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百科报道:秦皇岛专做刑事官司律师收费标准,改革开放40年的辉煌成就事例

法制日报记者 马竞 周宵鹏

引 言

说起《法制日报》,吴西举并不陌生。早在1990年,作为中国第一批改革开放港口城市——河北省秦皇岛市政府首席法律顾问的吴西举,就接洽过前来采访的《法制日报》记者。

“都是老朋友了!”如今已是古稀之年的吴西举热情地招呼记者坐下,茶水早已沏好。环顾吴西举的工作室,窗明几净,简约舒适。

“一位优秀律师的素质就是勇气,优秀律师所具有的这种勇气,并不是出自盲目和莽撞,而是来自深刻的知识和品格的正直。”吴西举的工作室里挂着一幅书法作品,内容是印度法学家D·N·辛哈的这句名言。

吴西举说,这是他执业律师生涯的座右铭。

没有约见被告人也没有阅卷,甚至连公诉书都没有看到,只有法院书记员介绍了大概案情。吴西举决定为被告人做无罪辩护,这让法院和公诉机关都没有想到

1970年,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的吴西举没能回到江苏老家,而是被分配到河北省唐山地区玉田县工作。此后几年,他在机关政治处做过干部,在报社做过实习记者,最后落脚到玉田县卫生局办公室工作。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决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律师制度恢复。吴西举没有想到,这些会与他产生交集。

除了这些政策影响,让吴西举的生活发生变化的直接诱因,是一起偶发的医疗事故。

在这起医疗事故中,患者不幸死亡,家属把棺材抬到了玉田县医院,在当地影响很大。医院外科医生郭某被以涉嫌玩忽职守罪诉至法院。

“郭某明明按照医疗知识正常医治,事故发生实属偶然,怎么能让主治大夫承担刑事责任?”参与了事故调查全程的吴西举认真翻阅了相关法律条文,认为郭某并未涉嫌犯罪,于是决定以公民身份作为郭某的辩护人。

没有约见被告人也没有阅卷,甚至连公诉书都没有看到,只有法院的书记员向吴西举介绍了大概案情。通过事故调查已熟悉案情的吴西举决定为被告人做无罪辩护,这让法院和公诉机关都没有想到。

1979年12月,这起案件在玉田县大礼堂公开开庭审理。

时值刑法和刑诉法刚刚颁布,当地非常重视这起刑事案件的审判。庭审当天,玉田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作为公诉人出庭,从县委书记、县长到村治保主任,玉田县党员干部都列席旁听。

吴西举清楚地记得,开庭当天正是赶集的日子,诸多群众听闻法院要公开审理医院大夫,也都涌了过来,大礼堂里挤得满满当当,旁听者不下千人。

吴西举作为辩护人没有走过场,激烈的辩论让旁听群众着实开了眼,也在玉田县引发震动。此后几经波折,郭某终获无罪判决。

由于具有扎实的中文、哲学功底,吴西举对法律的理解和研读颇为深刻。虽然初识刑事辩护的吴西举甚至还不会写辩护词,但他在法庭上的优秀表现已经引起县领导的注意。

1980年11月,吴西举被调到玉田县法律顾问处工作,正式成为一名“吃皇粮”的法律工作者。他向记者回忆,当时的玉田县法律顾问处只有三人,主要接受法律咨询和办理刑事、民事诉讼,每天守着一台手摇电话机等业务,接一起案件,法院就给5元钱。

尽管如此,玉田县仍是北方较早开展律师业务的地区之一,吴西举也成为律师制度恢复后的第一批律师。

1989年9月,秦皇岛市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被聘为市政府法律顾问团体,已是律所主任的吴西举被聘为首席法律顾问,重点协助推进依法治市、助力改革开放

厚厚的一沓材料,部分纸页已经发黄发脆。在吴西举精心保存的这些资料里,他最为珍视的就是1989年被秦皇岛市政府聘为首席法律顾问的聘书。

提及此事,得从吴西举从玉田县来到改革开放前沿秦皇岛说起。

1982年7月,吴西举被选拔到中央政法干校进修法律,接受专门的涉外律师培训。其间,他通过考核正式获得律师资格。

1983年,唐山地区撤销,秦皇岛正式成为设区的市。1984年,秦皇岛成为第一批改革开放港口城市。熟悉涉外律师工作的吴西举被调到秦皇岛市法律顾问处,他的任务很明确:牵头组建秦皇岛市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

1984年年底,秦皇岛市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获批成立,成为秦皇岛第一家律所,也成为河北省第一家涉外律师事务所,律所主任由市司法局主管律师工作的副局长兼任,吴西举任副主任,当时全所只有3名律师。

同年,秦皇岛市法律顾问处又拆分出两家律师事务所。3家律所、不足20名律师,撑起了秦皇岛市的律师事业。

对于涉外法律业务,吴西举不满足只会翻着字典看文书,他要求律师能够用外语直接和外商对话。为此,一批懂法律、懂经济、懂外语的人才进入秦皇岛市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到1987年,秦皇岛市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已经拥有22名律师。此时,秦皇岛全市律师数量也达到五六十人。

在一家日企与山海关桥梁厂的业务合作中,日企提供的报价单有违反我国法律的内容,并且相关权利义务不对等。经过吴西举的努力,日企更改了报价单,中方企业的利益得以保障,相关文书也成为山海关桥梁厂“永久保存的文件”。

另一家日企在我国投资过程中,在本国陷入一起专利侵权纠纷,日企委托秦皇岛市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对部分在华涉案事实开展调查。通过吴西举和同事的努力,有利于这家日企的调查结果被日本地方法院采纳,日企随后扩大了对华投资。

在一起棉花外运合同履行中,秦皇岛市一家对外运输公司与外企陷入海事纠纷,对方提出国际仲裁。在吴西举的努力下,秦皇岛公司赢得仲裁裁决。

这一时期,吴西举和秦皇岛市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也参与到当地政府的对外洽谈中。1984年,河北省举行首届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洽谈会,吴西举跟随秦皇岛市政府参与会议,并协助签订了秦皇岛第一份对外合同。

成立后的几年里,秦皇岛市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先后成功办理多起案件,凸显出法律服务在对外开放中的重要作用。基于此,当地政府认识到法律顾问的重要性。

1989年9月,秦皇岛市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被聘为市政府法律顾问团体,已是律所主任的吴西举被聘为首席法律顾问,重点协助推进依法治市、加速推进改革开放。

双方的聘请协议明确,秦皇岛市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不仅就政府重大问题的决策提供法律意见和法律依据,论证其合法性和可行性,还可以经政府授权对重大事件进行调查并提供处理意见,参与涉外经济洽谈和签约。

时任秦皇岛市市长丁文斌明确提出,在对外经济洽谈中,政府签订的所有合同都要经过律师审查把关。对于丁文斌的这种超前认识,吴西举颇为钦服。

“改革开放从来就不是盲目的,深化改革、加快发展都要靠法治。一市之长能够认识到依法治市的重要性和法治对于改革开放的重要性,对于一座沿海开放城市来说弥足珍贵。”吴西举说。

改革开放不断推进,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不断有新的事物出现。新事物的出现需要用法律来调整,就需要律师提供法律服务

到上世纪80年代末期,随着律师队伍逐渐扩大、业务逐渐拓展,秦皇岛市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不仅不再要编制、要经费,而且还能上交盈利,逐渐走向自收自支。

尽管律所被聘为政府法律顾问,但此项工作并无报酬,因为律所本身就是事业单位。虽然这并不影响律所生存,但吴西举敏锐地看到,律所的体制改革已势在必行。

“当时各种体制和观念上的制约都在提醒着想要往前迈一步的人:改革不是小事,改制必须小心翼翼。”吴西举说,1993年,《司法部关于深化律师工作改革的方案》明确鼓励律师辞职大胆尝试开办合作合伙所,这给他们吃了一剂定心丸。

1995年,吴西举毅然辞去公职,召集5名同样辞去公职的律师,一起成立了合伙制律师事务所,他也成为秦皇岛市第一位辞去公职创办合伙制律所的律师。

“吴西举辞职去挣钱了”,这样的指责没能持续多久。1996年年底,秦皇岛市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也改制成为合伙所,其他律所也纷纷改制。此时,秦皇岛市已有律师事务所27家,其中合伙所15家,共有律师136人。到2000年年底,秦皇岛市所有律所全部转化为合伙所。

辞去公职前,吴西举每个月的工资有一千多元,“下海”后收入猛然间翻了几倍。

不过,与收入相比,正值壮年的吴西举更为看重的是,此前想都不敢想的法律业务,现在可以尝试了,比如“私人律师”“家庭律师”。

“经济在发展,公民的法律意识也在提高,一些有需求、有条件的人和家庭开始雇请律师,或者日常代理,或者法律咨询。”吴西举说。

上世纪90年代后期,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非诉讼法律服务市场逐渐拓宽,各个律所的案件应接不暇,整个律师行业呈现出蓬勃发展态势。

吴西举直言,改革开放不断推进,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不断有新的事物出现。新事物的出现需要用法律来调整,就需要律师提供法律服务。

几经辗转,如今,吴西举又回到了由秦皇岛市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改制成的河北权智律师事务所,律所主任是他一手培养起的学生王剑波。

“从1982年实施的律师暂行条例规定的‘律师是国家的法律工作者’,到1993年司法部明确的‘律师是为社会服务的专业法律工作者’,再到律师法规定的‘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律师定位变化的背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律师制度的形成。”吴西举说。

40年里,刑事案件辩护律师的权利逐渐扩大,政府法律顾问的范围更加宽广,律师从单纯提供法律服务到参政议政,律师行业发展与法治建设共同推进,随着改革开放共同兴盛

1985年,秦皇岛市成为司法部和河北省司法厅律师考评工作的试点,律师资格的取得需要经过笔试、面试和论文答辩。

在这次考评中,吴西举被列为秦皇岛市律师考核评审委员会委员。看到通过考评人员的专业度,已有多年执业经历的吴西举慨叹:“律师终于不再是‘代写呈子’的街头先生了!”

就在吴西举作为公民辩护人为当事人争取无罪判决时,不少机关同事都指责他为“坏人”辩护、替“坏人”说话,而不少老百姓印象中律师的作用就是“代写呈子”。

“尤其是在农村,法院多判一年或少判一年,当事人认为和律师没什么关系。”吴西举坦言,初任律师的他也曾对职业产生质疑,直至接到一起申诉案件。

彼时,吴西举还是玉田县法律顾问处一名律师,当地团城公社一名农民过来咨询,称自己原来是哈尔滨一家工厂的干部,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将90元团费占为己有,虽然主动向组织交代了问题,但仍被判三年有期徒刑,之后被遣返回玉田老家。

吴西举翻阅了195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发现这名干部贪污的钱款尚未达到规定的入刑标准,加之其具有自首情节,认定当时判决存在问题,于是为其撰写了申诉状。当事人拿着申诉状奔赴哈尔滨,不久好消息传来,当事人被顺利平反并落实政策。

这起案件让吴西举坚定了律师的价值。“你戴着荆棘的王冠而来,你握着正义的宝剑而来,律师,神圣之门又是地狱之门,但你视一切险阻诱惑为无物。你的格言: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惟有客观事实才是最高的权威。”在胡乔木的此番寄语中,吴西举咀嚼着自己职业的意义。

时至今日,法治的进步在吴西举眼中清晰呈现。

吴西举说,改革开放40年间,刑事案件辩护律师权利的逐渐扩大,政府法律顾问的范围更加宽广,律师从单纯提供法律服务到参政议政,律师行业发展与法治建设共同推进,随着改革开放共同兴盛。

“在3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他们为律师行业的发展奉献了青春年华和辛勤汗水。他们执着追求,砥砺前行,奠定了律师行业发展的基础,铸就了座座丰碑。”

2012年12月,河北省司法厅、河北省律师协会授予18名律师“河北律师30年特别荣誉奖”,时年64岁的吴西举名列其中。

“如果能以我的法律服务,为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法治建设做出一些贡献,只能说明我有幸生长在这个激情燃烧的年代。”吴西举平静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