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你们科普一下军人交通肇事罪免诉,日本中归联创始人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日籍战争犯罪分子在中国关押期间，我国政府对他们的生活和学习等各方面都给予了人道主义待遇，并组织他们到到受其侵略的地方访问，倾听受侵略战争伤害的人民的呼声，参观新中国十几个大城市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唤醒了他们的良知，使他们终于由战争狂人变成了和平卫士，被日本教育界称之为“世界改造史上的奇迹。”当年周恩来总理在侦讯日本战犯工作开始时曾表示：二十年后看效果。在回国后的几十年中,他们自觉组织“中国归还者联合会”，通过演讲、集会、出版书籍等多种形式，揭露日本侵略者侵华期间的滔天罪行，抵制日本国内“否认侵略”的舆论势力。同时，他们邀请中国管教人员访日，并多次到中国拜访恩师，将良种稻和常青树植于中国大地， 在中国办企业，为中国留日学生提供担保等，尽其所能地为中日友好做着最为有益的工作。

中国归还者联合会

1956年，被“免予起诉”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被释放回国后，当即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后改为中国归还者联合会，以下简称“中归联”），三十多年来，他们始终遵循“反对战争，维护和平，发展中日友好”的誓言，走过了艰辛的道路。

他们回国后，被日本右翼分子称为被中共“洗过脑”的人，处处受到排挤，使他们的工作、生活处于困境，尽管如此，他们矢志不渝，反对美日新安全条约，为中日复交奔走呼吁，在靖国神社南京大屠杀等问题上，他们义正辞严，是非分明。近年来，他们又积极反对日本向海外派兵。他们向议会投诉当年“残留运动”日本军方应负的责任，他们现身说法，用种种事实揭露侵略者的罪行。为了使中日友好关系继续发展，他们自觉地推动青年人和中国同代人友好交往。往日的战争狂人变成了坦诚相待的朋友。

(一)“中归联”的创立

因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败而无条件投降的日本,其人力、物力、财力大大消耗，经济十分萧条。1950年，在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朝战争中，日本又成为美军的供应基地。自由党与民主党执行保守契约，结成自由民主党，组阁政府，并遵循美国政府的旨意，无视占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与谷湾国民党缔结和约。与美国政府缔结《美日安全保障条约》，把日本纳入美国的全球战略中。日本将警察预备队改编为保安队、自卫队，用现代化武器装备三军，相继又恢复纪元节，正式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否认侵略史等等。鉴于日本战后的国内情况，被中国政府免予起诉及服刑期间表现良好而被提前释放回国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即在东京回国者寮（即常盘寮）设立了联络处，同全国各地归还者取得联系，并于1957年9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确定组织名称为“中国归还者联合会”，通过了会章、选举了负责人，创立了全体会员制的“中国归还者联合会”。会章的宗旨是：“敦促会员间亲睦相处，过和平生活、互助合作，发展日本与中国友好，贡献于和平。”鉴于日本的国情，其宗旨后改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加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并犯有多种罪行的人，站在人道的反省立场上，反对侵略战争，贡献于和平和日中友好为目的。”

《会章》规定要组织会员对参与侵略战争进行反省与学习；组织会员学习反对复活军国主义，保卫和平，开展以中日友好为目的各项活动，并与主张和平及中日友好为目标的社会各团体进行合作。

《会章》决定在日本各都、道、府、县设立支部或小组。成员分为会员和赞助会员。会员——曾参与侵略中国并成为战犯、而受中国宽大政策释放回国的全体成员。赞助会员——赞成本会宗旨并愿意入会者。

至1984年，有会员700多人，赞助会员80多人。其中，全国委员58人，常务委员24人，会长是富永正三，副会长为大何原孝一，常务委员长为绘鸠毅，事务局长是高桥哲郎。

(二)“中归联”的活动概况

1.全国大会的情况

第一次全国大会于1957年9月22日至23日，在东京都新宿区下落台——百乐会馆召开。由全国各支部、分支部选举出正式代表30人，观察员10名，出席了大会。

会上国友俊太郎作了工作情况及财政情况报告。报告指出：我们“中归联”，是在国民的同情、友好团体的协助下组织发展起来的，是会员艰苦生活中奋斗出来的。

会议决定开展反对侵略战争、维护和平、促进中日友好活动：1、全国各地支部以团体会员身份加入各地的“中日友好协会”，本会可根据需要支付一定的分担金，加入该团体共同奋斗。2、地方会员，可经常为当地报纸撰稿，宣传反对侵略战争活动，应经常从“我们是加害者”的立场出发，进行现身说法。

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60年10月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62年11月召开。第四次与1964年11召开。

1967年2月，“中归联”成员由于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出现不同观点发生分裂，一部分人于1968年2月成立了中归联（正统），形成了两个组织，但都始终坚持反对侵略战争，保卫和平，促进中日友好的宗旨坚持活动。1983年，为共同筹备欢迎“原抚顺、太原战犯管理所职员访日代表团”活动，两个组织加强接触，于1985年8月成立了“统一促进委员会”并于1986年10月9日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坚持既定既定宗旨开展活动。

2、反对战争，维护和平

“中归联”的会员既是战争的实施者，又是战争的受害者，深知战争的残酷和危害。因此，他们“始终遵循反对战争，维护和平与日中友好为主要目的”的宗旨而开展工作。当时，归还者被右翼分子称之为被“中共洗过脑筋的人”，被警察组织视为“要注意的人物”，并进行罪嫌监视。在这种情况下，“中归联”广大会员，用自己在中国所犯的罪行，揭露战争发动者的责任，并警告妄图恢复军国主义的右翼势力和他们的帮凶。

(1) 出版反对侵略战争的书籍

1957年3月，“中归联”从他们在中国关押期间的《忏悔录》精选了15篇文章，配上照片，编成《三光》一书出版。他们在“跋语”中写道：“日本军国主义所掀起的战争，把日本国民自身陷落到人类的最下层，同时给亚州各国人民、特别是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惨重的伤害。我们不允许再把祖国和青年们驱入这种可恨的战争！不允许重演对勤劳人民进行残酷屠杀的犯罪行为！”因为该书毫无隐瞒地将日军的罪行揭露出来，所以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地反响，受到广大反对侵略战争人们的支持。销售之快，居日本战后书籍的第二位。然而军国主义分子却恼羞成怒，对他们大肆漫骂和攻击，甚至威协出版社，在这种情况下，“中归联”毫无惧色，又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了“无人区”和一些照片，增写了《编后语》。日本著名和平人士儿章撰写了重刊序言，指出：“世界上有一部分人还在那里不想停止掀起新战争的行为，日本反动势力也附和他们。为了不让本书所描写的那种异常残酷的往事在人类历史上重现，我将把我们的残年余力贡献出来！”第二年在日中友好协会等四团体和几十名著名人士的声援下，以《侵略》为书名再次出版。

一个曾经当过兵的名叫古屋荣一的日本人，受到《三光》一书的教育，也把在中国的罪行写成《诞生》，自费出版分送，以示向中国人民的忏悔之情和反对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决心。

1970年，“中归联”又出版了《侵略——从军士兵的证言》一书，辑录了齐藤常三写的《母亲》以及另外16名会员的稿件，都是以暴露自己参与侵略战争的体验为题材，被日本作家评为“历史的控诉”。被山木学氏称为“超越想象的记录。”

1982年，文部省篡改历史教科书的事件发生后，又鉴于复活军国主义的倾向有所抬头，“中归联”编写了《新三光——在中国，日本人干了些什么？》一书，并商求先文出版社出了此书，仅一个月就销售25万册。给篡改历史者有力的回击。

此外，他们针对日本国内流行的日军侵略战争合理化的论调，出版了《侵略中国日本战犯的手记》予以驳斥，还有《不能消失的记忆——活体解剖的记录》、《慰安妇——日中战争中日本鬼子兽行录》、《千人战鬼——使鬼变成人的中国战犯管理所》等等，共出版了二十多部，对军国主义的鼓吹者和帮凶做出有力的驳斥和警告，唤起了爱好和平的人们的警惕。

为了把自己从战争罪人变成和平战士的真实情况如实地记录下来，教育年青的一代从父辈的经历中永远吸取这一血的教训，不致让历史悲剧重演，他们专门组织了编辑委员会，撰写《改造回忆录》使人们感受到，觉醒了的昔日战争罪恶的制造者和见证人不让历史悲剧重演的强烈心愿，仿佛看到了一颗颗反对侵略战争，维护和平而跳动的火热之心。

(2)通过演讲等形式现身说法

“中归联”在反对战争，维护和平，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化的活动中，除出版多部书籍外，还采取各种方法，通过多种形式，自己组织或与其它社会民主团体、新闻机关共同召开集会，举办演讲会、座谈会、展览会等形式进行宣传活动。

30多年来，他们以本部为中心，或以分、支部为中心进行活动，分散在各地的会员就以自己为主，其活动范围广泛，内容丰富多彩。

1957年10月10日，曾对中国人进行剖腹试验的前军医野田实，在东京“电通会馆”，对日中友好各团体，介绍了战争的体验；1958年，在台湾海峡形势紧张之际，“中归联”发表声明，向日本国民呼吁，反对美国支持国民党台湾当局反攻大陆;1961年，“中归联”和“中日友好协会共同举办“谈谈中国演讲会”和电影放映会，“中归联”会长藤田茂以“谈谈我的反省”为题，作了讲演，使到会听众很受感动;同年7月9日，在太原管教所进行改造过的汤浅谦，由于致力反对战争，维护和平，被选为“中归联”常务委员，作为日本和平理事会的代表，赴苏联莫斯科，出席了全面裁减军备和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中归联”还多次在7月7日搞纪念“七七事变”活动，组织报告会、座谈会、讲演会等，以自身体会揭发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颂扬社会主义中国的人道主义、国际主义,使与会者深感侵略战争的可耻;1973年，“中归联”同四个爱好和平团体发表了反对侵略战争声明,富永正三被聘为“海神会”定期讲演会讲师;1989年，日本N·H·K 电视台对“中归联”组织的会场进行了录相转映，同年NHK电台还以特别节目“战犯的自白——抚顺太原战犯管理所1067人的手稿”，为题，向全国进行了广播，给日本以冲击性影响；在广岛召开的“战争体验听证会”上，他们放映了《日本在中国干了些什么？》之后，“中归联”会员们先后纷纷发表证言，使与会者、特别是青年深受感动，表示日本永不能再战。“中归联”在东京手教馆，举办了十余次“为了和平，反对战争”展览，他们在多种杂志、报刊、电台发表文章，以亲身体会揭露战争的罪恶和残酷，号召人民反对侵略战争，维护和平。

在西滨寺院，归还者们自费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牺牲者慰灵塔”。塔侧刻着：我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中国犯下了惨绝人寰的罪行，对此我经常忏悔，并建立此碑，以慰烈士在天之灵。合掌。 慰灵塔与高大建筑相比并不显眼，但它却蕴含了整整一代人用血的教训写就的悲痛历史。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向日本的广岛、长崎投了两颗原子弹，大约炸死20万日本人，遭受战争浩劫的广岛、长崎人民，对因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而导致的灾难记忆犹新，他们更酷爱和平，决不允许广岛、长崎事件重演。广岛和平教育研究所为了让日本年青的一代懂得日本侵略战争的历史，针对文部省在教科书中篡改日本侵略中国历史的行径，编辑出版了大部分由“中归联”成员撰写的教材，广岛地区教育机关已批准先出版12000册，分发给12000名教师，做为对50万初、高中学生进行和平教育的教材。第二版拟出60万册。

上述引录的“中归联”成员撰写的课文，虽然没有具体记述他们在中国的侵略罪行，但却向日本的下一代严肃指明，在当年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中，他们犯下了严重的战争罪行。由于深受军国主义的毒化教育，在中国关押初期，他们全都抗拒改造。在管理所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才认清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反动本质。这些昔日战犯对过去所走的罪恶道路和新生过程的痛苦而又美好的回忆，告诫人们不要忘记当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绝不要走侵略者的老路，因为这是一条自取灭亡的绝路

(3)促进中日友好

“中归联”为了反战和平，促进中日友好，不管是总部，还是各地支部，不管是小组，还是农村偏远地区的个人，他们都以认罪为出发点，从中国人民受害的立场出发而批判自己，以“加害者的反省”揭发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促进“加害者民族的反省”，赞颂中国人民的伟大胸怀，为促进中日邦交的正常化和中日友谊的深入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中归联”为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反战宣传，倡导中日友好，创办会刊《前进前进》，同时还集体参加了中日友好协会，成为“反战”和平、促进中日友好的一支重要力量。由于种种原因，当时的日中关系还处于冰冻季节。“归还者”们通过演讲、文艺演出、座谈、著书等方式，向日本人民介绍中国的情况，抨击侵略战争，促进中日两国的了解和友好。前日本陆军师团长藤田茂，被宽释回国后致力于“中归联”的事业、赢得信誉，当选为“中归联”会长，他虽是年逾花甲，仍然奔波于日本各地进行巡回演讲，介绍和颂扬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日本战犯实行人道主义的改造政策，使很多人对中国肃然起敬，充满感激之情。前战犯田村贞直的母亲听了儿子悔罪和介绍后感动地说：“我已年过七十，再活不了多久了。就是到了阴曹地府也忘不了中国人民的温暖情谊”，还有一位归还者的家属，看到自己的亲人回国后的变化，喜悦地说：“从他现在的样子，我也知道中国人民是怎样的了”

五十年代，日本人民发起了查寻中国烈士遗骨（指被劫虏到日本做苦役被折磨致死的人)，护送幸存者和募捐活动，并专门组织了“遗骨护送团”。“中归联”为此而进行了总动员，参加了中国俘虏殉难者慰灵实行委员会和中国殉难者名簿制作委员会，组织会员搜集中国烈士的遗骨，并号召会员参加中国烈士慰灵大会，开展签名和募捐活动，争取了15000人签名，募捐60万日元，占17个友好团体募捐总数三分之一。幸存者刘连仁被发现后，为防止意外，“中归联”成员们承担了保卫工作，一直到把他送回中国。“中归联”会员三次参加遗骨护送活动，以表达他们的悔罪和对中国宽大释放的感激之情。

“中归联”会员们为了促进日本人民对中国的了解，促进邦交正常化，他们遇会就讲，有机会就说。赞中国人民的伟大胸怀，颂中国人民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和中国政府不计前仇，宽大为怀，治病救人的政策。

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中归联”多次派遣友好访华团，去抚顺，赴太原，寻找管教过他们的“恩师”，倾诉师生友谊，汇报交流从中国这个再生之地回到本国的情况。“中归联”还组团赴抚顺战犯管理所，参加“抗日烈士谢罪碑”揭幕式，归国后，发行了《向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碑揭幕记录》小册子。1989年5月，猷河原为团长，率22 名团员，到谢罪碑植树130株，以表他们悔罪之情。

为了促进中日友谊的深入发展，“中归联”支援“松山巴蕾舞团”在东京公演“红色娘子军”，组织“追悼悼周恩来总理逝世大会”,参加“毛主席逝世国民追悼会”。更多的派代表团来访华，举办中国展览会，介绍中国，使日本人民了解中国，增进中日友谊。

1987年，邓穎超同志接见“中归联”访华团时，充分肯定了“中归联”在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坚持日中友好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并告诉“中归联”的朋友们，今后中国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搞四个现代化。代表团回国后，“中归联”认真研究了邓颖超同志的讲话精神，决定在本部成立一个事业部，专门组织协调支援中国四化建设的有关事宜。

前日本战犯山冈繁写信给原管教所工作人员吴浩然，他在信中热情洋溢地说：“中归联”的成员们，寄希望与中国方面合营，经办企业，并以此为基础，用自己的诚意，……把自己的经验献给中国企业的发展。这一事业即使渺小，我们的力量即使微薄，我们也将倾注自己的诚意和热情。”在他们的倡导和努力下，盘城市已和抚顺结成友好城市。他们组织六人的贸易视察团访问抚顺，与有关方面商讨帮助抚顺的四化建设，并希望抚顺今后陆续派技术人员访日进修。他们帮助抚顺市引进优良树种和良种稻，愿象征中日友好的大树在中国土地上安家，枝繁叶茂，万古长青，祝华夏大地到处稻谷飘香，人民丰衣足食。继后，山西与琦玉县也建立了友好关系，在相互交流和帮助的过程中加深了友谊。

(三)“中归联”的作用及影响

当年成立“中归联”之时，中日邦交还未恢复，他们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讽刺和挖苦：诸如“在中国洗脑回来的人”，“悔过和尚”，“这些被洗过脑的人不好对付，处理他们也难办”等等风凉话。

当1957年他们的《三光》一书出版后，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该书的责任编辑神吉晴夫作《序言》评论说：对那些在战争中犯有如此罪恶的人们，能够拿出十分的勇气来叙述战争实现，并进行反省和赎罪，对此，我由衷地致以敬意。《三光》成为国内最畅销的书。然后又将他们自己的体验编成书出版，并利用各种机会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实质，介绍自己在侵略战争中如何由人变成鬼，战败后如何变成战犯，受到中国政府“只憎恨罪，不憎恨人”的革命人道主义的宽待，又从鬼变成人的过程。正由于他们向国人广泛的陈述和宣传，使愈来愈多的人正确理解了“中归联”“反对侵略战争，促进中日友好”的宗旨。

“中归联”广岛支部是会员最多支部之一，他们做了大量有声有色的宣传工作。他们利用广岛人民深受原子弹之害的特殊环境，揭露战争的恶果，并对每年来广岛旅游的高等院校和中学生做参与战争体验的报告。使人们认识日本不仅是战争的受害者，又是战争的加害者，使“中归联”的影响遍及全国各地。

“中归联”以“加害者”的身份，编写的和平教育读本第四册，已成为全国各地中、小学校广大学生的课外读本。

从1980年起，以“中归联”为主体举办和与其它各民主团体联办的“反对战争，保卫和平”的展览、集会、纪念会、座谈会等，使人民了解侵略战争的实质。从1986年起，在大阪成立了“亚太地区战争牺牲者思念剖心会”。每年8月，都邀请来自亚洲各国的受害者参加会议，听中国归还者证言。并在东京等十数个城市召开促进日本国民反省的集会。尤其是1989年日本广播协会向全国播映了《战犯们的自白——抚顺、太原战犯管理所1062人的手稿》，给1200万收看观众留下深刻印象，许多观众称“这是极精采的节目。‘战犯’中的老人们打开了我们的心扉。”“现向宣传媒介的工作者表示感谢的同时提出可否再次重播的愿望”。应广大观众的要求，于同年12月26日夜l0时又播映一次。朝日新闻社9月15日，在《朝日俱乐部》周刊中，专栏刊出“中国战犯管理所的战犯们”，刊登了“中归联”会员的体验文章和生活照片，“中归联”的“反战”和平的活动广为人知。

“中归联”全体会员，在归国后的30年间，始终没有忘记认罪悔罪，始终没有忘记以自己害人的体验，奔走疾呼：“反对战争！”、“保卫和平”、“日中永不再战！”尽管他们都已年逾古稀，仍在为建设新日本和促进中日友好而坚持不懈的斗争着。正因如此，“中归联”的宗旨和行为越来越得到日本广大国民的支持和理解。

“中归联”邀请中国管教人员访日

“中归联”成立之后，本着“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中日友好”的宗旨，为了表达对中国政府、中国人民的感激之情，他们多次表示欢迎中国管教人员访日，以叙“师生阔别之情”，促进和改善中日两大民族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1984年，他们又向管教人员发出了热情洋溢的邀请信：

为了这次访问，“中归联”成立了“欢迎实行委员会”，还与日中友好协会、日本赤十字社，日本和平委员会、中国殉难者慰灵实行委员会等民间团体组成“联合接待组”。召开了四次全国性的接待准备会议。并多次到接待区布置和检查准备情况。为了解决接待经费，由成员募捐，原来预计捐款600万日币，实际达到1300万日元，大大超过预计的数字。

1984年10月20日，原中国管理所职员组成访日代表团，赴日访问。先后访问了东京、仙台、大阪、奈良、京都和广岛，他们所到之处，欢迎的人们举着“热烈欢迎原中国管理所职员代表友好访日代表团”的横幅，每到一处都洋溢着“师生”重逢的动人情谊，前来欢迎的成员和代表团同吃、同住、同参观游览。他们大多是七、八十岁的高龄了，还一直坚持陪送到车站。官矢峙二被免诉回国后，成立了家庭，他经常向妻子讲述中国政府对他们人道主义待遇，为了报答中国恩人、夫妻俩省吃俭用，每月都攒下几千日元。四年前，矢峙夫人不幸病故。他再婚时，有意问后妻，这笔钱该怎么处理，后妻表示要继续存下去。这次他把多年来攒下的20 万日元捐献给“中归联”作为接待的经费。他见到中国代表团激动地说：“我早就盼望着见到先生们，这一天终于盼到了。”他边说边登台尽情地跳起当年在管理所学会的中国少数民族舞蹈——蒙古舞。年高七十多岁的山口伊藏，精心选择了自己栽培的三十多斤葡萄和橘子，从北海道来到代表团下榻的饭店，把新鲜的水果献给代表团，并说：“先生们把我从战争犯罪分子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人，你们的教悔我终生不忘，请先生们尝尝我亲手裁培的劳动果实、86岁的三宅秀也被判处18年徒刑，回国后住在兵库县，他闻讯从家里六点半出发，赶到大阪国际饭店，因代表巳离开大阪到了京都，他又转乘火车去京都，夜12点找到了代表团，他高兴地说：“我终于见到了恩师，深感激动。”94岁的岐部与平，安排在20日的宴会上致欢迎词，由于突然患了重感冒卧厌不起，病刚愈，他由女儿搀扶着赶到成田机场，他见到代表团感慨地说：“我很可能是最后一次有机会见到先生们了，不能不来，我衷心地祝愿伟大的中国实现现代化，繁荣富强。

参加欢迎活动的还有不少“中归联”成员的家属和遗属，大海忠之和斋藤美夫的夫人和子女，赶来替死去的丈夫和父亲向代表团致谢。佐藤福次的夫人、捧着已故丈夫的遗像：从北海道千里迢迢来到仙台，见到代表团痛哭流涕地说：“我丈夫活着的时候，很想见见先生们说几句话，今天我特地赶来替丈夫向先生们致谢。”

访日期间，日本的报纸、电台、电视台纷纷发消息、写评论。日本“读卖新闻”等报纸以“狱中之恩难忘却，不禁热泪喜相逢”、“管制者应被管制者邀请访问日本”等标题，在重要位置报道宾主满目热泪、握手言欢的动人消息。这次访日，不仅在日本引起轰动，而且在世界上也引起头注。苏联检察机关访问中国时说：“日本战犯把我们发给他们的衣服，上船就甩绰了，你们给他们的东西都带走了，他们为什么不反对你们？”东欧国家也提出类似的问题，日本记者也提出：曾制者和被管制者，改造者和被改造者，历来是仇敌，为什么变成了朋友？其秘密何在？这个问题确实让人费解，特别是不了解中国政策的人更难理解。即使原山西日籍战犯罪行调查联合办公室管教组长、访日代表团副团长王振东同志，当初也曾经过一段理解的过程，他曾说过，当我接受管教日本战犯的任务时，想起自己的叔父被日本人无辜杀害，在前线无数的战友在日本人炮火中倒下，因此，我看到他们就恨，恨不得将他们都杀掉方解我心头之恨。然而，上级要求我们，不准打骂，不准逼供，不准虐待，要做耐心的思想教育工作，把改造日本战犯做为一项事业来抓，并对他们施以人道主义。当时我们国家经过战争洗劫，在比较困难的情况下，给他们吃大米、白面、肉菜，而我们管教干部则吃窝窝头、白菜、罗卜，确实转不过弯来。开始是硬着头皮将任务接受下来。在边干边学的过程中，逐步理解毛主席和党的政策，才使我树立了信心，并确信这些人是能够变成真正的人，所以我越干越觉得有意思！正如周总理讲的“二十年后看效果”，我现在进一步理解到，毛主席确实英明！共产主义者的博大胸怀得到验证了。

管制者与被管制者热泪相逢，促膝相谈，谈狱中之情，讲别后之事。 “中归联”人员讲到，当年周恩来总理抓审讯日本战犯的工作，在周恩来总理访问日本时，“中归联”成员自觉地赶到东京，将周恩来总理下榻的宾馆围起来，进行义务保卫，周恩来总理走到哪里他们就跟到那里，直到周恩来总理回国后，他们才各自回家。访日代表团成员有的在单独活动后，回住处坐了出租车，交谈中，司机得知是原中国战犯管理所访日成员，就说：“你们管得好！我们有罪应该谢罪！”当代表团成员拿出钱付车费时，司机怎么也不肯收钱，他们的感激之情，超出一般的想象。

“中归联”成员为了表示谢罪，报答中国政府和改造教育他们的先生们，决心付诸行动．原阎锡山的顾问少将城野宏，陪代表团从东京去仙台的路上，对原太原管教所的组长王振东同志说：“我以前在山西犯下严重罪行，真对不起。”并表示“我要派我的秘书去山西洽谈业务，为山西的‘四化’做贡献。”原太原在押犯玉华子、中川博等人，与中国合资兴建了机械厂、摩托车厂等。“中归联”在中日结成友好城市中起了很大推动作用。（节录于《侦讯日本战犯纪实（太原》 何宣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