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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岁的张蒙（化名）有两个身份。

过去，他是一名催收员。任职于银行的委外机构，日常是帮银行催收欠款。但现在，张蒙站到了催收的对立面：反催收。

他的客户几乎都出现过信用卡逾期，不少人是因为频繁刷POS机套现被银行降低额度，债务无法接续。张蒙以法律咨询、投诉银行客服等方式，协助这些客户通过银行的审查，获得一定的利息和违约金减免。

在银行内部，“反催收”这个概念被称为“模板投诉”、“诱导催收人员违规”、“代接催收电话”等，意味着使用相同理由、相同措辞甚至相同律师函地址的投诉，进而获取银行分期甚至是减免息费的机会。

在线上，张蒙们在社交软件中宣传能为逾期贷款人提供“逃债”机会。线下，他们隐藏在重要商圈的写字楼里，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但这无法掩盖“反催收”处于灰色地带。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刑事辩护部主任彭逸轩认为，“反催收”既与我国的制度设计不符，也与我国提倡的社会风气不符，“欠债还钱原本就是没有争议的价值观。”他称，“反催收从事的活动显然不在法律规定的金融服务之列。”

2019年9月2日，银保监会广东监管局发布风险提示称，有“维权人士”谎称可以代理处置信用卡债务，而监管机构在调查处理的过程中发现，这类行为会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消费者应防范其中的风险。

某反催收QQ群成员对话。（受访者供图）

藏匿于社交软件里的反催收公司

成为反催收员后，张蒙活跃于社交软件，专门讲授催收圈的规矩。

社交软件成为反催收公司主要的获客来源。尽管“反催收联盟”贴吧已经被百度取缔，但现在还是能在贴吧和微博上找到痕迹。

新京报记者发现，在“债务重组”贴吧，有人发布“逾期协商案例”、“停息挂账”处理指导。

“债务重组”贴吧里的反催收广告。

“不分期每天都面临着催收，还有可能会被起诉，所以分期是最好的办法。”该贴吧置顶的一则广告试图引导来者。

每家从事“反催收”的公司都会“修饰”自家业务。比如“债务整理”、“欠款管理”、“法律服务”。形式也不一样。有些公司指导电话投诉，有些开培训班，还有些帮人打官司。但最终，他们都会指向一项银行特殊业务——“停息挂账”，即欠款人因特殊情况不能按时还款，但仍有还款意愿，可以和银行协商，对欠款进行分期，最长可以分成5年还款。期间，这笔债务不产生新的利息。

新京报记者发现，在某短视频软件上，共有461家机构在运营“债务重组”。记者曾循迹搜索到沈阳某反催收公司，其创始人被誉为“债务整理中国本地化创始人”。

该公司曾主打培训业务，在学员缴纳3980元培训费后，会被传授一套与银行打交道的话术。为了保证学员为真实欠款人，他们会查看债务人的征信材料，并对债务人进行里里外外的详细调查。

另一家反催收公司承诺，只要欠债人提供征信信息，他们就能根据账单提供建议，20个工作日内让欠债人拿到还款协议书，还能在网上查到分期方案。

还有反催收公司发来《委托协议》，提供咨询服务。服务分为协商阶段和仲裁阶段。简单来说，如果债务人没能通过与银行客服协商的方式达成分期还款的目的，则这些咨询公司将以代理人的身份帮助债务人上法庭解决问题。

涉及到收费，几家咨询公司给出的共同方案是，依照债务人欠款总额，按比例收取代理费。不过，在此之前，债务人要支付500元诚意金。

几家公司讳莫如深的是，与银行打交道的过程。他们均表示“银行有关系”，但至于是什么样的关系，则避而不谈。

新京报记者获取了一份某商业银行针对反催收行业的专项研究。

研究报告提到，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增速放缓，尤其是受到新冠肺炎影响，部分企业和个人遭遇停工、停产，收入锐减，进而导致还款能力下降，陷入债务危机。

尽管央行、银保监会等部门出台多项措施号召金融机构通过贷款展期、续贷等方式给予企业和个人一定的支持，然而，这些机构的善举却被“有心人”当做恶意逃废债的挡箭牌。甚至有组织从中找到商机，成立“反催收联盟”，在各大社交平台公开传授如何利用疫情期间相关政策拖延还款。

他们以此谋利，悄然形成一个以“债务重组”、“信用卡退额”为名义的黑色产业链，同时教唆借款人恶意上访、投诉甚至民事滥诉，对司法机关公权力、公信力形成了蔑视和挑战，也埋下严重危害社会稳定的群发性事件隐患。

“反催收联盟”的恶意投诉材料。受访者供图

该研究团队认为，反催收逐渐产业化，并具有公司化运作、线上推广、从业者由催收员“反水”的特征。

部分催收员“反水”进入反催收行业

在投靠“反催收”之前，张蒙有六年的催收经验。他学的是不沾边的土建专业，招聘时，催收公司看中了他的低人力成本和勤奋踏实。

这是一家专门为银行催收欠款的公司，位于沈阳的闹市区。接待处使用防盗门，进出输入密码并登记。此外，防盗门被用在每一个房间，使用者外出时会上锁。墙上是签约银行送来的红色横幅，强调“合规催收”。

“一说催收，想起的都是港台剧里那些要账的，挺危险，不还钱又喷油漆又砸东西。”该公司某部门主管柳俊（化名）说。事实上，这里的员工们被要求穿正装、白衬衣，端坐在工位上，保持商业礼仪。

张蒙还在的那会儿，催收员还可以灵活行事。上门找人、加微信、打电话，如果一个催收员想要回款，他需要做的只有——避免通信的死角。那时，国有银行支持催收公司，客户投诉很少得到支持。

但2018年后，催收行业发生了大转变。《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以及《互联网金融逾期债务催收自律公约（试行）》发布后，全国的催收行业都迎来了严监管。

“催收行业是本次扫黑除恶的重点，尤其是外包机构，很多被涉黑涉恶。”律师彭逸轩说。

严监管的态势下，一部分催收员流失到了其他行业。而剩下的催收员，面临的情况也大不一样。

现在，催收员一天的工作从上缴手机开始。交手机是银行的要求，作为乙方的催收机构没有选择余地，这么做是为了防止客户信息泄露。这几年，客户信息泄露在催收行业发生过好几起，大多是反催收行业的人“潜伏”催收公司时获取的。

早8点是晨会时间，布置工作之余，还被用来鼓舞士气。9点，员工回到格子间，开始拨打欠款人电话。打电话要使用敬语，语气平和。由于注重商业机密，办公室都不允许拍照。另外，辱骂和发脾气是绝对禁止的，一旦发生辱骂，催收员会直接被劝退。

中午1点，员工们有一小时的休息时间，可以拿回自己的手机。“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非常想上厕所都得憋住。”公司中层管理者李悦（化名）说。在这家公司，业绩好的催收员一年下来能挣二三十万，偷懒的员工会低一些，一般在五万到十万之间。

加班是常态，但这拯救不了回收率（催收回款金额占签约总欠款额的比重）。李悦说，过去回收率是70%，现在的回收率“能到10%就不错了。”柳俊告诉新京报记者。

张蒙曾经是催收公司的业务明星，业绩最好时，做到公司前三。他出身农村，一心希望在省城买房，经过几年奋斗，终于在沈阳买了一套均价6000元的房子，也结了婚，有了稳定的家庭生活。“买房、装修，都是我一点一点挣的。”

“我就是个专科，只能混成这样了。不比别人，有本科学历。”说这话时，张蒙带点自嘲。

但现在，催收业式微，生存压力之下，张蒙选择成为一名“反催收员”。

李悦算过一笔账，催收员催下来四万元欠款，可以拿到两三百绩效工资。但反催收员的提成是客户欠款总额的百分之十，一单足足涨了十倍不止。

张蒙给自己的理由是，“我做的是‘个性化分期’”。他讲了一个例子：有一位来自葫芦岛的女学生找到他，说父亲得了股骨头坏死，两张卡，一张七万，一张两千。刷卡治病花去7万多，但她一个月只能挣3000元钱。逾期三个月后，银行要求她还滞纳金，一个月3500元。女学生带着仅有的300块钱来到沈阳，希望和银行交涉。但银行不给分期，不给减免。没有给出解决方案。无奈，女学生找到他，交了欠款10%的费用，最后由他出面，做了36个月的分期。

但某商业银行负责人认为，这套指控银行暴利的说辞是在偷换概念。“7万本金怎么可能产生3500元的滞纳金，如果有滞纳金也是350元。”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统一规定，滞纳金比例为最低还款额未还部分的5%。“信用卡的最低还款额也是有规定的，就是未还部分的10%加其他应付款项。”上述负责人表示。

前催收员王峰（化名）也收到过反催收公司的橄榄枝。他把反催收定义为“还钱的”和“不还钱的”。“想还钱就去跟银行谈，不想还就投诉。”

在催收业内，反催收从业者多半做过催收，他们熟悉套路，法律意识强，会找漏洞。对于这些人的“叛逃”，催收公司总经理李望（化名）认为，“虽然是个人行为，但别人知道是我们家出的，声誉还是会有影响。”

在李望看来，正是反催收员的频繁投诉，使得监管部门对催收公司逼得更紧。

“对方（反催收员）打一次监管电话，我们就要被罚五千。对方反复骂，我们一句都不能回，而且电话都不能挂。”李望说，电信运营商只要确认催收公司被投诉，会停掉该公司的整个线路。

“反催收”套路

在“反催收”圈内，流传甚广的一种技巧是：激怒催收员。

接到电话后，懂行的欠债人会用语言挑拨催收员情绪，甚至对其进行辱骂。“很少有不上当的。”王峰说。

催收公司和银行都怕被投诉，这给了反催收的一方可乘之机。

王峰向新京报记者模拟了一段话术。

“你好，我是某某银行/律师事务所的，你有一笔欠款到期了……”

“敞开跟你说，我不是不还钱，是现在没有经济能力，因为我也是在做生意，钱是亏损的，不是花天酒地了，我这也属于正常消费。”

“那不行，我们要起诉了。”

“你怎么说都行，我电话开着录音，一旦你有违规，我就投诉银行或者银监会。真要人家查到属实，我的投诉就会成功。现在是你帮我还钱，还是怎么样？”

“这个不可能，咱们研究下。”

“我还钱行，本金五万，现在滚到了八万，我只还五万。你要不同意，不好意思，我不是不还钱，我每个月都在还。”

王峰说，这样一套话术下来，催收方都会妥协。

李悦第一次遇到反催收是在2019年初。当时，一位30多岁的男客户在电话中说自己无力还款，希望分期，语气强烈。“但我们当时并不知道存在这种政策，于是就回复做不了分期，同时告知了拒绝还款的后果。”

之后，该男子以催收公司打电话影响其正常工作和生活为由，将其投诉到银监部门。但事实上，整个2019年，也是反催收崛起的年份，银行都没有授权催收机构协助处理分期停息。

“我大概是经历了无数次反催收投诉之后，银行才跟我们第三方这边出台了很正式的文件，说我们可以协助做分期。”而这一权限获得的时间是2020年2月。但即便如此，反催收人员还是会设计陷阱。

“比如我们按照债务人实际情况做12期或者20期分期，但他会要求我们做60期。一旦达不到他的要求，他就会挑一些催收员的毛病，试图也让催收员大声说话。”之后就是一轮投诉。

还有人会以第三方被骚扰为由投诉。疫情之后，李悦曾遇到一位欠款人，欠了6万多元本金，两年多来拒不还款，被银行列为重点催收人员。催收员联系上该欠款人的叔叔，也是他填写的第三方联系人。欠款人很生气，他从短视频平台上的反催收视频中得知，催收员的行为是违规的，于是一路投诉到了广东省信访局。不久，银行和李悦所在的催收公司都被监管部门联系。

李悦记得，最终银行帮欠款人做了“个性化分期”，换取欠款人在银监部门的撤诉。

更有甚者，会开假证明。某银行资管负责人表示，针对有还款困难的客户的，商业银行通常有一些减免息费的措施，包括残疾的、贫困户的、患大病的。但是他们调查发现，一些反催收机构会想办法帮客户拿到假病历。

前述银行调研后发现，反催收主要分三类：第一类主打法律咨询服务，与客户签署协议获得授权。第二类反催收会欺骗客户，自称在银行内部有关系，可以搞定分期。而第三类就是伪造证明材料。

反催收还催生出一批副产品，比如诱导借款人使用套路贷。“先通过各种社交平台发布‘帮助上岸’、‘防爆通讯录’、‘阻止催收’等信息，吸引走投无路的借款人上钩，再制造虚假证明，助其逃过催收。最后，以虚假证明为把柄，要挟借款人使用他们推荐的套路贷产品。”哈尔滨的一位催收公司老板了解到，还有反催收公司“介绍”欠款人到海外打工还债，“先帮他们逃过催收，再把人弄到国外去。”

王峰收到的银行短信。受访者供图

对“反催收”尚难定罪

从今年起，反催收公司开始从台前躲到幕后，与律所合作成了常态。

银行不断收到律师函、投诉电话，给日常工作带来了极大困扰。有一段时间内，银行经常收到地址相同的律师函。银行调查得知，这家律所与反催收机构有合作关系。

某银行内部人士发现，2020年第一季度，其所在银行收到监管书面正式转办投诉393宗，其中催收类投诉占比82%，协商还款类在催收类投诉中占比为97%，模板投诉在催收类投诉中占比高达64%。

整个催收行业都变得神经紧绷。加班是常态，即便下班，催收员们也还要拿着手机在电梯间里答题，内容是合规催收。

以前，客户在办信用卡时会留下家属或朋友的联系方式给银行。但是一年多来，银监部门收到了太多投诉，反映暴力催收，于是这些电话都不能打了。催收机构也不敢上门了，“现在你上门试试，客户直接打个110，大环境已经不允许了。”某银行内部人士表示。

“催收上卡得很死，条条框框的要求。欠款本金在5万以上才可能构成信用卡诈骗罪。”一位催收员介绍，催收员在催同一欠款人时，中间必须得经过银行两次催收，且两次催收至少间隔三十日。“我不接电话的话，你永远都催收不到我，这就不是有效催收，那这就构不成诈骗。”

“这种局面跟反催收的投诉关系非常大，如果银监没有收到那么大的投诉量，哪会有这么严的监管？”但李悦同时认为这是好事，可以促使催收行业尽快调整到正规化。

作为前述银行的监管方，银保监会广东监管局发布风险提示称，监管部门收到消费者反映，有‘维权人士’，通过微信群、QQ群等进行虚假宣传，误导、怂恿消费者向监管部门、银行投诉，谎称具备‘代理处置信用卡债务’的资格，提供统一的投诉模板；通过虚构消费者身份取得代理资格，代理消费者‘处置’与银行的信用卡债务。该行为不仅扰乱消费者还款计划，而且收取未还款金额10％-20％的高额佣金；采取拖延偿还信用卡欠款的方式进行，从而导致消费者需承担逾期滞纳金及罚息；个人征信系统留有不良记录。

银保监会广东监管局提醒消费者，请勿轻易泄露个人信息，正确用卡理性消费，明辨真伪谨防上当，通过正规渠道维权。

彭逸轩律师认为，“如果要从刑事上说，这类似于非法经营。”但彭逸轩也认为，对于新事物尚难以定罪。几年前，有关部门打击POS机套现时曾引用过这一罪名，并在法律界引起争议。

现在，银行只能在源头上防范。安排催收员们做识别培训。一旦遇上疑似反催收的客户，就停催上报。金融系统相关行业协会也在制定高风险员工名单，如果被发现从事反催收相关业务，将被禁止进入银行及催收系统。

而银行也开始根据债务人的实际情况推出不同债务重组方案，帮助债务危机的个人渡过难关。

文 | 新京报记者 曾金秋

编辑 | 陈晓舒 校对 | 李世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