喊送衣服跟钱要找律师么，服刑人员家属怎样走出阴影

（农健/图）

她们有很多个可以被公开谈论的身份，姐姐、妈妈或者妻子。有时，也会有人注意到，她们是一个名为“来日可依”的公众号的关注者。但这些女性，她们并不愿让人知道这一点，因为这背后的标签是，服刑人员家属。

在总数超过2000万的公众号世界里，“来日可依”并不抢眼。它的头像略显土气，褐色、玫红色、粉色的爱心，拥挤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更大的爱心。创办者叫老哥，他的真实身份是广东的一位狱警。工作到第12年时，他开始在“来日可依”写下监狱服刑人员的生活、自己的工作经历，解释减刑假释的规则。

老哥还会刊登妻子们的投稿。主题大多是回忆和思念，还有坚持，以及关于独自坚持的迟疑。

家属入狱，这些女性曾试图为他们倾尽所有，上诉、申诉、会见、写信，不断地上诉、申诉、会见、写信。她们中不乏被骗的经历。在耗尽了金钱、精力、泪水和希望后，时间在这些女性人生里，挖出一个空空荡荡的缺口。一位妻子告诉南方周末：“家中的男性在监狱，妇女孩子在精神和心理上的打击太大了。”

“来日可依”或许提供了一些慰藉。四年来，老哥发布了三百多篇文章，收获的一万五千多位关注者中，近70%为女性。他的初衷是“希望社会各界能关注服刑人员家属这个群体”，他觉得，这个群体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尊重。

至于“老哥”这个称呼，来自不知道哪天，哪位家属就喊了起来。从此，“老哥”成了他的名字。

阿野的9位律师

阿野见识过不同类型的律师。丈夫出事后的两年多里，阿野和9位律师打过交道。现在，她得出的结论是，钱要省着花，“如果不断选择上诉，一审、二审、重审，花钱的地方多着呢”。

2020年，阿野从同事的电话中得知，因涉嫌非法经营罪，丈夫被警方带走了。当时她在老家，得知情况后给丈夫打电话，第一次被挂断，第二次还是被挂断。

第二天晚上，阿野匆忙赶回家里，委托了朋友推荐的律师去看守所会见，价格为一次5000元。阿野丈夫的公司成立于2017年，是一家互联网服务公司，为了满足客户需求，业务中涉及一些非法内容，因此被认定为非法经营罪。

“找律师我觉得好艰难，因为你不知道这个律师到底怎么样，也不可能大街上随便找，网上搜索也不太放心，只能靠朋友推荐。”每遇到一个律师，阿野都会把他们当成救星，“特别信任他，对他们很好”，逢年过节自己搬着一箱箱特产送去，但之后会发现，有的人并没有在案子上花太多心思。

第二个律师是一家律所的主任，协议签得最长，费用很高，但阿野认为他常常在敷衍。开庭前，每次与律师沟通案情，对方的回答是请谁吃了饭，或者明天给某某人打一个电话。开庭前一天，阿野接到电话让她下午过去，她看到律师和两个年轻助理在梳理卷宗，这才在写辩护意见。上诉状，也拖到最后一天才寄出去。

希望，是一次次地升起再破灭，换律师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每找到一个律师，对方会带来新的希望，再一点点消失。并且，有的协议签得长，如果提前解除就会有损失，即便如此，阿野也坚持换了律师。

流逝的还有阿野的人生。丈夫出事后，她继续上了几个月班，“实在没有心思，就辞掉了”。2022年上半年，阿野找了一份暂时的工作，最近，因为丈夫开庭，又请了长假。

阿野给家人的说法是，丈夫公司的生意不好，一直在亏损。在父母的眼中，女儿现在回家不怎么为他们买衣服、拿现金了。阿野现在住着包含水电费不超过1000块钱的房间，夏天不开空调。她一天的餐费控制在20元以内，一个月的开销不超过两千。两年来，没买过新衣服，平时出行靠公共交通，公交卡里的200元，她可以用很久。

两年多过去，阿野的心态改变了，她已经不求丈夫能被尽快释放，而想要一个所谓的“公道”。

阿野和丈夫相识于2018年，2019年结婚，2020年丈夫被带走。最近一次见到他，是一审开庭时。由于是远程开庭，在一个很小的屏幕上，丈夫戴着口罩，阿野看不清他的表情。她只是做了一些手势，表达自己的感情。

有时，阿野觉得，自己还是单身。

监狱里的衣食住

阿野的丈夫在看守所过了两年多“没有黑夜”的生活，这是她最介意的。

信中，丈夫抱怨三十多个人挤在一个“仓”，24小时开灯，晚上翻身都难。还有水煮白菜的味道。

监狱内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工作之余，老哥常逛监狱主题的贴吧，里面有许多关于监狱内生活的信息，家属们会在这里发问、交流。不过，他看到了许多误解和猜测，为了让家属获得更真实的信息，2018年，老哥决定打开一扇窗。公众号起初的名字简单粗暴：监狱之家。

家属对监狱内生活的一切都充满好奇。“能否保证温饱？每天都吃什么？会不会受人欺负？休息的时间是否足够？劳动的时间长不长？等等。”

刚参加工作那一年，老哥为监狱内的整洁感到惊讶。六点起床，七点吃饭，中间有一个小时时间整理内务，“被子都是豆腐块”。“比看守所好”，中国的监狱一般8-12人一个房间，就像大学宿舍，老哥写道，“几乎都带独立卫生间”。

2019年2月19日，浙江宁波，服刑人员的监舍。 （视觉中国/图）

傍晚6点，囚犯们可以到院子里抽烟、聊天，7点看新闻联播，之后再没有集体活动。10点钟关灯，黑夜降临。

老哥还写到监狱的食物。他所在的监狱靠海，每周能吃到鱼肉，平常午、晚饭是一荤一素一汤，荤菜最多是辣椒炒肉、青椒炒肉，肉不是很多。干警食堂的荤菜也没有太多肉，素菜就是绿叶菜，汤多是鸡蛋汤或海带汤。“至于味道，绝对算不上好吃。”

此外，囚犯吃饭时没有筷子和长柄勺子，这些都非常容易磨制成有攻击性的武器。

春节，早餐可能会加一盒牛奶，午餐会加鸡腿，晚上可能多一块烧鹅。2021年春节，老哥所在的监区给服刑人员准备的年货有六七种，包括椰汁、花生、饼干、糖果、牛奶等。

但很少有监狱会提供太多福利。某监区，夏天给服刑人员采购了很多西瓜，结果十几人腹泻，多人胃肠感冒住院留观，监区长受到批评。某监狱，中秋节给每人发了两块月饼，结果有人因糖分问题进了急诊，之后该监狱要求，中秋节不允许给服刑人员整块的月饼，要切好后分发。

家属关心的问题虽然很多，老哥觉得都可以归结为是否安全，而这正是监狱最关注的。老哥举了个例子，20年前，没人觉得热水有什么危害，但接连发生开水烫伤事件后，很多监狱饮水机的温度就被设定为不能超过60℃。

泡茶对于那些潮汕籍的犯人，就成了一种奢望。

“时间是最大的敌人”

写信、电话、会见，在中国的监狱，这是家属与囚犯联系通常的三种方式。

根据2016年司法部《罪犯会见通信规定》，会见一般每月一次，每次不超过30分钟，会见人数不超过3人。通话一般每月不超过一次，每次不超过10分钟。如果出现特殊情况，需要在非规定时间会见，或者增加通话次数等，需经监狱长批准。

很多家属并不清楚会见的过程。在公众号中，如何会见、怎样会见，老哥都做了极其细致的说明。“不同省份，甚至省内不同监狱，都不完全相同。有的地方要求会见必须是直系亲属，有的地方近亲属就可以，有的地方朋友也能会见。”老哥说。

老哥见过很多会见场面。一种是温情的，囚犯会说：“你是不是在外面等了一上午？”“监狱周边没有吃饭的地方吧？”“你还戴着这个项链。”“你是为了会见才特意化妆的吗？”一句寻常的关心，另一边就会落泪。

另一种则让人愤怒。疫情发生后，老哥第一次带会见，来的人是囚犯的母亲和妻儿。拿起电话，那位母亲开始自责，说没有把他教育好，“不要失去信心，全家人都在等你回来”。

得到的回应是：“我肯定会和她离婚，以后你们不要来了！”“我不会跟她说话的。”

老哥听不下去，打断了对话，提醒他关心一下家人。老哥觉得，“会见全程他都在纠结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没有一句是问家里人情况怎么样”。

在“来日可依”，老哥鼓励家属多写信，这是防止犯人与社会脱节的一种方式，也利于监狱的管理。他告诉家属，家中的任何小事都可以写，管教很少扣押信件，信件没收到可能就是丢失了。有几位自己带过的犯人，老哥也曾要求他们每周写信，“有人说不知道地址，也有人不想写，因为怕家人难受”。

缺乏交流，囚犯与家庭的距离会渐渐拉远。“来日可依”上发表过一篇讲稿，作者是江苏某监狱监区教导员，时间是在监狱开放日。这名教导员对家属说，他们写给家里的信，特别是写给小孩的信，内容越来越空洞，越来越爱讲道理，越来越不贴合实际，这是因为他们脱离家庭太久，回忆大部分定格在了几年前，教导员希望家属能与监狱一起，帮助他们回归。

新冠疫情之下，有效的交流会变得更加困难。周雨和丈夫在上周打了第一个5分钟的电话，两年八个月来的第一个。“主要因为经历了两年的审讯阶段，家属不能会见、通话、通信，还有大半年是下监轮转申请，开通电话的服务被疫情耽搁了”。

“没有任何信息来源时，是很绝望的。”她说，一个月写一封信，她可以写六千到一万字，之前写了半年多，没有回信，也不知道是否收到了，没有反馈，有时动力就会不足，难以坚持下去。

老哥知道，时间是最大的敌人。“很多人最后就不写信了，只是打电话。打电话也没什么好说的。人的感情，慢慢就淡了。”

2019年2月19日，浙江宁波，一位服刑人员和亲人拥抱。图文无关。 （视觉中国/图）

无话可说的电话

为了不错过监狱的电话，有家属手机24小时不敢离身，不敢静音，就怕什么时候，电话忽然来了。

刘潞是山东一所高校的老师，她每个月会接到两次来自监狱的电话。有一次刘潞正在上课，不小心接到，但又不能说话，就挂断了。浪费一次机会，这让她懊恼了一个月。

有时候在路上开着车，或者不在公婆、孩子身边，要想让他们讲话，时间就变得紧张。她问过丈夫，为什么不能在固定时间打电话，回答是需要看干警怎么定时间，所以任何时间都有可能。

变紧张的还有气氛。10分钟的通话时间，如果自己一个人接了，刘潞会不知道说什么好。完整地说一件事，10分钟不够，家里的事无非就是父母都挺好，孩子也都挺好。“有好几次都是打到七八分钟，我们俩都没话讲了，然后就挂了。”她说，“大家都是报喜不报忧，其实都知道不好，但都得说好，我觉得最难过的应该是这个吧。”所以，她会让公公、婆婆多说一些，或者让孩子们唱首歌。

丈夫的刑期是八年，刘潞已经熬过了四年半。“我每天都提醒自己，一定要嘴角上扬，见到别人要微笑，就是再难、再苦、再累，也要保持微笑，见到任何人，我都时刻提醒自己。”刘潞说，“一定要这样，因为我觉得，老是苦着脸会招来更坏的运气。天天笑会不会招来好运气，我每天都这么想。”

刘潞对儿子更感亏欠。家中三个孩子，一个男孩两个女孩儿，儿子受到的影响最大。刘潞离家读博的那几年，丈夫一个人带孩子，两人感情很深。学校老师经常对她说，你家孩子和同龄孩子相比，总觉得不那么放松，很少畅快地玩或笑。刘潞知道，儿子心里想爸爸。

出事以来，儿子从没有开口问过这件事，刘潞记得，第一次会见，儿子不开口说话，因为丈夫是夏天去的，那时已经经过三个月训练，人晒得黝黑也变瘦了，儿子觉得那不是他爸爸，就不说话。第二次去，提前给他做了心理建设，往后就会说自己的学习，告她的状，但每次去见，都满眼是泪。

四年级是儿子的分水岭。在这之前，儿子成绩非常好，五年级就开始下滑，后来有一次，刘潞和儿子吵架，他说，“我上网查了，像我爸爸这样的情况，将来学习再好也没有用，不能当公务员，也不能当兵，什么都不能干。”刘潞震惊，那么小的孩子会考虑自己的未来，再加上渐渐进入青春期，她觉得教育很困难。

另一件让刘潞印象深刻的事，是在儿子五年级的时候，学校组织参观法院。一早，刘潞把他送到学校，中午11点多，她接到班主任电话，得知孩子没有去。原来是趁大家站队的时候，他溜进了厕所，躲着。

刘潞于是向儿子坦白了事情，讲述了整个过程。

“你爸不是坏人。”刘潞这么自我坚持着。

找到了“组织”

刘潞是在寻找减刑假释的相关政策时找到“来日可依”的。

和阿野不同，现状无法改变，她就考虑这条路。刘潞把公众号上所有文章都看了一遍，末了，觉得“像监狱这么冰冷的东西，在老哥这儿有一些温暖”。

“监狱之家”的名字并不温暖，成立三个月后，很多家属留言说不喜欢，老哥把它改成了“来日可依”：隐晦，温暖，有盼头。

“来日可依”让刘潞发现，原来有这么多人像她一样。有的家属做直播，讲述自己的经历，久病成医，也会回答大家关于减刑假释、申诉等问题的疑问。也有人在这里找到了同城家属，交流彼此的情况，线下聚餐。

男性家属罕见，但并非完全没有。公众号开了没多久，“来日可依”还叫“监狱之家”时，老哥就认识了第一个来自女监的家属阿鸟哥。

彼时，这位来自福建的家属结婚已十几年，一如人们对中年男性印象中的沉默寡言，从未诉说过一句“等待的苦”。有一天喝多了，突然发来好几段文字：

“我虽身为男人，自从你进去后我所面对的压力，一天比一天重。不管精神上，还是经济上的，压得我……真怕自己有一天会崩溃。这似乎也没逃过你的眼睛。”

但更多的男性家属，公众号30%关注者中的部分人，选择沉默地关注。

周雨的专业是社会心理学。丈夫出事后，她曾查阅很多资料，结果没有找到一篇正式公开的社科文献，能为服刑人员家属提供全面有效的意见和指引，“家属要自己找到可靠的组织，才能获得可信的信息”。

周雨发现，家属的心理会迎来两次转变，第一阶段想要做一些事情，不能接受现状，要去争取改变，这一阶段是最痛苦的。第二阶段就是接受现实，会计划怎么把这段时间的生活安排好，因为无法改变现状。

对比国外一些做法，周雨发现，国内的情况还存在较大差距。她举例说，国外有很多民间组织，有自己的网站，碰到了问题，可以在上面查询应该怎么解决，细节如怎么带孩子去探视等。而国内只有些条文，具体的只能凭自己摸索。例如，英国有为囚犯家庭提供帮助的热线网站，对逮捕保释、法庭审理、入狱生活等阶段做了细分，每个条目下会有具体问题的解答和法律条文的说明，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咨询。

老哥原本还想做得再多些。创办公众号初期，老哥组织创建了不同省市家属的QQ群，后来他发现，有一些骗子混了进去，骗取家属钱财，这些骗子大多是刑满释放人员。“管理一个社群非常难，我也没有精力和时间维系，可能就慢慢消亡了。”老哥还做过小程序、论坛，陆续地也都停了，这些都不是一个人凭一腔热血就能做成的。

2021年最后一天，老哥在“来日可依”上发布了一篇公告，告知要将账号移交给家属运营。如今，“来日可依”的编辑部，有了11人，都在无偿做工。遇到一些事情，公众号也会断更一些时间，一些栏目停更也让人可惜，比如曾经一周一次的新闻汇总，家属会附在信中，为狱中的家人带去更丰富的外界信息。

这些义务编辑们，家人还未出监，大多数人有自己的工作，还要照顾孩子和老人，不可能一直做下去。老哥在想，未来怎么能维系。也许到未来，会有更好的方式呢？

（应受访者要求，阿野、周雨、刘潞为化名）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何尚生 南方周末记者 苏有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