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代理刑事保释律师哪里找，老舍是济南人

20世纪30年代，著名作家老舍在济南教书写作、娶妻生女，度过了四年多的惬意时光。

1937年底老舍投身抗战，奔赴武汉，回想被日寇炮火打碎的和平幸福的日子，他在《吊济南》一文中写道：

“在那里，我交下不少的朋友：无论什么时候我从那里过，总有人笑脸地招呼我；无论我到何处去，那里总有人惦念着我。”

“时短情长，济南就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在老舍的济南朋友里，有一位被他称为“至友”的陶子谦。

陶子谦介绍他师从山东名家马永魁习武，不仅祛病强身，后来还以马永魁为人物原型之一，创作了短篇小说《断魂枪》和抗日话剧《国家至上》、英文话剧《五虎断魂枪》。

对于陶子谦，老舍先生的后人和当今的老舍研究者几乎一无所知，本文应是从尘封往事中捕捉到他的一抹身影。

文｜周长风

1933年，老舍在济南齐鲁大学教书，这年夏天患背痛，动转甚艰。

他觉得是竟日伏案写作引起的，便问陶子谦怎样才好。

陶子谦说道：“健身之术莫若勤于运动，而个人运动莫善于拳术。”并推荐山东武术名家马永魁(字子元)教授。

老舍从师后，食欲渐增，精神亦旺。

第二年端午节前，老舍赠马永魁一把折扇，一面请著名画家关友声绘水墨山水，另一面自书随马永魁习武之经过。

文中称陶子谦为“至友”。

1992年，我与李耀曦先生编撰《老舍与济南》一书，在马永魁外孙陈庆云处访得此扇面。

我即写信给老舍先生哲嗣、时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的舒乙先生，请他就“陶子谦”询问其母胡絜青老人。

舒乙先生回信说：“母亲知道马师傅，但回忆不起更多的事。”

“关于陶先生也所知甚少”。

【老舍赠马永魁题扇文墨迹】

1993年，熟知济南掌故的文友张稚庐先生相告：

20世纪60年代初，他与居住在济南小布政司街的韩伯岩老人时常来往，韩是民国时期济南著名律师，交谈中多次提到“陶子谦”，说陶擅拳术，还著有一本拳术方面的书，书前有曾任国民党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的题词，陶于1945年抗战胜利后去世。

张稚庐先生还说，这个“陶子谦”当时似在司法界任职，拳术书大概是1937年“七七事变”前由济南东方图书社印行的。

不过，张稚庐先生手头并没有相关资料，至今我也没有查到任何文献可供佐证确有张稚庐先生所言的“陶子谦”，更不用说他是否与老舍有关系了，因此还需要继续考证和探寻。

30年来我一直留心“陶子谦”的线索，最近看到一则文献，其中提到的“陶子谦”其人应是真实的存在，可能就是老舍的那位“至友”。

1982年在广州中山大学工作、1989年在广东省政府参事室任职的莫雨玑女士，1987年在广西合浦县政协编印的《合浦文史资料》第5辑发表《回忆陈铭枢先生对青年的关心和爱护》一文，后收入合浦县政协1990年编印的《陈铭枢纪念文集(1889-1989)》，文中写道：

“1929年至1930年间，陈铭枢先生任广东省政府主席。我在省府主席室工作，年仅十八岁，半工半读，日间在省府工作，夜间入广州大学读书。

“我在省府工作期间，中山大学语言研究所主任罗常培先生对我学习非常关切。除指导我各种学习方法之外，在他决定离开中山大学转往北京大学任教时，特介绍语言研究所练习生姚逸之与我交朋友。姚英文较好，能做翻译工作。他主动给我补习英语，每周上课三次。这样日子久了，我们交情很融洽。有一天，姚逸之坦白对我说，他是共产党员，在湖南闹革命时，曾杀过地主阶级人物，现闻当局要追捕他，因而与我商量避难之计。姚知我和王叔平有感情，王先生和罗常培先生也是好友，他想王叔平帮他一把力，但姚却不认识王先生。后来我把当时姚逸之的详细情况告诉王叔平，请求他解救。王先生听了对我说，这事考虑一下，再作打算，目下不必惊慌。不意事隔几日后，公安局便于晚间深夜派出警探十余人包围东山龟岗三马路姚逸之的住处，将他捕去。我得知此事后，即告知王叔平先生设法营救。过后王先生仔细调查，得知此案是湖南省政府主席密电广东省当局拘捕归案的，事情非同一般，颇为棘手，使我十分震惊。我束手无策，只有将我与姚逸之的交情和罗常培先生介绍我与姚的关系，反复说明，请求王叔平先生转求陈铭枢主席设法营救。事情经过约三个星期，姚逸之终于获救。王叔平和我同车到公安局将姚逸之保释出狱。我随即打发姚逸之离开广州，转往北方避难。后来他化名陶子谦，到山东一间中学教书，并有时和我通信。大约一年多以后他和我才断绝音讯。此事罗常培先生曾来信称道。

“‘文革’时期，我下放到干校锻炼，在审查我的历史时，我曾交代过这件事。事后领导告诉我，姚某现已不在。我对姚逸之生平际遇，不太了解。”

莫雨玑所说的“陶子谦”很有可能就是老舍所说的“陶子谦”，将莫雨玑、“陶子谦”、老舍联系起来的人即罗常培。

【1946年，老舍与罗常培在美国耶鲁大学。】

罗常培(1899-1958)，北京人，我国著名语言学家，与老舍同龄，同为满族，二人是小学同班、中学同校的同学，一生的挚友。

罗常培1928年任中山大学语言文学系主任，1929年6月随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由广州迁至北京，任专职研究员，1934年由中央研究院借聘到北京大学任教授，1935年受聘兼任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1937年专任北京大学教职。

老舍于1930年7月来到济南齐鲁大学。

这年寒假，老舍回北京，罗常培给他和胡絜青做媒。

1931年7月28日，两人在北京结婚，半月后一起回到济南，在南新街租房居住，后来马永魁即应请亲临传授武艺。

【1934年夏，老舍、胡絜青夫妇与长女舒济在济南南新街寓所。】

“陶子谦”与老舍同是1930年来济，看情形当时“陶子谦”与老舍一样，也是伶仃一人，身处异乡，举目无亲。二人都是罗常培的好友，想必是罗常培介绍相互认识的，后往来颇多，脾气投合，结成“至友”。

关于姚逸之，目前能查到的资料极少，申畅、陈方平等编纂，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中国目录学家辞典》有其词条，写道：

“姚逸之(约1898-？)别字一柯，湖南籍人。武汉明德大学预科毕业。1928年到广州中山大学任职，曾任该校档案编目员。编撰有《湖南唱本提要》一书，书中所收各种唱本，均著录书名、文体、类别、印行地、情节各项，可资专业研究者参考。”

老舍生于1899年2月3日，两人应年龄相仿。

1928年中山大学动员广东省民政厅向其移交了大量清末民初的广东省官署档案，并成立了档案整理室，安排专职档案员十多人，姚逸之是其中的骨干成员。

1929年3月6日出版的《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71期，有他撰写的《档案整理室十七年十二月份工作报告》。

民国“十七年”即1928年。

《湖南唱本提要》署“姚逸之编述”，于1929年3月由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列为“民俗丛书之一”印行，著名学者、刚刚离任的该所主任顾颉刚，中山大学民俗学会主席容肇祖分别作序。

姚逸之为该学会会员。

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1929年2月2日起分5期连载署“姚逸之译”的《人文地理学》。

莫雨玑说：“姚英文较好，能做翻译工作。他主动给我补习英语。”

这两个“姚逸之”似为同一人。

关于“陶子谦”与老舍、罗常培，除上面所言，目前尚未查到其他资料。

“陶子谦”与济南的资料，有一条可予记录以备考。

河南省三门峡市委党史地方史志办公室编辑、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三门峡党史人物(第2卷)》，收有上官丛蓉撰写的人物传记《贺耀天》，其中写道：

河南省渑池县共产党员贺耀天(又名贺景星)因被国民党通缉，于1932年来到济南，10月担任《念尔旬刊》编辑，“认识了陶子谦(共产党员)”，第二年贺耀天“因红色嫌疑”被驱逐离济。

“王叔平”莫雨玑在文中称之以“师”，生平资料尚无所知。

因年代久远，莫雨玑的回忆难免有误。

比如罗常培并未担任过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主任一职，只是于1928年任该所事务委员会委员和出版物审查委员会委员。

尽管如此，莫雨玑所说的“陶子谦”，因有罗常培的“参与”，与老舍所说的“陶子谦”，很有可能是同一个人，相信会有新的资料等待我们去发现。

人世间多少匆匆的过客，与我们有过交集，或曾为我们关注，但是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获知他的清晰面容，然而那一闪而逝的身影，有时更令人难以忘怀，常常引发无尽的遐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