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丹智(左)在为法律援助对象调查取证。简陈明 摄
10月28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委党校礼堂,隆重举行一场司法部“1+1”法律援助模范志愿律师先进事迹报告会,事迹报告团在讲述一位年过花甲的法援律师三年多来在山区开展法律援助的感人故事。这位法援律师就是广东意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何丹智。
在过去的3年又3个月的时间里,他共办理农民工追索劳动报酬案等法援案件550件,涉案金额约800万元;平均1.5个工作日就办理1件法援案件。他先后获得了司法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和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授予的“百姓心中最满意的模范志愿律师”、广东省司法厅记“个人二等功”、广东省律协授予“1+1”法律援助贡献奖、玉林市十大优秀法律援助律师等荣誉。
年龄最大的跨省法援者
2012年7月,何丹智报名参加了“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当时广东有39名律师报名申请去西藏、广西等“无律师县”和“律师短缺县”开展法律援助志愿服务。时年57岁的何丹智,是这批法援律师中年纪最大的一个。
广东省司法厅的工作人员拿着何丹智的申请表有点犹豫:按照“1+1”志愿者招募的要求,何丹智属于超龄,况且他申请去开展援助的是西藏。
何丹智说:“为困难群众服务不应受年龄限制,我觉得这个年龄的律师正是年富力强,思宽识广的黄金年龄。”
看到工作人员依然举棋未定,何丹智继续“游说”: “大学毕业后我志愿到西藏服务过四年,熟悉西藏,没有高原反应……”
但考虑到他的年纪大,省司法厅还是没有批准他去西藏。何丹智当即把话题从青藏高原转到广西山区:“那安排我到广西吧,两广气候、方言差不多,工作很方便……”
在他的热情申请下,省司法厅最后决定派他去广西玉林市福绵区。
当时,何丹智在湛江律师界小有名气,收入可观。他女儿大学毕业后,已经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本想跟他一起在律师所干,但是因为他的跨省法援,女儿放弃了做律师的选择,到北京考研。
时任湛江市法律援助处主任柯泉说:“何丹智去广西开展法援,每个月的收入只有法律援助基金会3000元的生活费和一点办案补贴,不仅收入大减,工作量还比原来的大了不知多少倍!”
何丹智的爱人沈姨早几年便在企业退休,丈夫去跨省法援法援,沈姨便少了一个嘘寒问暖的伴。玉林市福绵区是个经济不发达的落后山区,何丹智在绵福,住的是司法局的廉租房,天冷时洗澡要烧水解决。他还开着自己的私家车来办案,车子所有费用都得自掏腰包。
当困难群体“保护神”
福绵区服装加工业很发达,全区有制衣企业1600多家。由于这些制衣厂管理普遍较松散,用工制度不完善,因此产生的农民工劳资纠纷也较多。
何丹智从接触的第一宗农民工欠薪纠纷案起,就知道这里的农民工欠薪官司案情复杂、牵涉面广。为给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他耗费心力,不厌其烦地为农民工服务。
2012年,福绵一家服装厂拖欠35名农民工工资21万多元,农民工多次上访,矛盾一触即发。何丹智接到农民工求助后,先后与农民工沟通近20次,一个个谈到通为止。他的贴心服务,得到农民工的信任,纷纷同意走法律途径解决纠纷。
这是一宗特殊的农民工讨薪案,35名农民工原想并案起诉,但法院却要分案起诉,并希望2天内把起诉材料准备好送给法院。何丹智连夜加班,终于在法院要求的时间内上交起诉资料,并与农民工代表一起到玉州法院福绵法庭立案。
法院立案后,采取了对某服装厂部分财产保全处理的措施,使35名农民工在2013年春节前得到部分工资。该案件经法院调解,双方达成协议,但被告仍拒不履行协议,法院对被告采取了司法拘留,最后该案通过审理顺利调结。
福绵区司法局局长田辉钰向记者讲起一件令人感动的事:有一次,何丹智办理一个涉及20多名农民工的欠薪案,经过多次做老板的工作,老板终于答应当天在劳动部门和律师的见证下把所欠的几万元工钱发放给工人。但是有的工人因为忙其他事情,或不相信老板会“发慈悲”,没有到场领取追回的工钱。下午快下班的时候,老板不耐烦了:“发钱给你们,你们不要就算了”,担心老板次日反悔的何丹智忙跟老板说:“工人没领的钱留下来,由我转交”。结果,下午5点,他带了2万多元回到福绵区司法局,财会人员联系银行工作人员推迟下班,把钱存进银行。事后他又逐个通知工人过来领回欠薪。
这是何丹智在福绵法援3年零3个月的办案记录:办理法援案件550件,涉案金额约800万元;已办结的案件275件,结案金额约400万元,其中农民工追索劳动报酬案258件,已为农民工追回经济赔偿约240万元。
做维稳工作“定海神针”
农民工群体性劳资纠纷往往引发上访,甚至出现过激行为而影响社会稳定。
何丹智说,农民工劳而不获,是很痛苦的事情。如果把一些细节处理得更好些,就可能化解矛盾,对维稳起到积极作用。
2012年,何丹智到福绵的第一天,就遇到一家制衣厂拖欠20多名农民工10多万元工资近8个月的案子,老板还以工厂资金链段为由,拒发工资,并“玩”失踪。
20多名农民工为此集体到区政府上访。区政法委领导得知信息后,立即打电话给何丹智,让他耐心地做农民工代表的思想工作,经过一整天的反复析法说理,终于使农民工放弃上访。事后,他引导农民工向法院起诉,经法院调解,农民工领到了拖欠的工资,避免了一起群体上访事件。
田辉钰说:“20多名农民工不花一份钱,领到了久拖的工钱,这事一传十,十传百,后来农民工有劳资纠纷都找他。”
在福绵,政府遇到棘手的纠纷问题,第一反应是想到何丹智。去年底,一家集团公司因资金链断,老板跑路,造成众多农户经济损失严重,农户集体上访。绵福区领导为此致电何丹智,希望他从法律方面提供解决方案。何丹智提出争取市政府协调金融部门暂缓收贷,把这家集团公司的经营项目通过承包运作,扶持承包单位的经营确保资金源,分期补偿农户的经济损失的思路。区领导听后,认为何丹智提出的方案很好。何丹智和区有关部门分头认真做债权人、债务人、承办人、农户的思想工作,这起一触即发的矛盾终于被化解。
在玉州法院民二庭庭长李文眼里,何丹智不是为了办案而办案,而是通过办案对当事人进行面对面的普法。
何丹智在承办一些农民工讨薪案中发现,农民工与用人单位之间,在建立劳动关系方面没有任何形式的手续,不说是劳动合同,就连工作证、上岗证都没有,普遍存在不签订劳动合同或协议等问题,
何丹智亲自编写《用人单位、个体经营户、业主用工有关法律法规摘要》等资料,印发到农民工和用工单位手里,不厌其烦地提醒农民工一定要签订劳动合同,遇到权益被侵犯时,更要用正当途径维权。
三年多来,何丹智为企业和群众代写或修改法律文书达122份,接待、接访群众约2200人次。他还担任福绵区总工会、文体局、环保局以及沙田镇法律顾问,经常和该区职能部门干部下乡进村入户驻厂普法。
一腔热忱四走法援路
按规定,参加“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的律师,实行“一年一派遣”。从2012年7月至今,何丹智已连续完成了3年的法援志愿服务,现在进入第4年。这位法律志愿者已是法援的“四朝元老”,他已是第4次参加“1+1”中国法律援助律师志愿者工作了。
田辉钰说:“每到何律师法援志愿服务到期时,我们都左右为难,他年纪这么大了,我们不忍心留他,但这里又不能没有他!”
今年1月,何丹智办理了退休手续,但玉林市福绵区的群众和政府部门却不“放过”他,他们直接打电话到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广东省司法厅和湛江司法局,强烈要求何丹智继续到福绵提供法律援助服务。福绵区司法局也向“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项目办提出要求何丹智继续留任的申请。
昨日,在湛江市司法局的办公室,该局党组成员、调研员阮超英向记者展示了一份来自玉林市福绵区司法局“关于商洽何丹智律师继续服务的函”,他说:“像这样请求何丹智继续服务的函,我们已经收到了3次了。”
在玉林市的强烈要求下,何丹智又被批准第4次参加“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今年7月9日,广东省13名“1+1”中国法律援助律师志愿者奔赴西藏、广西等地开展法律援助,在13名律师志愿者中,何丹智依然是年龄最大的法援律师。
最近,何丹智的老伴沈姨不小心摔裂膝盖住院,福绵区司法局领导和何丹智到湛江探望沈阿姨,沈姨笑对来客说:“等到他70岁跑不动了,你们把老何交回来给我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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