴力”这样兜底性的表达，“在反家暴法当中有规定，如果在妇女权益保障法当中对这样的话没有依据，那么妇女法作为一个基本法它是不匹配的。”

至于执行层面，在冯媛看来，“如果法律规定想加强执行力度，主要是看规定得具体不具体，具体规定的救济措施和法律责任”，而这些规定不一定专门针对反家暴，它可能会用概括性更强的词汇，里头包括反家暴。

这意味着，在救济措施和法律责任方面规定得更加清楚具体的话，能让执行有更加明确要遵循的东西。

此外，冯媛认为，不能当即下判断此次修订能否起作用，因为现在修订还没通过，只能说“修订草案当中能不能让我们看到这样的希望”。她觉得是能的，比如“二审稿当中把原来的救济措施和法律责任分成两章，意思肯定不是弱化，是强化”。

其中的另外一些规定也对今后加强执行有利，比如“妇女……因疾病、生育、家庭暴力等处于危难情形的，公安机关、民政部门、医疗机构等组织和负有法定救助义务的个人应当及时施救”。就此条规定，冯媛觉得从家庭暴力的角度来说，它是好的，重视了家庭暴力；但从整个性别暴力的问题来说，它又窄了，因为只强调家庭暴力，弱化了其他。在冯媛看来，也要看如何理解“家庭暴力等”几个字，“有的人觉得法律当中没有明文规定，没有写出来，就不包括。像我们认为虽然没有明文写出来，但也包括类似唐山打人事件这种。”

冯媛希望，修订草案在通过时，一方面保持草案当中的完善之处，另一方面要吸收更多的建议去强化完善草案。

在她看来，“零家暴”太理想，一个理想的社会里面可能都不一定有零家暴，因为家暴不看是不是有主观故意，只要客观上形成了暴力侵害就是家暴。

她觉得更期待的是对家暴的“零容忍”，“国家法律对家暴的零容忍，相当于禁止家暴。关键是它表明一个态度，零家暴表明的是一个现实——现实当中有时候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因素影响。对家暴零容忍是一个态度，是一个立场，这个相应来说是我们可以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