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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伴随着消金行业的蓬勃发展，消金资产不良率也在一路上涨，随之而来的是消金贷后市场的兴起。

消费金融公司处理不良资产的流程，一般是先用自己的法务团队，联合自有催收团队，进行内部催收。

3个月后，如果内部催收无效，就会委托第三方催收。业界知名的第三方催收公司，如湖南永雄资产管理集团，专门给一些大型银行，提供信用卡催收业务。

委外催收一般也是以3个月为节点。如果这家催收公司催不回来，或者只催回20%，那金融机构就把剩余资产打包，给下一家催收公司。

一般情况下，当逾期率达到M6 或 M12之后，公司就会认定催收无望。

这时候，有些公司才会选择最后一招——法催，走法律诉讼程序。

那么法催效果究竟如何呢？是消金公司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吗？

法催和贷后市场不匹配

放贷之前，金融机构会向借款人明确：一旦你欠钱不还，我们发生纠纷且协商不成，就需要司法部门介入。

前些年，消费金融公司大多选择的是法院介入。

上海金逸商务咨询总经理楼克佳告诉消金界，法院处理的流程，是客户先去法院立案庭，申请立案。然后法院会初步审理一下，看看能不能构成立案。

若能构成立案条件，会先收集材料，缴纳费用。

判案第一步，是调节。诉讼案件，特别是一些金额较小的，尽量快速调解双方矛盾。实在调解不了的，再走判决流程。

北京一家知名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告诉消金界，即使这批案子总金额再小，法院也是要走完全流程。比如在提起诉讼后，必须要度过15天答辩期和30天举证期。举证完了，法院还要排期开庭。

“排队立案、法院接了之后，先审查你的证据，是不是符合立案条件，然后会给你一个受理通知书，把案子再移到审判庭，审判庭会确定开庭时间。”这位合伙人称。

一般来讲，法院不会因为案件涉案金额小，就会缩短判案时长，目的是让双方有一个起诉和答辩的辩论过程。

这样，一个案子下来，就要3-6个月，不可能几个小时、一天之内就处理完。

可在现实中，法庭、法官就那么多。一个法院，上午两个庭、下午两个庭，每个法官时间有限，手边的案子排长队。

“一个消费金融公司，可能一次性拿来几千个小金额案子，这样会压垮法庭。”上述合伙人说道。

在消金不良爆发后，北上的法院压力尤其明显。

消金界发现，主要原因在于北京、上海这些发达城市注册的消金公司较多，在和借款人签订合同时，他们所选定的最终庭审法院，一般都在北京、上海等地。

“毕竟要去借款人所在地的四五线城市打官司，成本太高了。”

而法院不可能为此增加法官数量，因为编制都是固定的。

“所以目前很多法院的态度是，不受理、不立案，你案子交来，我给你放到立案厅，不给你出示法律文书。”另一名金融律师讲道。

该名律师告诉消金界，曾经某家地级市法院，一个月接了1万件小额借贷案件，法官差点疯掉。

所以目前来看，贷后市场和法催，似乎有着天然的不适配性。

总的来说，法催会在一定程度上，能给予消金公司一定帮助，提升回款率。但因诉讼成本居高不下、效率低等原因，不可能彻底扭转坏账率高的局面。

难以覆盖律师成本

此外，对于辩护律师来说，这也是一桩极为不划算的生意。

上述金融律师向消金界透露，律师一般处理这种经济纠纷类型的案子，收取总金额的3%作为律师费，但一般的消费金融类案件涉案金额实在太少，像信用卡，他可能就借了5000元，还了一部分，剩下可能就3000-4000元

律师如果按照正常经济类案件，100万元的3%是3万元，1000元的3%才30元，不可能覆盖律师成本。

正常的律所合伙人，提供非诉服务的价格，一个小时就要2000元，但很多消费金融纠纷案件，总金额才3000元，不可能拿500元给律师。

在这种小金额案件中，一下子就放大了律师成本。

这位金融律师称，如果批量给他很多“3000-5000元”案件的话，他也要按照“100万元”案件的流程——准备证据、写诉状、做证据目录、审查、书写5份文书、到法院排队、争取立案等。

如此成本，一般金融机构都把精力放到催收环节。尽管对方违约，也不想走司法程序。

有的甚至用力过猛，直接导致暴力催收。本来自己有理，反倒是涉嫌违法违规。

法催效率待提高

“法院很难改变，目前也没有提高效率的手段和方法。”上述律师合伙人讲道。

但是，消金界发现，行业内人士正在推动改变法催流程。

消金界从一名业内人士了解到，像宜信、网信这些头部平台，曾经开过一轮座谈会，想促进“速裁法庭”的成立。

但这件事后来不了了之。

除此以外，据楼克佳透露，很多法院一般在立案之后，会首先调解双方矛盾，如果顺利，会当场出具一份调解书。

“这种方法有两个好处，第一是速度快，第二是能返还50%的诉讼费。出具调解书后，被执行人若到期还是不还，执行人同样可以申请强制执行。”他说道。

还有一种方法，则需要动用消金公司的私人关系。

比如一家消金公司创始人，和某个小地方的法院关系比较好。在与借款人签订合同时，签约庭审地就会选择到那里，而小地方案子相对又没那么多，也可以省去排队时间。

还有媒体爆料，现在市面上有专门的资产管理公司，将收购的资产包或者甲方委托的案件，通过法院进行批量法律诉讼，由法院执行还款。

但这种情况，也需要摸清法院的办案空闲期，同样不能代表常态。

目前监管也在想办法，近期发文，意在促进案件的多元化调解。北京高院已成立多元调解委员会，引入了很多公益律师。

具体流程是，在法院受理这种小额且分散的案件时，为了不过多占用司法资源，可先将案件交到多元调解委员会调节。

如果调解成了，法院会出调解书；调不成，法院再拿回来审理。

“但现在这种案子，成功率不高，毕竟不是法院开庭做调解，很难解决。”一位从业者如是抱怨。

引发争议的仲裁

在法催之外，另一条路子也在铺开。

消金界发现，近年来，在借贷合同中，很多消费金融公司会把“万一发生纠纷不能解决，由法院最终裁定”的条款，改为“由仲裁机构最终裁定”。

这是因为仲裁代替了法催的线下庭审阶段，改为线上收集材料并执行。这样，人力边际成本相较法院，提升的并不明显，可以批量快速处理大批案件。

在执行中，机构往往诉诸于互联网仲裁。但很明显，目前互联网仲裁还是不够成熟。

湛江仲裁委员会与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之间，就曾掀起过一场论战，引发强烈关注。

论战的焦点是，前者的“先予仲裁”是否合法，可否获得法院的强制执行。

根据厦门中院5月30日通过其公众号发布的《厦门中院对先予仲裁执行说不》一文，2017年以来，大量由湛江仲裁委仲裁的北京某公司申请的网络P2P小额借贷纠纷执行案件，涌入厦门中院。

这批案件的执行依据，均为湛江仲裁委根据“先予仲裁”模式作出的网络仲裁裁决。

厦门中院认为，该批案件所涉仲裁书裁决内容不属于给付内容明确之情形，应驳回申请执行人的执行申请。

之后，湛江仲裁委针对此表态又回应称，“地方法院无权否认”该仲裁模式。

仲裁和庭审的矛盾点在于，所有仲裁出来的结果，最终还得由法院执行。

“法院认为，这个案件又不是我判的，万一有瑕疵怎么办。所以积极性不是很高。”一名业内人士讲道。

如此来看，仲裁与法催一样，也都并不完美。不过要让业内人士来选，多数人还是觉得，还是法院审判的，会有很强的执行效力。

特别是目前，法院的网络系统已和70多家主要银行的网络系统打通，只需要被执行人的身份证号和姓名，法院就能依照审判结果，冻结并划走其账户内的款项。

随着互联网、区块链技术的逐渐成熟，法催、互联网仲裁等模式会进一步优化吗？我们等待时间给出答案，也欢迎大家在留言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