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普及一下长春市可靠的刑事上诉律师介绍,律师调取证据的法律规定

随着反腐败进入深水区，随着司法腐败人员不断被清除，关系在打官司的作用已经是越来越小了，“打官司，就是打证据”已经逐步形成共识。那么，大律师如何发现证据，如何收集证据，如何组织证据，如何审查证据，最终让看似无望的案件起死回生？通过几个案例与大家分享。

案件之一：“真丘还是假邱”

乾隆年间云南苍梧县，有个叫余阿吕的小混混，起诉当地大财主丘以诚，案由是人身伤害。这可不是一般的人身伤害，而是以下犯上的人身伤害。在封建社会以下犯上，可是个重罪。余阿吕诉称：在康熙五十九年，丘以诚卖身余家，乾隆二年余家家道衰落，丘以诚遂离开余家外出谋生。如今丘以诚已是百万富翁，而我余阿吕仍光棍一条。我让丘以诚赎回卖身契，丘以诚却昧着良心不认帐，反把我暴打一顿。原告提供的证据有：丘以诚亲笔书写卖身契，证人王五麻子的证言，佘阿吕身上的伤痕。

经县令李文确认，文书确系丘以诚亲笔书写的，丘以诚也承认笔迹像是他的笔迹，但不承认书写的内容。于是县令对其刑讯逼供，丘以诚只是流泪呼冤。从证据看：书证、证人证言、伤痕鉴定、口供。用今天的证明标准来衡量证据已经形成锁链，县令凭着多年的审判经验感觉丘以诚似乎是被冤枉的，又没有证据为其洗雪冤情。

于是，县令暂时休庭，商之幕友，幕友找出一本康熙字典对李文说：“丘”字本无耳朵旁，是土地山岳的丘，至雍正年间因避皇帝名讳始加而耳朵旁，英雄邱少云的姓氏就是由此而来。现在的文书上的丘却是带有耳朵旁的邱，由此看来，此文书一定是伪造的。况且，丘以诚现年四十八岁，溯及康熙五十九年，他仅有十来岁，那时的丘以诚还是个小玩童，怎么可能写出如此端庄美丽的书法呢？县令以此诘问余阿吕，余阿吕理缺词穷，只得供出了实情：　　

丘以诚有个仇人叫朱阿良，此人善于临摹。丘以诚尽管非常有钱，但吝啬也是出名的，是个典型的守财奴，只知聚财，不知散财。更不知韦小宝的名言：好兄弟有钱大家花。朱阿良曾经向丘以诚借钱被拒，因此怀恨在心，他买通了余阿吕，王五麻子作假证。

从此案的审理中可以看出以下问题：一是证人证言并不可靠。本案中证人王五与两造之间从表面看并无任何直接牵连关系，证据的相关性较强。如以其证言作为裁判依据，势必造成冤假错案。二是对鉴定结论不能迷信。本案中笔迹恰似丘以诚，但实际上确是他人临摹的，在当时的科技水平下是很难发现其真伪的。鉴定结论在今天被称之为科学证据，在刑事诉讼中起着关键作用，但用之不慎，会影响到对案件认定。这说明即使是科学证据，也不能迷信，对科学证据必须保持一种警惕的心理：如测谎结论―――以我个人知识而言，我觉得把测试结论引进刑事诉讼之中是很荒谬：以前写了一篇文章：《炒米花与测谎仪》。测试结论最多作为案件线索使用，而不应作为证据使用。

　　案例之二：“一次还是一个月”

奸情案件在证据上往往是一对一，在没有辅助证据的情况下，要么是冤枉了好人，要么是放纵了坏人，如何查明奸情案件的真相，不冤枉好人，不放纵坏人，就需要司法人员有大智慧。

乾隆年间余杭县有一对青年男女因爱生慕，因慕生情，男子模仿起牡丹亭中张生的行为：做出“逾墙搂处子”英雄事业。“逾墙搂处子，结阵困郎君”（这是金庸小说中的一章名称）。在女方家里通奸一月有余。被女友父亲发现，其父感到有辱门风，严令其女在公堂上指证男方强奸。在县衙大堂之上，该男子只承认是通奸，不承认是强奸。受到严刑逼供，都被打得皮开肉绽、痛不欲生，不得已向一老讼师求救。讼师指点他：在大堂上要主动承认强奸，否则只能是自讨苦吃，但只能承认一次。下一次升堂时，男子主动承认强奸了女友，只有一次。该女子立即反驳：你已强奸了我一个多月，怎么只承认一次呢？听到女方的反驳，法官已洞若观火，认定男女双方是通奸。县令的理由是：在女方父母的眼皮底下，时间长达一个多月，如果没有女方的主动配合，是不可能进行长期的地下作战而不被发现的。此案中县官虽没有亲见当事人之间如何，也没有证人指证被告清白，但从日常生活情理出发，准确地推定出当事男女是通奸而不是强奸。应该说，县民的推定是准确的，符合情理的。

通奸与强奸在司法实践通常是很难认定的，特别是女方一口咬定是男方强奸时，更使得案情扑朔迷离。通奸或强奸之类的案件，往往只有涉身其中的当事人知道个中滋味，一般不会有第三者在场，所以，此类案件很难收集有效的证人证言证明犯罪。这就意味着对强奸或通奸案件性质的认定主要是靠口供和物证，但如果根据这两个证据定案，又极易发生冤假错案。法国最近发生了一起奇案：一个小区的门卫把别人扔掉的避孕套捡起来放在冰箱中冷藏，在每次强奸后，在被告人身上洒上一些收集起来别人的精液，极大地误导了侦查方向。诸如此类的案件，如果仅靠物证定案，那就很危险。

案例之三：女大学生吃熊掌

这是一个老案例，但是，真理的价值是永恒的。一九九二年五月份的《中国青年报》报导了这样内容：吉林大学有两位女大学生在长春市某个体饭店吃饭时，看到菜单有一道菜：熊掌每盘20元。两位大学生一是为了尝个鲜，二是图个价格便宜，便点了这道菜。结账时饭店老板拿出另一份菜单：每份20元的熊掌却变成2000元，当时饭店通价熊掌每份在2000元左右。由于没有证据，两名女大学生无法维护自己的权利。面对凶神恶煞般的店老板，两位女大学生被迫借债还钱，但精神和心理上受到了剧烈伤害。

遇到这样的事情，人们只能高喊两句：正义何在？天理何在？但又爱莫能助，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恶人逍遥法外，看着弱女子以泪洗面。但是善恶终有报，不是不报，只是时间未到。

这年秋天，长春第十四律师事务所一位律师考入吉林大学法学院读研究生。听到此事后，该律师很同情这两位女大学生，对他们指点一番：设置好圈套。

第二天，这两位女大学生找到饭店老板，让其开一张发票。

第三天，律师带着当地工商部门工作人员，以发票为证，指证他非法出售国家珍贵野生动物。根据国家工商局的规定，应罚款五万元，停业整顿两个月，饭店老板一下傻了眼，只好道出实情：出卖给两位女大学生的熊掌是用牛蹄筋伪造的假熊掌，他从来就没有卖过真熊掌。律师接着指证饭店老板违反了消费者保护条例，欺骗了消费者，他将义务援助两位女大学生准备把饭店老板告上法庭。最后饭店老板只好向两位女大学生赔礼道歉，赔偿两位女大学生人民币五千元。

女大学生吃熊掌，吃出了巨大的麻烦。搞得她们山穷水尽，心力疲惫。但经律师指点一番，就变得柳暗花明，反败为胜。其中重要区别是两位女大学生没有法律知识，更缺少法律智慧。而作为律师借助智慧力量，利用一张简单发票，经过一系列的精心设计和运作，使得饭店老板处于二律背反之中：承认卖的是熊掌，就要被罚款五万元；如果卖的不是熊掌，那么是欺骗了消费者。这样饭店老板不管是承认还是不承认，都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这时我们终于看到法律的正义之光：诚如乌尔比安所言：“法，是一门公正和善良的艺术”。除魔的勇士不仅要有勇敢的精神，而且要有高超的智慧。

　案例之四：蟋蟀吐了真情

打官司就得有证据，但是，法官不能拒绝裁判，遇到没有证据的案件，法官就会非常头疼。有两户邻居，为了一张4000元的借款纠纷打了十四年的官司。原告说被告借了他4000元钱，被告承认借了原告的钱，但已还了原告，还钱的时间是五年前的12月25日左右，除了被告提供的一盘录音带，双方都没有其它证据。

录音带的背景声音非常嘈杂，听不清楚谁是谁非。办案人员从录音带中听到一只蟋蟀的叫声，法院正是根据这只小虫才平息了当事人多年的纠纷。

根据常识，在十二月份，徐州应该听不到虫子的叫声。仅仅做到这一点还不够，还必须排除以下两个疑点：一是当年徐州的气候是否反常？二是当事人家里是否养有蟋蟀？如果这两个疑点不能排除，当事人势必心口不服，上访不断。通过上网查询，走访有关专家，对这些疑点的一一否定。法院最后裁定被告败诉，并且把法院排除的理由全部写在判决书。就当时情况而言，对原告与被告究竟谁是谁非，法官还做不到完全的内心确信。所以，当时主审此案的领导说：“先判被告败诉，如果被告反映激烈，坚持上诉，我们再把判决书改过来。”　判决后，被告没有上诉，反倒是原告给法院送来一面旌旗。一起纠緾多年的案件，终于得以划上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