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华找婚姻诉讼律师，从“有没有”到“好不好”，再到“触手及”——成都打开“一站式”基层依法治理之窗

川观新闻记者 兰楠

核心提示

日前，全国“八五”普法规划出炉，提出在加强基层依法治理中，要深化法治乡村（社区）建设，因地制宜推广村民评理说事点、社区法律之家等做法。

社区法律之家是成都市从2016年起创新推出的一项推进基层依法治理的法律服务举措。截至目前，成都市创新建设社区（村）法律之家近3000个，将法治触角有效延伸到社区乡村、居民院落，逐步实现了基层公共法律服务从“有没有”到“好不好”，再到“触手及”。

挡板、封条，一一被拆除；红码、黄码，都转成绿码……8月11日，成都市青羊区优品道曦岸、高新区都城雅颂居的相关封闭区、封控区全部解除疫情管控。这时，一群社区法律服务之家的工作人员也终于从坚守了十多天的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

管控期间，青羊区清水河社区法律之家工作人员段冬梅定点服务于优品道曦岸小区，核酸检测排队时居民发生口角，邻居拿错外卖起了争执，她总在第一时间出现进行“灭火”。

而在高新区盛兴社区，为什么要多次进行核酸采样，为何不能外出遛狗，如何对快递进行集中管理？盛兴社区法律之家工作人员樊涛文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的向居民解释着疫情防控的政策和相关法律规定。

社区（村）法律之家以这样的形式，为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但社区（村）法律之家的作用还远不止于此。

多种模式

打通基层依法治理“最后一公里”

成都，西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两大中心极核之一。超2093万人在这座城市中工作生活，时有家长里短、鸡毛蒜皮。2020年地区生产总值1.77万亿元位列全国城市第七位，每天经贸往来、市场繁荣。但同时，成都随着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社会利益关系更加复杂，基层干部群众对法治的需求也持续增长、不断丰富、日趋多元。

“马上大学毕业了，我想了解一些防范就业陷阱方面的法律知识。”“我想能有律师帮我们起草甜橙种植承包合同。”“作为外来企业我希望能获得更多关于涉企合同纠纷防范案例的解析指导。”……省司法厅相关负责人告诉川观新闻记者，此前由于基层的法治力量较薄弱，仅在乡镇建设司法所，村级公共法律服务站点覆盖又十分有限，个别司法所存在“衙门化”“边缘化”现象，群众遇到法律问题时常常“不知道进哪个门、不知道找哪个人”。群众的法律需求得不到及时回应，导致很多矛盾纠纷进入人民调解和司法诉讼程序，耗费了基层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

该负责人介绍说，为有效破解基层公共法律服务和群众需求衔接不畅的难题，最大限度节约基层依法治理成本，实现基层最优服务半径和最大政策边际效应，2016年起，成都市在总结提炼法律服务工作室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创新开展社区（村）法律之家工作，打通基层依法治理“最后一公里”，使群众的法治需求在家门口得到回应和解决。

如何整合法律资源？如何让法律服务沉下去？如何回应群众法治需求？带着这些问题，社区（村）法律之家的建设坚持因地制宜、突出特色，统筹整合多方资源力量，创新“社区资源+”“社会资源+”“专业资源+”等模式，打造了基层一线法律服务综合平台，形成了社会广泛参与格局。

因地制宜

发动多方力量，实现“社区资源+”

“多亏了法律之家的拉孟老师，不然我真就成了有家不能回了。”家住成都市武侯区晋阳街道吉福社区某小区的张某说。张某在甘孜州建设工程项目时，与当地村民发生了经济纠纷，矛盾甚至闹到了张某成都家。社区网格员得知消息后，迅速联系吉福社区法律之家少数民族多元化解工作室进行调解，工作室顾问拉孟赶到现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进行劝解，最终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矛盾得以妥善化解。

这样的事情在晋阳街道不是个案，晋阳街道下辖5个社区和3个村，辖区常住或流动少数民族居民2500余人，有藏、羌、回和土家族等11个民族。吉福社区党委书记李含荣介绍说：“我们这边少数民族聚居数量比较多，针对老百姓之间产生的矛盾，晋阳街道吉福社区法律之家，在用好工作人员的基础上，发动社区里面有法律背景、有威望的热心群众一起建了个少数民族调解工作室，工作室成立5年了，调解了219个案件，成功率达到了95%。”

而类似的情况发生在邛崃市界牌村时，挺身而出的则是村贤们。界牌村法律之家建立了“贤来聊”制度，让村贤、致富带头人成为村上和群众之间传递信息的重要手段。走进“贤来聊院落”，一眼就看到门口一副醒目的对联：“贤才汇聚聊聊促产业发展，闲来说理谈谈保家庭和睦”。在这里，界牌村7组一位有着30多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村贤杨相成跟记者聊起了“贤来聊”制度的由来。

原来，2020年疫情防控期间，杨相成带头值守卡点，把志愿服务点设在自家院内，为群众解答疑问，积极服务和帮助乡里。久而久之，村里的老乡都喜欢到他家中喝茶聊天、反映意见，再由杨相成将收集的意见反映给村上，“贤来聊”应运而生。除了发动村贤外，为满足基层法律需求，邛崃市还开展村法治副书记工作试点。每名村法治副书记通过面谈、电话、微信等方式，平均每年接待群众500余人次，协助村里调处矛盾纠纷，代书各类文书，为村大量土地流转、集体工程的实施提供法律意见，获得了多方好评。

社会参与

“洋学生”、专业资源等不可或缺

啥！“洋学生”也来搞普法调解？

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成都市温江区。Testini edoardo(中文名：谢旸），1998年出生于意大利罗马。2017年求学来到中国，就读于西南财经大学法学专业，精通意大利语、英语、法语，并通过汉语水平考试五级，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多语通”。而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大学城社区法律之家的普法宣传员。

去年3月，社区收到一小区居民投诉，称3位卢旺达姐妹在疫情期间，每晚载歌载舞，严重影响周边居民休息，多次劝阻无果。社区网格员立刻想到了谢旸。谢旸没有推辞，在他调解下问题顺利得到了解决。此后，谢旸跟社区的往来越来越密切，跟不少居家隔离的外国人交流也越来越多，他总是第一时间向不清楚、不理解的外国人解释中国的防疫政策。现在，在社区法律之家的帮助下谢旸工作室已经正式落户大学城邻里中心。

像谢旸这样的“名人”，成都市双流区也有一位，他就是普法志愿者高亮。他2012年、2013年连续两年获得成都市“我最喜爱普法员”称号。2016年，双流区社区法律之家以“高亮普法工作室”为基础，孵化出成都市双流区法律服务志愿者协会，高亮任协会会长。

志愿者们的本事有多大？双流区双桂花园小区的王大叔对此感触很深。之前他和同社区的李阿姨确定了男女朋友关系,双方子女相处也都很融洽，之后李阿姨的女婿因为做生意资金紧张，想找王大叔借10万元，大叔的女儿坚决反对，眼看一场家庭风波就要到来。这时，高亮带着志愿者们主动上门，为他们“量身订造”了一套借款方案，充分保障各方合法权益，让这个家庭重回往日和谐。

除了社会的广泛参与外，专业资源也是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成都市成华区万年场街道长天路社区，共有14个老旧院落，这里曾经因为交通便利、房租便宜、拆迁安置，社区治理产生“三多三难”问题：遗留问题多、流动人口多、矛盾诉求多；城市管理难、社会综治难、社区服务难。但现在询问起群众，大家再也不喊“难”了。“有啥事我们都找长天路社区法律之家的杜律师。”社区居民安阿姨说。

群众口中的杜律师，叫杜伟，是四川伟旭律师事务所的执业律师，也是长天路社区法律之家的主要负责人。2017年成都市成华区依托四川伟旭律师事务所，打造了长天路社区法律之家，已先后调解劳动、物业、消费、婚姻、家事等矛盾纠纷1460余件，为农民工、特困群众等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1.1万余人次，挽回经济损失2530余万元。

凝聚共识

群众崇尚法律的意识明显增强

社区（村）法律之家解决了哪些问题？带来了什么变化？究竟有何成效？

成都市司法局副局长唐洪春介绍说，首先，是最大力度整合了多方资源，在合作共治中推进了基层法治建设。通过充分整合配置现有资源，推进司法行政、执法司法、综合治理、自治组织等各方力量协同，打造了“一站式”基层依法治理窗口。锦江区水井坊社区的张阿姨告诉记者，自家小区是个房龄超过20年的老小区，周边CBD白领用餐需求大，小区一楼的餐饮店产生油烟排放、车辆乱停、环境脏乱等问题，大家都是怨声载道。好在水井坊社区法律之家在了解到这些情况后，组织法律专家联合城管、环保、市场监管等部门，制定涵盖限时摆放、规范操作、门前三包等内容的公约5条，真正解决了大家的急难愁盼。

“其次，最大限度满足了群众需求，在服务基层中凝聚了社会法治共识。”唐洪春表示，通过及时解决群众的法律疑惑、法律问题，群众在接受优质法律服务的过程中，崇尚法律、依法办事的意识也明显增强，在成都市社会公众满意度测评中，95%的群众表示在遇到矛盾纠纷时，会首选法律手段解决问题。“再次，最大深度下沉了法治力量，在主动延伸中拉近了服务群众的距离，使法律服务在村居院落有阵地、有人员、有服务、有影响。”

最后，最大广度实现了融合发展，在统筹推进中提升了基层治理效能。社区（村）法律之家不是另起炉灶，另搞一套，而是推行多功能、一站式建设模式，有效节约行政资源，实现基层法治宣传、法律服务、依法治理一体推进。双流区以公益型、普惠性为导向建立125家社区法律之家，年平均运行经费仅为1.9万元/个，2020年累计开展法治宣传活动1280场次，提供各类公共法律服务11270件，化解各类矛盾纠纷3256件，真正实现了财政低投入、高效率。采访中，高亮给记者算了一笔“经济账”：“假设没有社区法律之家将矛盾纠纷化解在源头，这些案件将进入司法程序，结果是不仅投入大量的司法资源力量，更将投入远远超过目前社区法律之家运营所需的经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