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雅安婚姻家庭律师哪里找,什么卡一年可以免费住民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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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8元购买民宿年卡能无限次住 是坑还是赚？

来源：成都商报

因为被“一年无限次住”“住一晚回本”等字眼吸引，又有高端热门酒店在推荐文章中，成都市民萍萍(化名)花1298元购买了一张民宿会员年卡。

相关退款承诺

但到了订房环节萍萍才发现，自己中意的酒店要到明年3月才有房，且需缴纳2500元/间夜的保证金。“这么多保证金打给这家平台，万一(平台)跑了咋办？”

萍萍觉得自己掉进了陷阱，要求平台方退卡退费。然而……

咋一听 动心了

25城40+家高端民宿 只花1298元一年任意住

“全国25城40+家高端民宿不限次任性住，覆盖超多景区”“每次可预订1间4晚或2间2晚”……8月中旬，萍萍偶然看到一篇微信推文，文中介绍了一款一年无限次入住的民宿会员年卡，只要缴纳1298元购卡成为会员，就可享受一年内任意住的权利。

商家的推文中介绍，成都、西安、海口、昆明、丽江等全国25个城市，超过40家高端民宿都可以随便住，且大部分位于景区边。

萍萍有些心动，让她下决心购买的是推文中预告的8月新增酒店，恰好有两家酒店是萍萍一直很喜欢的。8月15日，萍萍购买了一张民宿会员年卡，畅想着自己九、十月份的外出之旅。

一上线 人懵了

要等到明年3月才有房

每晚还要交2500元保证金

8月23日晚8点，是萍萍中意酒店的上线时间。她和朋友点击进入后，却发现近期已订完。进入“免费预订”环节，发现这家酒店要到明年3月之后才有房间可订。如果周末去的话，要等到明年5月份。

此外，房间保证金高达2500元/间夜，远远超出其他平台上该酒店的押金数额，“我订两晚就要交5000元，而且按照其规定，保证金要等我入住完退房后才退还，等于这5000元要在他们公司放上大半年。”她又点开另一家中意的酒店，同样要明年2月才有房间。

“我问了，说民宿会员年卡的会员人数多，抢的人也多，这就要拼手速。”萍萍非常气愤，认为这家公司蓄意抛出高端热门酒店招揽客源，却根本无法满足消费者的订房需求，是给消费者挖了一个坑。

双方争执不下：

消费者：订不到房，退款！

平台方：拒绝！房源充足

“如果我知道这两家酒店都只有2间房来让大家抢的话，我是不会买卡的。”萍萍说，“现在我的诉求，就是想退款。”

平台上这家酒店每天只有2间房源，这个情况消费者看得到吗？对此，成都享筑科技网络有限公司运营总监陈龙表示，“在公司的小程序上，点击某家酒店或民宿，进入后再点击‘酒店介绍’，会有房间数量多少间的字样。”

目前，平台方拒绝萍萍的退费要求。

记者在订购民宿卡的页面推文上看到：用户有3个渠道可以退款：一是会员卡激活后30天内，平台无房源可预订；二是预订成功后无房源供入住；三是节假日出现加价和强制消费。

“我们平台房间全年高达9万间夜，完全可以满足会员入住的需求。”陈龙表示，萍萍这种情况，只盯着单一酒店，而平台强调的是平台上的所有房源，“九十月份，目前平台上红原、雅安等地的房源都很充足。”他承认，冲着单一酒店的消费者其实不适合购买这种卡。

■律师解析

购卡前需谨慎阅读用卡须知

四川泰和泰律师事务所江露仙律师表示，消费者购买民宿会员年卡，即与平台达成了契约关系，同意成为会员，遵循会员规则。但是，由于这类年卡本身价格较低，可预订的酒店包含了很多价值远超过年卡售价的房型，因此在购买前认真阅读用卡须知。一旦同意成为会员，则需遵守平台使用规则。

至于市民萍萍所担心的保证金问题，江律师认为跟之前共享单车的押金有点类似。如果房源供给远低于购卡用户预订需求，用户屡次预订不成，自然而然会产生被平台“欺骗”的感觉，届时无论是否挪用保证金，用户的体验都会大打折扣。如果平台某一天无法按约提供酒店预订，用户有权追究其违约责任，有权要求其退款和请求赔偿损失。

君泽君(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小虎认为，作为商家来说，在出售民宿卡的时候应当告知消费者该卡的使用规则、注意事项，消费者有知情权。如果商家没有明确告知消费者相关权利义务的(情况)，(消费者)在违背真实意愿的情况下作出的意思表示，消费者是可以通过消协出面、诉讼等方式进行退卡的。

■延伸阅读

民宿卡到底适合谁？

近两年，国内出现了不少民宿卡，大多数实行签约后免费住1年，售价从数百元到上千元不等，订房时都提前支付押金(或保证金)，在预订方面都有一定的限制，如必须上一个订单入住完后才能预订下一家。

有人尝到了甜头，住了好几次很快收到了退回的押金(或保证金)。也有人订不到喜欢的民宿/酒店，或者很久都收不到支付出去的押金(或保证金)，因此，相关投诉也时有发生。

一位知乎网友算了一笔账：以某款花688元可以住一年的民宿卡为例，给民宿的结算价一晚至少要150-200元，赌的是用户一年用不了5次。如果真有用户像其宣传描绘的随便住，一年住个10次8次的，平台方就亏本了。

乍一听不错的民宿卡，实际上香不香呢？业内人士分析，相对适合这种卡的人有以下几种：1、退休人员；2、不那么挑民宿酒店的人；3、自由职业者；4、假期长的人，如学生；5、全职妈妈。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映莎 何筝

红色地下电台网：常年遭国民党军统局监听，从未被破译

作者：杨耀健

1938年9月武汉告急，根据形势的变化和需要，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南方局。武汉失守后，中共人员分别经宜昌、长沙、桂林等地辗转来到重庆。

1939年1月南方局正式在渝成立，对外称之为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主管川、云、贵、鄂、湘、粤、桂、苏、赣、闽等省及港澳地区的中共组织，延安方面的指示通过电波传到这里，又通过这里在广大国统区贯彻。

鉴于机要任务加重，周恩来和李克农两次派人去香港买回大批器材，组装了数十部电台，除在重庆自留8部外，其余分送延安和各地，在天空中架设了一条条看不见的桥梁网络。

许多动人心弦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些日子里。

周恩来临变不惊

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秘密电台网，是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从无到有、从少到多，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南方局的前身叫中共长江局，1937年9月在汉口建立时，只有1部从延安带去的发报机，时刻担心出故障，联络工作脆弱。周恩来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当时经费虽然很困难，但只要是申请购买通讯器材，他都立即批准。这样，由熟悉业务的干部申光通过熟人关系在汉口买到一批通讯器材，又组装了2部，得以维持正常通讯。但从长远考虑，电台还是实在太少。

随着战局的进展，各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传递情报愈加困难，纷纷要求配备电台，而在汉口靠买零配件组装根本无法满足。于是，周恩来和李克农遂派申光携带数万港币去香港，相机购买无线电器材。

香港是自由贸易区，什么都能买到，惟不易通过海关检查，申光此去虽然购到一批器材，却苦于无法运回内地。幸而德高望重的宋庆龄正在香港，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廖承志上门求助，她毅然承诺视为己任，召其弟宋子良去九龙海关打点，获得“免予上税、立即放行”的特殊关照，顺利启运。

1941年1月11晚，山城重庆万家灯火，周恩来正在参加《新华日报》成立三周年纪念会，南方局机要科突然收到一封标志为“AAA”的万万火急的电报，发报者为新四军军部。译出后立即送到周恩来手中，原来这是受到国民党顽固派围攻的新四军在弹尽粮绝时发出的告别电，说明他们已遭不测。

周恩来看过电报满腔悲愤，当即在大会上宣布了这件事。他正在讲话，附近有人捣鬼，电灯突然熄灭了，他不仅没有中断讲话，反而用更加洪亮的声音说：“黑暗是暂时的，光明一定会到来！”他的这番话，使到会同志受到极大的鼓舞。

就在当晚，南方局领导召开了紧急会议，布置了各种应急措施，其中最要紧的是部署二、三线电台，万一国民党当局查封了公开电台，后备的即可接替。此后又联系香港密秘电台，指示廖承志在香港公布“皖南事变”的真相，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共坚持团结抗战的方针绝不改变，但对反共军事进攻不能不有所戒备。中共不愿由此发生大规模内战，如果内战挑衅者酝酿更大阴谋，使日本坐收渔利，则中国抗战前途岌岌可危，望国际人士共挽危局。

1月17日夜里，周恩来召集南方局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全体人员开会。他表情凝重地说：“我们不希望国共合作的局面全面破裂，但一定要作最坏的准备。如果顽固派搞突然袭击，我们抵抗一下，把密码和文件毁完了，就准备坐牢。要坐牢我们一起坐，他们要问你们是不是共产党员，男同志可以承认，因为我们是共产党的公开机关。女同志只承认是家属。要问党的组织情况，就说我们的中央在延安，主席是毛泽东，这里有支部，书记是周恩来。再问还有哪些负责人，就说有董必武、邓颖超，别的不知道，让他们去问支部书记周恩来。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要出面去交涉，我是国民党和蒋介石请来的。我们要争取全师而回，但也要作最坏的打算，要准备牺牲，要牺牲我们一块儿牺牲。”

“皖南事变”后局势紧张，中共中央来电指出：“恩来、剑英、必武、颖超及办事处、报馆重要干部于最短期离渝。”并要求销毁文件、密码、电稿等。为防止国民党当局袭击，南方局命令机要科将办事处和《新华日报》全体员工名单电告延安，以便有人被捕时，中共方面能据此交涉。

周恩来还提出“隐蔽精干”的策略，将一批陪都文化界进步人士送往香港或外地，同时也疏散了一批党内干部，对留在重庆的工作人员则进行气节教育。

南方局在重庆设有8部电台，其中3部是公开的，已向国民党当局登记备案。另有5部为秘密的，其中2部设在红岩村办事处三楼，联络对象为延安、雅安；1部设在红岩村俱乐部楼上，与延安试通后备用。其余2部为流动性质，先后分设在市郊黄沙溪、市内中国工矿银行办公楼上，联络对象为延安。时局最严峻时，仍有4名报务员在红岩村坚持收发报，片刻不停地向党中央通报重庆的情况。

1943年5月苏共宣布解散共产国际，国民党顽固派乘机提出“取消陕甘宁边区”“解散共产党”，并密令胡宗南部准备进攻延安。同年9月，国民党军警强行封闭红岩村的公开大电台，说是今后只能通过军政部电台收发报，意在切断红色电波。

共产党有共产党的办法。从此以后，南方局机要科常常派人将国民党报纸上的新闻、社论用一般密码发往延安，或是每天随心所欲地写上几百字的假电文，盖上领导人的私章，密封后送交国民党军政部、邮政局电台发往延安。延安收到这类电报扔到一边就不管了，只有国民党的“译电专家”还在冥思苦想，企图从中搞出点名堂。真正重要的文件和消息，则由架设在红岩村三楼的5瓦小电台拍发，编码缜密，尽管国民党军统局常年监听，但一次也未能破译。

冯乃超巧藏电台

1938年台儿庄大捷后，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借此机会在武汉掀起一次轰轰烈烈的宣传周，并发起献金运动，各界人士踊跃捐献，募得大批珠宝首饰和现金。郭沫若委托阳翰笙、程步高等人，用这笔资金到香港去购进10多辆卡车、医疗器材和药品运回内地，然后又分送到各战区去。

由于当时的特定环境，郭沫若打了“埋伏”——其实还有2卡车物资，已直接驶往缺乏医疗器材和药品的八路军总部和新四军军部，车上还各自夹带着1部无线电收发报机。

原来，当时八路军和新四军最急需的也是通讯设备。因而，阳翰笙等人赴港后，也千方百计买到3部电台，除送八路军和新四军各1部外，另一部交由冯乃超保管，以备不时之需。

冯乃超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对敌宣传科科长，实则系中共派往该厅的特委书记，迁渝后任南方局文委委员。他藏有发报机，连郭沫若也不知道。

当时正值第二次国共合作，为争取合法地位，南方局设在重庆的公开电台都向国民党当局申报和备过案。公教人员私藏电台要冒很大风险，一旦暴露或被搜查到，将会以“汉奸”罪判处重刑。

冯乃超胆大心细，他先是将电台藏在家中，对家人也守口如瓶，故而一直未出事。但这终非长远之计，他为此绞尽脑汁，却没找到稳妥办法。

1940年12月，政治部第三厅被国民党“改组”为文化工作委员会，因日机空袭日甚，郭沫若便时常在市郊巴县赖家桥办公。南方局文委的有关指示及工作意见，均由冯乃超带往赖家桥，久而久之，他发现那里地僻人稀，心生一计。

有一天，冯乃超雇了几个农民，声称亲戚病故，要他们帮忙挖个坑安葬。入夜后，他独身潜往乱葬岗，用油布将发报机仔细包裹起来埋进坑内，上面掩饰成坟墓。俟春雨降临，坟头芳草萋萋，别说是特务，就是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同仁也万万料想不到，这坟里藏着1部7.5瓦的瓦哈特莱式电台。

1945年3月，国民党下令解散文化工作委员会，郭沫若搬家，冯乃超才将电台转移走。

刘澄清孤胆建台

1941年春天，香港地下党发电报到重庆，请求派人接替前任报务员林青的工作，南方局决定派资深报务员刘澄清前往。因刘澄清不会说粤语，又特派广东籍女同志康瑛配合工作，两人一道结伴上路。

为提防特务跟踪，他们不能直接从红岩村出发，先隐蔽一段时间。他们乘夜转移出来，刘澄清假装病人，住进一家法国人开办的医院，整天打针吃药，康瑛则装成他的表妹，时常来照料他。后来他们又转移到西郊歌乐山农家小院，闲住了两三个月。

等到外面风声松动，亦未发现附近有可疑人员，他们才跟着一位带路的地下交通员离开重庆。刘澄清装成西南联大的学生，声称去香港找亲戚，康瑛仍然扮作他的表妹。他们经贵阳到桂林，买到两张去香港的飞机票，刘澄清让康瑛和交通员先走，他自己又扮成华侨，与几个商人同路，经湛江抵达香港，并很快接上了关系。

当时香港的商业电台很多，国民党军统、中统及其他系统也在这里设有电台，情况复杂。国民党的电台人员喜欢在社交场合吹牛谈天，露出了破绽，被港英当局查获了好几个。刘澄清在这方面相当谨慎，从未发生问题，他还做了充分思想准备，即便电台被查获，他也会一口咬定是搞商品行情的商业电台。

在香港立足得有社会职业作掩护，刘澄清就到夜校去补习英语，后来进写字楼做职员。谁也猜不到，这位办事勤勉的年轻人，竟然是共产党的千里眼顺风耳，他的志向不是升级提拔，而是经常给延安和重庆发电报。

香港沦陷，地下电台暂停，刘澄清又奉命到东江游击纵队，在那里装配了一部15瓦的电台，与延安联络。他使用原香港密台的呼号、频率、时间，终于接上关系，每天除收发报外，还兼收新华社新闻电稿和《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的重要社论、文章，供游击队学习和编油印小报用。过了一段时间，林青在香港恢复了原来的地下电台。

1943年夏，南方局召刘澄清返渝，先在红岩村工作，后派他到闹市区建立备用电台。

中国工矿银行位于重庆城内小什字街，除搞金融业外，还办有一家电料行，由该行律师潘震业之子潘克勤经营，此人思想进步，也是一个无线电爱好者。地下党找潘克勤帮忙，他爽快应允，让刘澄清把电台设在银行楼顶晒台的电料仓库里，那儿平时只是偶尔有人去晒晒衣服，十分清静。

库房钥匙由潘克勤掌管，他有一次忘记来开门，结果刘澄清又饥又渴，在库房里整整困了一天。

城内密台是备用的，所以没有电文从这里拍发或抄收，只是每次叫通后双方用简单代号打招呼，或仅仅“OK”一声就停机。这样做可防止军统电台监听，确保形势恶化时随时可用。

民生轮船公司公开招收报务员，党组织决定让刘澄清去报考，再增设一个备用台。他冒名顶替川军潘文华某部的通信兵去应考，以总分第一名被录用。就在考场上，他突然遇见原红四方面军的报务员邓国军，彼此心照不宣，知道上级的意图是要他们同时进入民生公司。后来果然如愿，他们分在同一条船上，掌握了1部50瓦以上的大电台。

抗战胜利，刘澄清被调到民生公司南京分公司，他正好为迁往南京的中共代表团服务，那是后话不表。

马歇尔送货上门

1945年8月，毛泽东到重庆参加国共和平谈判，中共方面提出要求恢复1943年被查封的红岩村大电台，但被国民党当局以“党派社团不得私设电台”为由拒绝，仍强调电文可交军政部代为拍发。因此，在重庆谈判期间，各地的电报往来，仅靠1部输出功率为5瓦的小型密台。上党战役进行时，毛泽东就是通过这部小电台给刘伯承、邓小平拍发了那个有名的电文：“有来犯者只有好打。你们打得越好，消灭敌人越多，我们就越安全，回来得就越快。”

就在重庆谈判期间，国民党当局重新印发了《剿匪手本》，国共“双十协定”刚签订，蒋介石又发布了去解放区“接收”的密令，打算独享抗战胜利果实，内战阴云密布。

这时美国政府调走那个公开声明只同国民党合作的驻华大使赫尔利，改任五星上将马歇尔为总统特使赴华“调停”中国内战。12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表示赞成中国“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会议，以促成中国之统一”，但又建议中共军队与国民党军合并，搞联合政府。同日马歇尔启程来华。

南方局收听到这一消息，作了相应准备。

1945年12月21日，美国大使馆人员、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代表都到重庆白市驿机场去欢迎马歇尔，不料就在专机即将降落时，国民党军警居然要将中共人员赶出机场，只是由于美国人进行干涉才得以制止。

蒋介石安排马歇尔住在长江南岸的黄山官邸，那里进出很不方便，但是中共和民主党派的人还是上山去会见了马歇尔。当周恩来提到机场发生的不愉快事件时，马歇尔感到紧张，因为他希望早日完成使命，在中国建立联合政府。

这种会谈进行了许多次，周恩来说，只要联合政府作出保留解放区的安排，中共愿意实行政治和解。但是，延安决不能接受的就是放弃自己的武装，那样肯定会招致像1927年国民党搞的“清党”大屠杀。马歇尔试图绕过这道难题，再三建议共产党人到国民政府去任职，这样就可以避免全面内战。

“调停”持续到1946年2月时，真心希望和平的中共方面打算签约，周恩来还草签了美方拟订的建议书，使马歇尔喜出望外。这时周恩来提出中共要设公开电台，便于随时向延安汇报和谈进展情况，马歇尔一口答应。驻华美军司令部随即派出专人，在重庆中山三路中共代表团驻地架设了1部大型军用电台，发射机为BC—610型，功率450瓦;收讯机为SX—28型和BC—312型。这是中共反对国民党封闭电台斗争取得的胜利，周恩来还亲自请架设电台的美方人员吃饭并与他们合影。

由于国民党缺乏和谈诚意，不断制造摩擦，马歇尔的“调停”一直未能成功。1946年5月，中共代表团将这部大电台带往南京继续使用。1947年3月中共代表团撤回延安时，将电台交还美方。

从1937年到1947年，南方局先后在武汉、湖南、桂林、重庆、江西、广东、福建、云南、南京、上海、香港、海南岛、新疆等15个地区建立了60部电台。其中公开电台22部，秘密电台38部，基本上形成了中共在国统区和香港的无线电通讯网。这些电台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对保证南方局与党中央的联络，以及南方局与各地党组织的联络，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早在1941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在给南方局机要译电员的信中就指出：“机要工作是党的咽喉命脉。”毛泽东也多次把机要通讯工作生动地比喻为“党的机体上的血管”。

南方局建立的无线电通讯网，为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留下了极其光辉的一页。（杨耀健）

来源： 人民政协报

（受权发布）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表彰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和“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的决定（4）

赵会（女）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四级高级法官

焦延雄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江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

陈勇佳 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支队长

李利（女） 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大数据和行政审批局安全质量审批科副科长

利远远（女）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北区贵台镇党委书记

贾建功（苗族）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杨贞纯（女）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海城区东街街道党工委书记

陈荣泽 广西壮族自治区平南县发展和改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翁春雷（女） 海南省海口市第二看守所副所长

陈燕华 海南省三沙市七连屿管委会一级主任科员

黄莹莹（女，黎族） 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响水镇党委书记

王飞 海南省东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委书记、局长

刘国峰 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阜龙乡党委书记

王川兴 海南省澄迈县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

江南（女） 重庆市渝中区商务委员会党委书记、主任

谭天平 重庆市城口县鸡鸣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郑弦（女） 重庆市中新示范项目管理局交通物流与航空产业项目推进部四级调研员

陈飞 重庆市巴南区社会保险事务中心办公室主任

王毅 重庆市道路运输事务中心出租汽车处一级主任科员

余俊 重庆市公安局涪陵分局武陵山派出所所长

熊宇 重庆市潼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梓潼街道市场监管所所长

李少荣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地质勘查管理处处长

沈国芹 重庆市忠县乡村振兴局综合科科长

姚茂瑜（侗族） 重庆市环境卫生事务中心党建工作科科长

周脉军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公安局禁毒缉毒支队（禁毒局）支队长（局长）

韩俊（羌族） 四川省黑水县维古乡党委书记、四级调研员

俄德（藏族） 四川省石渠县正科乡党委书记

张海 四川省巴中市恩阳区残疾人联合会党组成员、副理事长

刘灿 四川省什邡市人大常委会二级调研员

雍小凤（女） 四川省绵阳市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主任

郁华冰（女） 四川省广元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陈红（女） 四川省内江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科科长

梁燕辉 四川省蓬安县司法局二级主任科员

赵益元 四川省宣汉县农业农村局二级主任科员

魏国 四川省雅安市名山区万古镇党委书记

熊兵 四川省资阳市水务局规划计划科科长

雷茹（女） 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卫生健康局党委书记、局长

杨光垚 四川省科学技术厅基础研究处处长

张健涛 四川省简阳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

韦兰（女，布依族） 贵州省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公安局白马湖派出所教导员

赵家祥 贵州省贵阳市信访局副局长

杨松 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大湾镇党委书记

李雪（女） 贵州省黔西市莲城街道纪工委副书记、监察室副主任

代强（土家族） 贵州省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卫生健康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蒙斌（水族） 贵州省荔波县黎明关水族乡党委书记、四级调研员

杨再滔（女，苗族）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

骆科生（仡佬族） 贵州省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局党组书记、局长

孙兴让 贵州省兴义市木贾街道党工委书记、四级调研员

李刚 贵州省委网信办直属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张子权（姓名加黑框） 云南省临沧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原四级警长

玉喃溜（女，傣族） 云南省景洪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

李春梅（女，白族） 云南省漾濞彝族自治县残疾人联合会党组成员、副理事长

贺丽远（纳西族） 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五大队大队长

柴继红（女） 云南省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一庭庭长、三级高级法官

和云彬（怒族） 云南省纪委监委第六监督检查室主任

李万彬 云南省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和科学技术局三级主任科员

杨绍兴 云南省双柏县信访局党组书记、局长

王跃 云南省个旧市司法局鸡街司法所所长

曹建秋（女，纳西族） 云南省丽江市妇女联合会副主席

太永红 云南省曲靖市强制隔离戒毒所一大队教导员、四级高级警长

胡志远 云南省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党委书记、局长

桑珠（藏族）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哲蚌寺管委会宗教事务处处长

宋晓婧（女）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服务中心副主任

吉巴（女，藏族） 西藏自治区仁布县德吉林镇党委副书记

格桑旦增（门巴族） 西藏自治区错那县勒门巴民族乡党委副书记、人大主席

次旺多杰（藏族） 西藏自治区申扎县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四级高级警长

贾春香（女） 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乡村振兴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刘武 西藏自治区财政厅预算处处长

卢青锋 陕西省渭南市科学技术局农村科技服务科科长

赵东红 陕西省延安市残疾人联合会办公室主任

杨帆 陕西省汉中市公安局汉台分局刑警大队五中队中队长

叶朝阳 陕西省商洛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一级调研员

胡丽萍（女） 陕西省宝鸡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未成年人检察办公室主任、四级高级检察官

孔庆海（满族） 陕西省咸阳市委宣传部二级调研员

杨杰 陕西省公安厅九处六队队长

杨琦 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照金镇党委书记

张奋战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重点食品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四级调研员

徐田江 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展战略和规划处处长

刘子龙 陕西省安康市乡村振兴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

崔海洋 甘肃省永靖县刘家峡镇三级主任科员

刘锋军 甘肃省嘉峪关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支队支队长

黄沿钧 甘肃省平凉市信访局网信科科长

魏彦坤（女） 甘肃省庆阳市司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姜莉玲（女） 甘肃省民勤县退耕还林办公室四级主任科员

豆丽娟（女） 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人民法院立案庭一级法官

常青华（女） 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妇女联合会主席、四级调研员

魏振乾 甘肃省陇西县菜子镇党委书记、三级调研员

荆花（女） 甘肃省玉门市政府办公室党组成员、副主任，市行政服务中心主任

张怡 甘肃省兰州市公安局刑事警察支队电信网络案件侦查大队副大队长

索拉（姓名加黑框）（女，藏族） 青海省玛多县政协办公室原主任

鲁斌（蒙古族） 青海省公安厅刑警总队现场勘查科科长

文春莲（女，土族） 青海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卫生应急办公室一级主任科员

秦海榛 青海省祁连县农牧综合执法大队四级主任科员

更尕扎西（藏族） 青海省囊谦县委教育工作委员会专职副书记，县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

张景文（土族） 青海省贵德县拉西瓦镇党委书记

王瑞萍（女）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司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社区矫正管理局局长

王妮（女）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农业农村和水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乡村振兴局副局长，月牙湖乡党委副书记（挂职）

刘志聪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四级高级法官

金刚（回族）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惠农区礼和乡党委书记、四级调研员

哈学云 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公安局临河派出所所长

伍福升（回族） 宁夏回族自治区泾源县新民乡党委书记

塔依尔·米吉提（维吾尔族）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什县公安局党委副书记、政委、机关党委书记、四级高级警长

努尔马提·加伊尔巴依（哈萨克族）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保护管理处处长

阿不都哈力克·阿不拉（维吾尔族）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县伊斯拉木阿瓦提乡党委副书记、乡长、四级调研员

丁燕（女）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银河路街道四级主任科员

热孜婉古丽·吐尔逊（女，维吾尔族）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公安局高新区（新市区）分局河南路派出所一级警长

开巴奴·斯提卡达木（女，塔吉克族）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塔什库尔干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唐培科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奇台县半截沟镇二级主任科员

田雨露（女）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疾病预防控制科科长

郭翔（锡伯族）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皮山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副局长、四级调研员

蔺飞虹（女）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审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门克巴依（蒙古族）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乐市达勒特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李茜（女，回族）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人民检察院塔城分院第二检察部主任

宋卫才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青松路街道党工委书记、办事处主任

尹红玉（女）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新星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红星二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所副所长

王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胡杨河市残疾人联合会四级主任科员

陈禹玎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二监督检查室综合处处长

严曦 中央政法委基层社会治理局一级调研员

王长松 中央编办综合局文秘处（督查室）处长

张瑞（回族） 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三局五处一级调研员

李琳（女） 驻乌克兰使馆领事侨务处主任

吕侃（姓名加黑框） 国家发展改革委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司节能和能效处原处长

徐鹏（女） 公安部禁毒情报技术中心警务技术三级主任

孙宏伟 北京市公安局特勤局第七支队支队长

杨仁德 南昌铁路公安局福州公安处福州车站派出所副所长

申琳（女） 司法部律师工作局律师机构人员管理处处长（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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