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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31期，原文标题《与等待搏斗：一桩冤案的27年》，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7月9日，张玉环故意杀人案在江西高院再审，检方建议改判无罪，但要择期宣判。此时，距离1993年张玉环因涉嫌谋杀同村两个孩子而失去自由，已经过去了27年。27年来，张玉环与律师始终都相信平反的那一天终将到来，但在它到来之前，他们不得不与等待反复搏斗。

记者/张洁琼

（插图 老牛）

定罪

张玉环在监狱里不叫张玉环，叫“花生米”。狱友们都知道他犯的是重罪，笃定他一定得吃枪子，子弹头长得像花生米。张玉环讨厌这个外号，每次听到别人这么叫，他的火气就一下子冒上来了，立刻反驳对方，甚至和别人打架：“我是冤枉的，天大的冤枉，不该吃枪子。”

20多年来，他逢人便说自己冤枉，监狱的探监时间只有半小时，不管是家人还是律师，他总跟对方来回复述当年的经历，特别是受到刑讯逼供的那段，每次提起，他都会突然激动起来。后来为张玉环申诉的尚满庆律师说：“在监狱里服刑的人表达欲望都很强，但他可说的不多，只能不断啰唆当年的案情。”

张玉环的记忆始终停留在1993年。那一年10月份，他回到张家村里秋收打谷，每天下午他会将割好的稻谷装进黄麻做的麻袋里，用板车拖回家，晚上再一个人待在晒场守着谷子，雨天也守着不走。当时，张家村还没有出现“打工潮”，村里每家能分到三五亩田地，种上些水稻和玉米，便自给自足了。张玉环勤快，不仅很早离开村子去福建学了木工的手艺，还在进贤县张家村承包了10亩地，只有秋收时才回去。

10月23日，一桩命案打断了村子里农忙的节奏，村民们从村子两公里外的下马塘里打捞出了两具男孩的尸体，他们的脖子、嘴唇和胸部都是乌青的，村医张幼玲意识到这两个孩子不是意外溺水，“他们一个是被人用手掐死的，一个是用绳子勒死的”。

办案民警的种种推测都指向了张玉环：中午时杀害小孩，还能避开来往的村民，将尸体藏起来的，只有张家村本村的人才能做到；受害的小孩曾把张玉环家厨房的盐和酱油倒进了水缸，为此，两家还吵过一架；询问张玉环时，他看上去神情紧张，不住地搓擦双手，露出了几道红色伤痕，像被人抓过一样；从水塘中捞起的黄麻制的麻袋，大概率是凶手用来抛尸的，在张玉环的身上也提取出了同样的黄麻纤维。

三天后，张玉环被警察从张家村带走，走之前，他在村主任张佩玲家美美吃了两大碗饭，张佩玲坐他旁边，不禁疑惑，怎么这人吃得这么香，完全不像杀过人的样子。民警也站在一边盯着他，他们告诉他，只是去派出所做个笔录。此后的27年，张玉环寄出了近千封喊冤的申诉信，每一封里都会记录他这段在派出所的经历：

“尊敬的××，我于1993年10月27日被进贤县公安局关押，同月30日半夜好几个公安人员，蒙住我的双眼，用车把我送到20公里外的长山晏派出所进行了24个小时不间断的审讯。如果没按办案人意图招供便是拳打脚踢，并随时吊打，蹲着用电击枪击打，至今两手还有当初用手铐吊着留下的伤疤……顺着办案人员的意思编了第一次杀人经过的地点，此时他们找了一件黄色军用裤给我穿，还说，比我自己的裤子还要好呢。”

经过一年多的审讯，进贤公安局上交了两份张玉环的认罪供述。1995年1月26日张玉环被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他感到不忿，两次提起上诉。一审时他还充满了信心，跟大哥张民强说：“不用给我找律师，我没做的事，我自己能说清楚。”六年后的二审，也是终审，法律援助他的律师邓小斌为他做了无罪辩护，他强打起消失殆尽的意志，又经历了一遍提审，开庭和自我辩护。2001年11月28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布维持原判。

当年一纸认罪的口供不仅让他失去了自由，更让他失去了名誉。被警察带走后，他无法和家人说上话，哥哥张民强听村干部说他“杀了人”，怀疑他有精神疾病，“要是他脑子糊涂杀了人，就该枪毙他”。开庭以后，张民强才知道弟弟受刑讯逼供做出了有罪供述，这才为张家招致了众多麻烦：受害者家属带人上门闹事，抢走了张玉环家的稻谷，顺走了家里的风扇；弟媳宋小女被村里人追着拿石头砸，不得已带着两个儿子回了娘家；张母也整天在家里哭天喊地。张民强忍不住在法庭上对着张玉环大骂：“没有罪为什么要认，要死死你一个，也不会牵连家里人。”

张玉环也怪自己，怎么就没耐住刑讯，怎么就没多想想家人。他越想越后悔，先是绝食，后来想到了自杀，一次是用床单绑在窗户上上吊，一次是拿牙刷往喉咙里捅，都被狱友发现了，没死成。监狱里的管教干部告诉他写申诉信有用，于是他开始写信。一个礼拜写一封，每次和大哥张民强见面时，就把信交给他，叫他寄给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张玉环只读到小学四年级，写信遇到不会的字，他就翻词典，起初信里有不少错别字，张民强便一个字一个字给他修改，改好后再拿到打印店打成电子版。慢慢地，张玉环还能在信里用上成语，什么矛盾迭出、什么牵强附会。

1999年最开始为自己喊冤时，他写道：“我上有老，下有小，都靠我一个人的劳动来维持家中的生活……盼包公早日降临在我身上，为我做主。”三年后，他学会了援引法律条例：“在这样一个恶性案件里，南昌中院以‘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为由判处本人死缓，在这样一个健全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里，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为什么法律上还存在‘基本’两字，‘基本’两字该怎样解释？”再五年后，他学会了在信中列举案件疑点：“杀人现场既没有被害人丢失的遗物，又没有任何痕迹，如何认定；受害儿童手指甲里是否有被告人的皮肉和血液；如果法医鉴定是我用手勒死儿童，必定有我的指纹，对此是否相符。”

但寄出去的申诉信都如石沉大海，几年下来，张民强替他存着的复件已经论包计算了。“或许申诉信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但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过，一直写信也能让他留存点希望。写信寄信也是我做大哥的能尽到最大的力了。”张民强对记者说，“毕竟我们也要生活。”

申诉马拉松

每个冤案背后都有一个坚持上诉，打死不肯放弃的家属，冤案申诉的律师们管这叫“滚钉板”。大多数冤案中，包括“聂树斌案”“周远案”，滚钉板的角色都由他们的母亲承担。但张玉环不一样，张母完全不识字，甚至从未出过村庄，替他反复奔走的只能是哥哥张民强。

张民强理智，也会来事儿，是张家村少有的上过高中的人。他早早离开了村子，一个人进县城打拼，1997年以后，便一直在南昌的大学里做后勤工作。我们见面那天，他穿一件深蓝色polo衫，一条黑色西裤，他能从大脑中随时调取张玉环案子的时间节点。

“张玉环被警察带走是什么时候？”

“1993年10月27日。”

“你是什么时候见到帮忙联系律师的曹映兰记者呢？”

“2017年1月22日。”他轻轻拍了拍工作时遗留在裤脚的土，接着补充道，“因为那时小年刚过，曹记者就来找我，说可以帮张玉环找律师，通过他我们找到了王飞律师和尚满庆律师。”

2001年终审被判死缓后，张玉环一直想申诉冤案，但他支付不起高昂的代理费。直到2017年，王飞和尚满庆听说了张玉环的案情，看了判决书和他写了20多年的申冤信，王飞疑惑，如此重大的一个命案，竟然没有任何直接的人证、物证，“冤案的判决，闻起来就有一种虚假的味道。张玉环案的判决书，给我的就是这种感觉”。在此之前，他们已经接手过冤案申诉，还胜了诉，于是两人不加犹豫地和张民强签下委托协议。

“因为这些简单的证据，张玉环被关押了27年，我觉得这个事儿超越了一种底线。”王飞的回答得相当肯定，“这是我遇到的最简单的冤案，最简单，造成的结果也最严重。”

如果说普通刑事诉讼是一场跑步比赛，那么冤案诉讼就是一场马拉松。普通刑事案件顶多一两年就结案了，而冤案申诉短则三四年，长则遥遥无期，望不到头，它的未知数更多，律师消耗的精力也更大。

签下协议的第二天，尚满庆和王飞就到南昌监狱面见了张玉环。20年来第一次有律师找他，张玉环像个小孩一样手舞足蹈，坐在监室里，隔着玻璃，身体却不住地向前倾，惹得管教干部三番五次叫他坐下。

为张玉环申冤，律师们面临的第一关，也是最困难的一关就是立案。要重新撬动这座庞大的司法机器为张玉环运转，就必须找到具有说服力的理由，于是，王飞向司法部门提出要调取案卷。

“立案后才能调取案卷。”司法机关人员回复。

“我不先调取案卷，怎么给你们一个理由立案？”王飞反问。

王飞和司法机关产生了争执，他们都认为自己有法可依，依照的还是同一个法条。《关于保障律师调查取证权的若干规定》指出：立案复查以后，律师如果提出阅卷，并提供了相应的手续，司法机关必须向律师提供案卷，保障律师阅卷权。只不过，王飞看到的是“阅卷权”，法院看到的则是“立案复查以后”。

拿不到案卷，2017年5月，王飞决定亲自去一趟张家村。张玉环家在村子主干道旁十几米的地方，小道笔直，是出村的必经之路，门前一片开阔，没有半点遮挡，张母住在南边的二层小房子里，张玉环入狱前住旁边的小屋。王飞到的时候，小屋已经超过20年没有人居住，碎瓦和杂草占据了屋子内外，张家村也已经空了，有劳动能力的都去了外省打工或进了进贤县城。当年的死者家只剩下几根码在地上的不规则木头。他试图从废墟中挖出20年前的蛛丝马迹，案卷里说张玉环杀害小孩的房间只有一扇窗户，正对着马路，20年前那窗户没有玻璃，也没有窗帘，“中午11点钟，张玉环怎么在如此开阔的地方杀人呢？”

王飞又找到几个案情见证人，从他们那里问出案子的关键疑点：孩子失踪的那晚，很多村民出去寻找，张玉环也去了，张玉环压根没有抛尸时间；张玉环被抓后的一天晚上，警察从他家的谷仓上拿了一条麻绳，麻绳上系了一个红头绳，那被指认为作案工具。但除了张玉环的口供，没有任何实证说明麻绳是杀人道具。

这些“常识性”的疑点撬动了再审程序。2018年6月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张玉环案”启动了立案复查。张玉环的诉讼律师也终于拿到了当年的审讯笔录和物证，土黄色的卷宗上有黑、黄、红三种颜色的勾画痕迹，看上去是三个人分别做的批注，这印证了尚满庆一年前的推测，张玉环之所以还活着可以申冤，是因为当年判刑的证据不足，没人敢对他处以极刑。除此以外，尚满庆也发现，张玉环的两份有罪供述是前后矛盾的，在作案地点、手段、抛尸时间上都有出入。这些反证都让他信心大增，“这案子必须要翻，而且要冲着绝对无罪去辩”。尚满庆说，过去的“聂树斌案”“呼格吉勒图案”都是由于证据不足，最终判决为疑罪从无，“张玉环案”不一样，这里根本不存在真正有效的物证，“我们要从疑罪从无向绝对无罪迈进一步”。

确定立案后，尚满庆再见张玉环，他变得更精神了，尚满庆形容他，眼神里有了光，像是找回了希望。一次，尚满庆拿着笔录去南昌监狱见他，要他签个名，张玉环的手抖个不停，他告诉尚满庆，他真的好激动。

今年1月，张民强接到通知，江西高级人民法院预定于3月对张玉环案进行公开审理。结果到了3月，因为疫情，时间又延后了。7月9日，终于等到了再审开庭。

法庭上，江西省检察院的出庭检察员一致认为，原审认定的物证证明力不足，三份物证都不能直接证实张玉环实施了犯罪行为。与此同时，张玉环的两份有罪供述，前后矛盾，在作案地点、手段、抛尸时间等重要环节存在重大差异，真实性存疑，因此建议法院改判无罪。

王飞本来已经准备好了迎接张玉环出狱，但最终宣判结果却令他以内的所有律师都感到意外。审判长宣布：“审理终结，择期宣判。”走下江西高院的台阶，他感觉不到一点儿胜利的喜悦：“我早就预感张玉环可以重获清白，但这一天到来时，我还是痛心。这么简单的一个案件，把一个人冤枉了20多年。”

漫长的等待

7月22日，庭审结束已经过去两周，张玉环的前妻宋小女和儿子张保仁、张保刚打了辆出租，回了张家。打从一进门，宋小女就没歇下来过，她打开冰箱翻了一圈，从里面端出一个盛满豆腐和牛肝的瓷盘子，贴近一闻，鼻子就皱了起来。她冲我小声嘀咕：“这是9号那天我小姑子买的，我婆婆以为张玉环要回来，做了好多菜。”她端着盘子快步走回厅堂，往红色盆子里一倾，全倒了，她不住地摇头：“这菜都不能吃了，我婆婆也不舍得扔，我婆婆好可怜呢！”

80多岁的张母眼睛亮，捕捉到了宋小女倒菜的动作，声音一下子高了起来。宋小女冲我做了个鬼脸，说；“我婆婆正在骂我呢，她怪我把她的菜倒掉了。”宋小女喜欢笑，每讲几句，便咧咧嘴，露出一排牙齿来，但每每提到张玉环，她便用双手捂住脸，从上往下一划，然后长叹一口气，仿佛刚从水中挣扎出来一样。1999年，张玉环失去自由的第六年，她改嫁到了福建，那是她迫不得已做出的决定。她本打算靠自己一个人在深圳洗盘子，将两个儿子养大，然后等待张玉环出狱，给他留个完整的家。但那年她的身体亮起了警示灯，她被诊断出了子宫瘤，医院需要她有一个“丈夫”来签下手术同意书。

宋小女突然站起身来，掀起身上的花裙子，露出她的肚子来，一道沟痕将她的小腹一分为二，像是吊在身上的两块肉球。2011年，子宫瘤恶化成了宫颈癌，手术以后，她的膀胱破了，要整天垫着尿片，什么都不能做，尿片都得儿媳帮她洗，体重也从120斤跌到了90多斤，她对丈夫吴国胜说，自己不想活了。吴国胜也生气了：“你不是心心念念想着张玉环，你去跟张玉环说，你看他让不让你死。”于是，吴国胜送她到了南昌监狱。

宋小女还没有走近，五米开外，张玉环一看到她瘦削的身子，就开始哭。宋小女告诉他：“我得了癌症，做了手术，膀胱都割破了，整天好难受，我不想活了。”张玉环边哭边劝她：“我是冤枉的，我从来没有杀过人。你要能活着就好好活着，你在的话，两个儿子都会过得好一点。”

探监回来，宋小女便打消了轻生的想法。“我看到张玉环那么可怜，他被冤枉了那么多年，他都挺得过来，我凭什么死，我要等他回来。”她摇了摇头，刚舒展开的脸又紧皱起来，“不说了，不说了，你们是体会不到我的感受的。你们看我总是笑，但我心里真的好苦好苦，好多个晚上，我和我老公睡在床上，他睡在一边，我就坐在他旁边，靠着床头，默默地哭，也不敢让他听见。我现在人前笑，笑完就哭，跟疯子一样。”

午饭前，张母和张保仁提了半袋多大米和一块蛇皮袋子走出门去，袋子往地上一铺，将大米全倒在袋子上，张母双膝跪地，拿手将大米抹平，我定睛一看，成百上千的黑色米虫在其间来回爬动，不贴近看，只当是大米掺杂了芝麻。

大米是从张家的三亩地里收割的，宋小女不敢再替婆婆扔了。她拿出手机，叫婆婆留在米堆前，录了一段视频，边录边说：“我今天回来，看到我妈在晒米，我问她为什么买这么多米，她说：‘张玉环要回来了。你们看看，这米还能吃吗？’”说到最后一句，她声音也颤抖了起来。宋小女告诉我，大米是她婆婆年前就备好的，那时候已经有张玉环要释放的消息传出，但张玉环回家的时间一延再延，婆婆又一个人在家，根本吃不完这么多米，于是生了米虫。

录完视频，宋小女回到屋子里，来回拖动进度条，看了两眼，又哭了。屋里陷入了一阵沉默，张母养的两只鸡摇摆着身子穿堂而过。宋小女坐在木凳子上，张母坐她旁边，她的椅子低，看上去像个小孩蜷缩在宋小女身边一样。她比画着手指跟宋小女说话，宋小女跟我解释：“我婆婆是在给我算账，她叫我早点回福建去，待在进贤等张玉环每天都要花钱。”7月9号以来，宋小女跟两个儿子住了几天宾馆，本以为接到张玉环，一家四口就能租个小房子住一起，但法庭宣判的是择期释放。于是宋小女和儿子暂住在了她哥哥家，尽管如此，日常的衣食住行还是开销不少，来时丈夫塞给她5000元，也只剩下了1000。宋小女回婆婆说：“交通费更贵，三个人坐一趟就得1000块。还是先等等吧！”

午饭后，我们打了辆出租车预备离开。张家村离县城只有6公里，但几乎没有出租车经过，只有将定位设成另一个地方，打电话给接单的司机拜托他，他才愿意过来。

出租车开足了马力，一路畅通无阻，窗外全是二三十层的新楼盘，街上却不见几个人。“很多进贤人都在广东、福建打工，在这边买了房子也不住。”张保刚说。

宋小女摇了摇头，一提起买房，她就发愁：“给我儿子买房，我根本都不敢想，之前他们找媳妇，我都先给人家女方说得清清楚楚的，我说我儿子的爸爸还在监狱里，他是被冤枉的，我们家没钱。你要是不介意你们就在一起，你要是介意，我也不怪你。”她长吐一口气。

“等张玉环出来了，会变得轻松些吗？”

“张玉环回来了，只能说是我20多年的心事放下了，我没有白等他。但我们欠的钱能还上吗？我身上的一堆病能好吗？”宋小女的眼睛呆呆地盯着窗户，喃喃道，“等接到张玉环，我就回家去了。”

但两天后，宋小女和儿子就坐上了回福建漳州的火车。她问了一圈儿，没人能给她个准信，“择期宣判”好像又是遥遥无期。那天南昌仍旧被大雾笼罩，没有太阳，没有风，她穿着来时丈夫吴国胜给她新买的蓝色棉麻裙离开了。临走前，她跟我说：“我实在等不住了，留在进贤，我总想着张玉环，坐着想站着也想。我也总想起1993年那段居无定所、度日如年的日子。已经等了20多年，等最后这几天还是好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