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肇事罪商业险是否赔偿（二审改判：如果驾驶员交通肇事后逃逸仍然支持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赔偿，无异于鼓励违法犯罪行为！）

裁判要点：禁止交通事故后逃逸属于每一个驾驶员应当知晓的基本常识，且长安保险长沙公司在其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中对肇事逃逸的免赔情形进行了明确约定，适用逃逸不赔条款时不应再苛求保险人履行明确的说明义务。另外，如果对此种交通事故逃逸犯罪行为仍然支持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赔偿，则无异于鼓励违法犯罪行为的存在，且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符。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湘01民终1038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中心支公司。

负责人：熊玉兰，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龚圆，湖南翰骏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恺恺，湖南翰骏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游志刚。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园，湖南湘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长安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游志刚财产保险合同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2021）湘0111民初68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8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长安保险公司上诉请求：请求撤销（2021）湘0111民初6820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游志刚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未能提供保单送达记录、投保人签名材料等充分证据证实其就相应免责条款内容尽到明确提示和说明义务，相应免责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上诉人向游志刚送达了《机动车辆综合商业保险保险单》（以下简称保险单）原件。游志刚将其持有的保险单作为证据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明上诉人送达了保险单原件。在核对证据原件的过程中，游志刚本人亲自承认收到了保险单原件，一审法官、书记员及双方代理人均亲耳听到游志刚自认持有保险单原件的事实。根据民事诉讼活动中“禁止当事人反言”的原则，应当认定上诉人向游志刚送达了保险单。2、上诉人通过调查取证获取的证据，能够证明上诉人已向游志刚送达了保险单。本案所涉游志刚与被害人龚炎珍交通事故纠纷，不仅仅是民事纠纷，游志刚交通肇事逃逸行为已被追究刑事责任。根据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2019）湘0111刑初700号《刑事判决书》，游志刚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拘役五个月，缓刑六个月。根据上诉人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的长沙市雨花区法院（2019）湘0111刑初700号刑事案卷中“游志刚向长沙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雨花大队提交的行驶证、机动车辆综合商业保险保险单（以下简称保险单）、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保险单”等证据，证明游志刚认可保险单、保险合同、保险条款的内容，亦证明长安保险长沙公司向游志刚送达了保险单的原件。3、游志刚未对保险单提出异议，视为对保险合同内容的认可，免责条款对游志刚有约束力。游志刚所持有的保险单，正面重要提示条款约定：“2、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批改申请书、批单和特别约定组成。若发生保险事故后，请及时通知本保险人……5、请详细阅读本保险单所附保险条款，特别是责任免除和赔偿处理。”一审法院从刑事案卷中调取的保险单，与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长沙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雨花大队调取的保险单，与游志刚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保险单，上述保险单系同一原件。因雨花交警队无需提供保险条款，故案卷中未复印保险单背面所附保险条款，但保险单系格式文本，从上述三份保险单复印件正面显示的影印文字，结合上诉人提供的七份2017年至2019年格式文本保险单，足以证明游志刚持有的保险单背面附有保险条款，其中责任免除条款，以加黑、加粗的明显标志作出提示，上诉人已经履行了提示义务，故上诉人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免赔。二、根据司法解释规定，上诉人将法律禁止的肇事逃逸情形作为免责事由，只需要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即可。游志刚所持有的保险单的背面附有保险条款：“责任免除第二十四条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内，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二)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1、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上述免责条款的内容明确、具体，没有歧义，上诉人已使用醒目的加粗黑体字并以专门章节予以标识、提示。三、游志刚为减轻刑事处罚所支付的对价，不应转嫁给保险公司，一审判决对交通肇事逃逸且构罪的行为变相支持，实际上是纵容违法犯罪行为，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游志刚在刑事判决前7天与被害人龚炎珍就经济赔偿达成民事调解协议，游志刚确实已达到减轻刑事处罚的目的，交通肇事逃逸罪规定应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游志刚仅被判处拘役五个月，且缓刑六个月。一审法院对交通肇事逃逸且构罪的行为，仍然支持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赔偿，无异于鼓励违法犯罪行为的存在，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四、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同类案件检索，根据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同类案件生效法律文书，省高院在处理同类案件时已明确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保险赔偿应当是针对交通事故这种偶发性风险的一种风险防范，而非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支持保障，如果通过保险赔偿转嫁赔偿责任，实际上是变相支持纵容违法犯罪行为。综上，上诉人将保险单原件交付给游志刚，已经尽到了提示告知义务，游志刚向雨花交警队提交保险单复印件的行为，证明游志刚认可保险单、保险合同、保险条款的内容。游志刚的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上诉人将法律禁止的肇事逃逸情形作为免责事由，符合减轻提示说明义务情形，上诉人已尽到提示告知义务，在商业险范围内依法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恳请贵院依法改判驳回游志刚的全部诉讼请求。

游志刚答辩称：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证实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处购置保险时将投保单和保险条款送达给了被上诉人，根据保险单上的提示，保险单作为保险合同的组成部分，上诉人作为本案的保险人，应当提交上诉人签署的投保单，以证实其已经在被保险人购买保险的时候被保险人就是本案的被上诉人，履行了保险法第17条所规定的提示和说明义务。上诉人在一审的审理期间，在法官释明以后，依然无法提供投保单，以及投保单声明，相关投保的手续资料，上诉人作为一个专业的承保机构。投保单以及投保单声明，能够客观的反映了当时投保的一个整个的过程的一些重要的证据，均没有提供已经履行了保险法所规定的提示和说明义务，这是很难以置信的。既然没有提供这些资料，该举证责任在于上诉人这一方，不在被上诉人这一方。上诉人没有提供这些资料，就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即使被上诉人是在事故发生以后取得了保险单，但也不能够证实上诉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以及保险人了提示和说明义务。因为根据保险法第17条的规定，它主要是在签定保险合同的时候，保险公司要做这些事情。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游志刚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长安保险长沙公司赔偿保险金500000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长安保险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9月29日0时22分许，游志刚驾驶湘ＡＬＵ1**小型客车沿长沙市雨花区洞井路湘府路口北侧路段行驶时，恰遇龚炎珍骑共享单车沿此处由西往东行驶，游志刚所驾车与龚炎珍所骑单车发生碰撞，造成龚炎珍受伤及两车受损的交通事故。事发后游志刚驾车离开现场。2018年11月15日，长沙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雨花大队作出雨第2018110263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游志刚承担全部责任，龚炎珍不承担责任。2020年7月6日，龚炎珍诉至该院，该院于2020年8月31日作出（2020）湘0111民初6396号《民事判决书》在该判决书中载明：“……事故发生后，龚炎珍被送往长沙市中心医院等医院门诊、住院治疗。长沙市中心医院出具的《病历记录》载明龚炎珍出院诊断为弥漫性轴索性损伤、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脑干损伤可能、创伤性硬膜下血肿、颅骨骨折等，出院医嘱为注意休息、加强营养饮食等。龚炎珍提供的长沙市中心医院2019年4月16日出具的编号：0126262904的医药费发票显示医药费为432934.7元。2019年6月6日，湘雅二医院司法鉴定中心出具［2019］精鉴字第37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评定龚炎珍目前诊断为脑挫裂伤所致精神障碍，精神损伤评定为四级伤残。2019年6月11日，湘雅二医院司法鉴定中心出具［2019］临鉴字第54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评定龚炎珍躯体部分评定为二级伤残；精神伤残见司法精神病鉴定意见书；误工时间评定为365日；伤后需二人护理180日，壹人护理185日；营养期评定为240日。如外伤一年后仍需护理，可行护理依赖程度鉴定。湘ＡＬＵ1**小型客车登记车主系游志刚，在长安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不计免赔理赔限额50万元的商业三责险等险种，本次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在（2019）湘0111民初6908号案中，2019年9月30日，龚炎珍与游志刚双方就龚炎珍损失在交强险外的赔偿达成调解，由游志刚向龚炎珍支付赔偿款950000元（扣除2019年9月29日前游志刚垫付的所有费用后），交强险内的损失由龚炎珍自行向保险公司主张。该院于2019年9月30日出具了（2019）湘0111民初6908号《民事调解书》……”。（2019）湘0111民初6908号《民事调解书》中调解游志刚向龚炎珍支付赔偿款950000元（扣除2019年9月29日前游志刚垫付的所有费用后）。龚炎珍，1980年2月15日出生。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责任主体。该院认为，游志刚、长安保险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的保险合同关系合法有效。保险合同利益双方的权利义务均应通过保险合同约定，应以保险合同条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作为认定双方民事责任的依据。长安保险公司在庭审中辩称游志刚事故发生后驾车离开现场，属于商业三责险免赔的范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能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游志刚支付保险款的行为不等于长安保险公司尽到了保险免责条款的提示告知义务，长安保险公司未能提供保单送达记录、投保人签名材料等充分证据证实其就相应免责条款内容尽到明确提示和说明义务，相应免责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不能依此免除长安保险公司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赔偿责任。长安保险公司的上述辩称该院不予支持。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公民身体损害的，应当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长沙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雨花大队作出雨第2018110263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内容真实，程序合法，本院予以采信。游志刚承担全部责任，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根据相应法律规定，游志刚为伤者龚炎珍支付的相应赔偿款等损失，由长安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责险限额内根据保险合同按责任比例予以赔偿。二、关于游志刚可获赔偿的范围。参照（2019）湘0111民初6908号《民事调解书》、（2020）湘0111民初6396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材料，因原告在本案中仅主张长安保险公司理赔500000元（商业三责险），因此在该案中，该院仅依据游志刚诉求及提供的证据认定超出交强险的损失达到500000元即可，其他损失在该案中无需一并认定。残疾赔偿金(伤残赔偿费用)。该院参照（2019）湘0111民初6908号《民事调解书》出具时（2019年9月30日）的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参照鉴定意见，龚炎珍构成躯体二级、精神四级伤残，计算残疾赔偿金为697262元（36698元/年×95%×20年）。以上1项，计697262元，由长安保险公司承担500000元（商业三责险，697262元-交强险110000元=587262元，已超商业三责险限额）。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