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农e贷有逾期记录能申请吗,小额贷款农行

主持人 徐春培 刘梅芳

嘉宾

冯兴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张 杰 山东栖霞农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

曹 建 辽宁义县农信联社党委书记、理事长

袁朝阳 贵州剑河农商银行党委书记

21世纪初，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推动下应运而生。在20多年的实践中，农信社、农商行通过遍撒“小额农贷”这一良种并不断创新优化，为“三农”注入了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支农支小主力军地位日益巩固。新时代，新征程，助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进一步发挥小额农贷“金融+信用”的优良禀赋，增加信用贷款的投放，无疑是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更好履行支农支小支实这一使命担当的重要举措和正确选择。

政策导航“小额农贷”顺风“出海”

农金导刊：2001年，中国人民银行在江西婺源试点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业内俗称“小额农贷”），取得成功经验后在全国农信社推广。请回忆一下当年推广小额农贷时的情景、效果和社会反响。

冯兴元：第一，基本概念。小额农贷是指农信机构以农户的信誉为基础，在核定的额度和期限内向农户发放的无需抵押、担保的贷款。该模式主要创新点是：贷款受益者多为量大面广、贷款金额较小的普通农户；贷款主要靠信用，无需抵押物；一次核定、余额控制、随用随贷、周转使用，期限灵活，手续简便。第二，发展轨迹。中国人民银行1999年、2000年相继颁布《农信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农信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管理指导意见》，2001年在江西婺源试点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取得成功经验，由此在全国农信系统推广。第三，社会影响。总的看来，小额农贷是由政策推动的，控制好各环节风险，既可实现“银农”双赢，又可保持农信社的可持续发展。当时落实较成功的有贵阳花溪农信联社、浙江兰溪农信联社等。据统计，2002年末，全国共有30710家农信社开办小额农贷，占农信社总数的92.6%，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小额联保贷款余额近1000亿元，获贷农户5986万户；评定信用村46885个，信用乡镇1736个。

曹建：2001年，中国人民银行在江西婺源试点小额农贷取得成功经验后在全国农信社推广，老百姓从质疑到好奇再到认可，当时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小额农贷是以农户为投放对象，凭借农户信誉，在核定的额度和期限内向农户发放的不需要抵押和担保的贷款，有效满足了农民生产和生活的资金需求。无数农户凭着农信社核发的“信用证”，借小额农贷发家致富，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带头人。对农信社而言，小额农贷成为主打产品，信贷规模不断攀升，支农支小主力军地位不断彰显和巩固。

袁朝阳：在小额农贷推广初期，县域老百姓掌声连连，农信社营业网点门庭若市，贷款农户络绎不绝。当时，农信社的农户贷款扩面增量得到了极大的突破。

张杰：推广初期，栖霞农信社围绕小额农贷“一次核定、随用随贷、余额控制、周转使用”的模式，不断探索和规范小额农贷的操作程序，健全相关制度和流程，历经长达一年的调研试行，推出了较为成熟的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体系，得到了政府和农户的认可。

农金导刊：在后续的推广过程中，为何会出现“农户贷款难”“农信社难贷款”的两难困境？

冯兴元：一是对象受限。农户小额信用贷款额度小，只针对信用农户发放。二是用途和金额受限。其资金用途往往用于生产经营和消费，只能满足小规模农户经济资金需求，很难满足农户家庭医疗、教育等其他金融消费。三是信息不对称。银行开展异地贷款“三查”中，因信息不对称往往会采取谨慎授信，部分外出创业农民工或扩大生产的经营大户很难得到足额贷款支持。四是贷款政策比较保守，主动贷款销售少，等待申贷时候多。单靠发放小额信用贷款，农信社只能消化其掌握的小部分存款资金用途。

曹建：“农户贷款难”的主要成因：一是相对于老百姓来说，贷款手续较繁琐，短期周转不如民间借贷方便；二是自然和市场风险，农产品市场价格波动大，常常会出现“丰产不丰收”的情况，导致小额农贷逾期；三是部分农户法律意识、信用观念淡薄，存在逃废银行债务行为。“农信社难贷款”的主要成因：一是服务缺位。以某县为例，该县有16个乡镇、2个街道、239个行政村，一个乡镇一家农信社，每家2至3名信贷员，每名信贷员要管4至5个行政村，应付柜面业务多，上门送贷时间少。二是风险累积。历年小额农贷不良贷款居高不下制约农信社发展。三是追责严厉。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信贷员的投放积极性。

袁朝阳：“农户贷款难、农信社难贷款”的困境，有一定的历史因素，一是管理手段滞后；二是信息化程度偏低；三是经营过程中有“轻农”“偏农”现象；四是金融生态环境欠佳，道德风险时有发生；五是农村信贷载体和信贷产品存在缺陷。

张杰：从农信社时期形成的不良贷款看，小额农贷风险权重高，占30%左右，历年核销的呆账（损失类）贷款小额农贷更是占据半壁江山。一是农户小额信用贷款需求者多是中低收入的农民群体，靠天吃饭，收入极不稳定，偿债能力低。二是不良贷款责任追究力度较大，每形成一笔不良贷款都会对涉贷人员层层追责。作为信贷从业人员，往往倾向于投放风险较低、易管理、收入回报大的抵押贷款。

农金导刊：近20年来，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和创新历程，这些发展创新是如何破解“两难”的？

冯兴元：第一，政策驱动。小额农贷的发展创新，与政府不断推动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相关信贷服务有关，更与政府推进农村普惠金融服务政策有关。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发展普惠金融；2015年，国务院《关于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通知》将发展普惠金融上升到国家战略；2018年，国务院《关于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的通知》规划了乡村普惠金融路线图；2019年，国家五部委联合发布《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强调了要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2020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了要“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增强金融普惠性”；2021年、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相继提出，要“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深入开展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发展农户信用贷款”……一系列国家政策的出台，全国各地积极响应，如浙江省就相继出台了《浙江省低收入农户小额信贷管理办法》等多个文件。第二，技术与创新推动。数字技术、移动互联和智能手机日益普及，加快了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征信体系、农户信用信息数据库的建设。社会信用体系正在发挥积极推动作用，对失信人员警示作用非常明显。在此背景下，智慧授信、智慧申贷、移动支付、超级金融柜台等智慧银行功能不断增强，农村数字化小额信用贷款服务乡村振兴的发展前景不可估量。

曹建：一是抓环境。依托村委两级共评定信用农户7.3万户、信用村组48个、信用乡镇3个，形成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信用工程体系。二是抓授信。通过整村授信共采集农户信息32032户，授信10555户。三是抓创新。小额农贷额度由原来的3万元提高到5万元，此外还通过农户担保提升贷款额度。

袁朝阳：2006年，我行启动信用工程建设后，从手工作业→摇钱树卡→黔农e贷→黔农云，小额农贷不断创新发展。如2009年贵州农信“摇钱树卡”发行，农户完成评级授信后，凭卡即可申贷，贷款额度从原来的1万元以内逐步增加到5万元、10万元、50万元。2017年，“黔农e贷”上线，客户经理线下完成评级授信，农户登录“黔农e贷”APP即可线上申贷，“黔农e贷”方便、灵活、快捷，“两难”得到质的突破。2019年，“黔农云”移动互联网金融服务平台上线，在“黔农e贷”功能上，植入衣食住行等非金融服务场景，“三农”融资瓶颈全面破解。

张杰：一是坚持“讲质求稳”，稳扎稳打做好规定动作。二是开展“整村授信”，建立红马甲金融小分队、落实客户经理驻点办公制度。三是抓实“一村一品”，由支行长挂职乡镇副镇长、客户经理挂职村主任助理、派驻党建金融特派员，实施“清单管理、批量走访、集中预授信”。比如，我行紧扣本地苹果产业链，从育苗—成果—销售全产业链，相继推出“育苗贷”“苗木购销贷”“改良贷”“种植能手贷”“农资贷”“农机贷”等产品，累放小额农贷1.69亿元，助力栖霞苹果走向全国。

农金导刊：“十四五”时期，农村中小银行发展信用贷款对促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有什么重要性和必要性？

曹建：信用贷款以其流程短、无抵押、低门槛的优势，引导更多诚实守信的贫困户脱贫，助力更多有经营头脑的乡村能人致富，帮助更多有市场前景的小农经济做强。

袁朝阳：发展信用贷款能够让更多资金回流到乡村，能够让更多老百姓获得更方便、更快捷、更灵活的金融服务。

张杰：农户小额信用贷款通过“小业务”实现“大规模”，通过“小贷款”发挥“大作用”，通过“短平快”撬动乡村“大蓝海”，可有效解决“三农”初创期、发展期资金需求。

立足当下“小额农贷”模式利弊辨析

农金导刊：谈谈当前经济形势下，贵行发放信用贷款的路径、对象、举措、现状。

曹建：我社于2020年12月份成立小微营销中心，通过创新信贷流程，实施网格管理，划片到村、划街到人，重点向辖区个体工商户及各乡镇种养户营销信用贷款，截至目前，授信户1170户、累计投放金额1.29亿元。

袁朝阳：目前，我行信用贷款占比高达64.03%。一是创新产品。先后开发“致富通”“易贷通”“黔农快贷”“便民快贷”等系列产品。二是锁定对象。加强部门联动、上下联动、内外联动，全面满足广大农户、个体工商户、行政企事业单位、小微企业等资金需求。三是畅通路径。做强做大“黔农云”，由“线上+线下”逐步向纯线上转型。四是优化举措。探索推广信用工程建设“六步工作法”，常态化开展普惠大走访，借助金融微课堂、金融夜校、新媒体，努力形成覆盖城乡、条块结合、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网格化营销体系。

农金导刊：请总结一下贵机构发展信用贷款业务的亮点经验。

曹建：我社利用支农再贷款发放的年利率5%的“金信优农贷”和“金信养殖贷”，成功抢占官场沟花生收购市场和高台子养牛市场，较低的利率和优质的服务赢得社会好口碑。

袁朝阳：我行用好“党建品牌+责任品牌”，打造“农信黔行”的“五张名片”，即发挥“金融党建联盟”优势、发挥金融服务渠道优势、发挥异业联盟优势、发挥政银企农战略合作优势、借助村级集体经济和农户“双增收”优势。

张杰：我行坚持支农贷款与农业生产周期合拍；坚持乡村信贷与农村发展规划合拍；坚持信贷服务与农民生活需求合拍。通过改良传统种养加等经营性贷款产品，开发住房、教育等消费类贷款品种，调整期限额度，促进更多“三农”客户受益，从而实现共同富裕。

农金导刊：在乡村振兴大背景下，农村中小银行发放信用贷款有哪些痛点或难点？

冯兴元：农户信用贷款通过一段时间推广，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农信机构信贷规模的扩张，但同时也面临诸多问题。如有的行社工作流于形式导致管理混乱，“垒大户”现象居高不下；有的行社盲目扩张导致客户良莠不齐，不良贷款滋生；有的行社片面地把借款人能否提供抵押、质押或者担保作为主要还款来源，忽视了对借款人实际偿付能力和未来现金流的把握和分析，不重视评估借款人的第一还款来源，等等。

袁朝阳：“痛点”包括经济下行叠加疫情冲击，市场呈现投资放缓、消费不足、有效信贷需求减弱态势，加之农村呈现空心化，农村传统有效金融服务需求呈现收缩趋势。

张杰：外部因素，农户的还款意愿将成为贷款存续期内是否不良的重要因素。内部因素，新老交替断档，新任客户经理无法准确判断农户是否有还款意愿，对农村摸排不到位等问题都会导致贷款管理存在缺陷或者形成不良。

农金导刊：农村中小银行发放小额农贷如何避免“垒大户”乱象，如何有效防范化解信用贷款风险？

曹建：强化“机”“器”“人”管理。在机制上，严格落实信贷员岗位责任制，建立健全相应的免责机制，做到“敢放、愿放、能放、会放”。在工具上，引入大数据计算，通过数字化的评判、预警、监督和事前事后管理，落实贷款“三查”制度。在人的管理上，坚持清廉文化、阳光信贷、稽核审计、绩效考核与法纪教育等，促进信贷工作合法、合规、完整、有序、有效。

张杰：建立完善的农户信用等级评级制度，完善对农户的管理。一是引进现代信贷管理技术，实现农户信息化管理；二是完善评级制度，加大对管理员走访力度；三是完善监督管理制度，随机抽查农户信用等级是否与其还款能力相匹配等。

“金融+信用”共筑乡村振兴命运共同体

农金导刊：农村中小银行如何培植、寻找高效信用载体？

曹建：因地制宜，整村授信，对符合条件的农户进行“预授信”，留足“备用金”，农户随用随取，用一天付一天利息，不用的时候不付利息。通过人性化服务，有效解决“融资难、融资慢”问题。

袁朝阳：具体实践中，要抓实抓细信用工程建设、小额农贷管理、农户贷款扩面提质三大工作，为高质量服务乡村振兴夯实基础。

张杰：加大网络改造升级，实现业务处理的实时化、系统化、网络化；拓宽服务功能，推广电子银行产品，为客户提供账户查询、账户对账、转账汇款、代发工资、网上纳税等多种金融服务。

农金导刊：如何进一步健全信用体制机制，通过发放信用贷款打造普惠金融服务同客户的“命运共同体”？

曹建：我社主要采取三项举措，一是提高授信面，今年末达到应授信户数的90%；二是提高用信率，授信是路径，用信才是目标；三是提高诚信度，让守信者一路畅通，失信者寸步难行。

袁朝阳：一是充分发挥小额农贷方便、灵活、快捷的优势，增强农户的贷款获得感、满意度。二是加快推动黔农村村通转型升级，整合商超、销售、医保等各类资源。三是夯实普惠金融服务大本营，把社保卡代理发行工作纳入金融普惠服务。四是持续发挥金融服务创业创新和新市民“直通车”作用。五是定期开展“送金融服务、送农技服务”等活动，帮助农业增产、农民增收。

张杰：积极探索以党建引领压实信用体系建设责任的管理机制，强化融合共促；加强与辖内政府信用部门、特色产业村村委、村民间组织的联系，推进信用体系建设各项工作要求稳妥落地。

农金导刊：如何运用科技支撑，借助数字化转型做大做强做实农户及小微企业信用贷款业务？

曹建：通过“整村授信+支付环境建设”,设置助农取款点，投放ATM、POS机，开通手机银行、个人网银等，推广“金信一码付”，搭建深入农村、服务农民、惠及城乡的服务网络，为偏僻地区提供效率高、成本低的金融服务。

袁朝阳：树立“数据就是第一资产”的理念，加强与各部门合作，推进“无感授信”，打造一体化渠道服务体系。实行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推动产品由“满足功能”向“体现价值”转型。

张杰：创新智慧产品，从客户需求出发，加大线上申贷产品创新力度；实施智慧建档，所有的客户进系统、所有的客户征信进系统、所有的客户贷前调查进系统；推广智慧微贷，构建集“风险预警、风险监测、信用评价、数据分析”于一体的“金融大脑”，推动微贷技术向乡镇网点延伸、向传统信贷领域延伸。

农金导刊：期待国家出台哪些有针对性的优惠扶持政策，正向激励农村中小银行发放信用贷款、更好地支农支小支持乡村振兴？

曹建：一是应加大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力度；二是应适当提高信用贷款不良容忍度；三是应出台系列政策对农信社信用贷款的呆账不良进行再次置换。

张杰：国家应通过减免税费或资金的优惠来帮助农商银行发展小额信贷，如在再贷款利率方面给以适当的优惠以降低农商银行的资金成本，或调整支农再贷款期限以适应农业生产周期，以及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减免小额信用贷款营业税与所得税，鼓励农村中小银行多发放信用贷款支持“三农”和小微企业，更好地助力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