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你们科普一下河源市办理刑事业务律师出庭收费,技术辩护,无奈之中的现实选择是指

上次在汕头与杭州分别与当地律师交流时，被人问起“余律师为何走上技术辩护道路”，我直言不讳说是“无奈之中的现实选择”。技术辩护其实就是把各种案件都看成“技术问题”，不谈政治不谈法律之外的因素，主张“政治问题法律化，法律问题技术化”，毕竟律师的强项是“谈法律”与“谈技术”，而不能“用自己的业余挑战别人的专业”。

“不能红顶辩护”，因为我们缺乏“红顶律师”那样丰厚的人脉资源，也没有太多兴趣与“高层”走得太近。律师中的省级以上律师协会会长、副会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那是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积累的结果，年青律师走这样的路显然不切实际。此外，这种辩护思路有巨大的政治风险，当年“红顶商人”胡雪岩的靠山左宗棠病逝了，他不就被左宗棠的对手李鸿章整惨了？

“不敢死磕辩护”，我一直认为律师是“说理”的行业，需要的是从证据出发全面质疑公诉机关的指控，“有效说明”就好，至于采取那些法庭之外的举动，我并不赞成，当然我也做不到。我曾劝告广州一位律师说，许褚赤膊上阵多中了几箭，鲁迅说“活该，谁叫你不穿盔甲”。我的意见是律师需要穿上法律的盔甲，这即使不能避免你中箭，但可以让你少中几箭或者中箭没那么深。我也曾被河源某法院的法官当成“死磕律师”，因为我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证人到庭，申请办案民警出庭。后来他们发现我不是“死磕律师”，因为我没有申请法官或检察官回避，更没有提管辖异议。我一直认为律师就应该从证据出发“堂堂正正”说服办案机关，而不是把主要精力用在这些制造对立情绪上。

“不甘形式辩护”，因为“形式辩护”不需要专业素养，不能体现律师的价值。“初犯偶犯”、“认罪态度良好”、“上有老母在堂下有幼子一双”，这哪里需要律师来辩护？这种“走形式”的辩护即使是刚出道的“菜鸟律师”都是不称职的，这样的律师如何能够让家属信服从而愿意支付费用？不少律师说“收不起来费用”，我只能说如果你只是这种“法律业余爱好者”水平的辩护，真没有家属愿意请你辩护。

“不干勾兑辩护”，大家都清楚“勾兑辩护”巨大收益的背后是庞大的法律风险，一不小心就“进去了”。经常有某法官进去了，跟着就有律师进去了，这就是“勾兑辩护”的必然风险，谁能保证你做的那些行贿法官的事不会暴露？只要暴露一次，这些律师这一生就职业终结了。律师宁可“细水长流”，少赚一点但安全放心，这才有律师的行业尊严，才有成就感。

随着办案人员的专业化建设，越来越多的法官、检察官都是受过良好法律教育的专业人士，他们更喜欢律师“有理有据”的法律意见，而不是“拉他们下水”或者“逼他们就范”。如何唤起办案人员内心的法律人意识，如何让他们认识到案件存在证据漏洞，这才是说服他们的关键。从犯罪构成要素入手逐一“拆解”，把法律问题都变成证据问题变成技术问题，这才是律师的能力之所在。

我办理“醉驾”案件，就把“醉驾”拆分为“醉”与“驾”，我提出现有证据只能证明当事人“醉”了，不能证明当事人“醉酒后”有“驾驶行为”。我办理“强奸”案件，认为提出现有证据只能证明“奸”即发生了不正当男女性关系，但不能证明“强”即违背女方意愿，女方不愿意发生性关系需要有表现形式。我办理“招摇撞骗”案件，认为既要有证据证明当事人“招摇”了，还要证明当事人“骗”了。我办理“诈骗”案件，认为不仅要有“欺诈”行为，而且要有“骗取”行为。许多案件从这些罪名本身寻找“构成要件”并逐一拆分，即使办案机关对当事人再有“意见”，他也不能超越罪名构成要件本身。既然是“构成要件”，当然是“缺一不可”。

律师应该把办案机关“引入”自己最熟悉的法律领域，从现有证据出发找到案件存在的漏洞，从而说服办案机关接受自己的辩护意见。即使遇到某些“不管你怎么辩，我就这么判”的法官，律师也应该全面阐述自己的辩护意见，并穷尽各种辩护手段特别是申请调取证据申请证人到庭，这也是为二审甚至再审做准备。

律师应该把自己当成“拳击手”，按照“比赛规则”尽情发挥，而不是在“拳击比赛”时公然犯规。律师在法庭上的表演，不仅是给法官看的，也是给旁听人员看的，他们更关注律师的“专业素养”，而不是专业之外的“小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