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护制度是刑事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司法部部长张军、副部长熊选国等领导同志多次明确提出“大幅度提高刑事案件律师的辩护率”、“推动实现刑事辩护的全覆盖”的目标，各地各部门在保障律师辩护权、增强辩护的有效性等方面也进行了很多探索。笔者是一名刑辩律师，结合自己执业24年的实践经验，谈谈对“刑事辩护全覆盖”问题的思考，在分析刑事辩护率低的主要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实现“刑事辩护全覆盖”的路径，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我国的辩护制度发展始终与新中国法治进程同步。新中国在1954年颁布的第一部《宪法》中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同年颁布的《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外，可以委托律师为他辩护。”迄今为止，63年过去了，尽管我国辩护制度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刑事案件律师的辩护率始终比较低。根据公开的数据，全国刑事案件律师的辩护率平均不足30%，个别省份低于12%；全国律师人均办理刑事案件不足3件。中级法院的刑事案件辩护率虽然比基层法院要高一些，但还是明显偏低。

综合分析，刑事辩护率低的原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社会舆论对刑事辩护仍存在偏见。受我国历史传统以及纠问制诉讼模式的影响，一些错误认识在民众中仍然存在，如：刑事辩护就是帮坏人说好话、刑事辩护没有实质作用等。同时，因部分公检法机关仍然习惯于流水线式的工作方式，一些错误思想在法律共同体中还很有市场，如：刑事辩护会给侦查、起诉、审判活动造成障碍，不利于打击犯罪等。这些偏见在客观上限制了律师开展刑事辩护业务。

律师从事刑事辩护的风险确实高。律师因执业行为可能触犯的刑事犯罪主要集中在辩护业务，刑辩律师被打击报复的情况也屡有发生。实践中，刑辩律师在考虑如何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辩护之前先考虑自身的执业风险，已经是行业内的普遍现象。即便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家里拆迁需要其本人签字这类纯粹的民事法律行为，也往往让代理律师伤透脑筋，唯恐一不小心就触碰传递文件的红线。

刑事辩护业务工作量大、收益低。从律师的工作时间计算，因为刑事卷宗数量普遍较多，加之需要频繁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了解案件情况，所以刑事辩护业务耗费的工作时间往往高于民商事法律业务。但是，在律师服务收费指导价中，民事案件按照诉讼标的额比例收费，刑事案件法律服务费却是上封顶，而且禁止进行风险代理。加之大多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不富裕，导致在同等工作量下，律师开展刑事辩护业务的收入远远低于民商事业务。实现“刑事辩护全覆盖”的路径

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明的具体体现。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成，经过先后几轮司法体制改革的积累和几十年依法治国的不懈努力，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和保障人权，刑事辩护制度得到了空前的重视，迎来了蓬勃的发展，彻底解决刑事辩护率低的问题、实现“刑事辩护全覆盖”的条件已经成熟。

个人认为，实现“刑事辩护全覆盖”目标的基本路径是：在统一思想认识、保障执业权利、取消政府指导价的基础上，首先通过法律援助覆盖大部分刑事案件，然后由民间公益法律服务组织辅助解决一部分刑事案件，再按照市场经济原则由当事人自行选择律师代理一部分案件，最后由律师协会负责兜底，用三到五年的时间实现“刑事辩护全覆盖”。

统一思想认识，明确刑事辩护的重要意义。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思想问题不解决，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行动。各方面对刑事辩护达成实质的共识，是保障刑事辩护权充分、顺利行使的坚实基础。因此，一方面要加大宣传教育的力度，让全社会深刻认识刑事辩护的重要意义，只有刑事辩护制度落实了，才能够避免人民群众受到司法公权力滥用的伤害，才能够“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另一方面，要加强公检法干警与律师之间的交流，增进相互间的了解和信任，让大家清楚的认识到刑事辩护绝不是给公检法办案工作找茬，也不是在为恶人张目，而是为了防止和纠正错误，避免出现冤假错案。

加强权益保障，降低律师进行刑事辩护风险。近年来，国家对律师执业权利的保障越来越充分，不仅在中央层面出台了《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关于建立健全维护律师执业权利快速联动处置机制的通知》等指导性文件，各地也纷纷建立了很多新制度、新模式。在欢欣鼓舞的同时，也必须要看到，当前对刑事辩护权的保障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解决问题不能只停留在出台文件、建立制度。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制度的价值在于落实；制度只有符合实践需要才具有生命力，而实践中又往往不断有新情况、新问题出现。因此，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改革督察的威力，确保已经出台的制度能够落地生根、发挥实效；另一方面，主管部门可以定期召开座谈会，多听一听广大律师和公检法机关执法办案一线的意见，不断完善保障律师辩护权的制度，使之更加科学化、系统化。

取消政府指导价，让更多优秀律师参与进来。律师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由来已久。在我国律师行业发展的初期，它确实起到了保护行业健康发展、保障市场经济稳定的重要作用。但是，目前全国已有律师事务所2.5万家，律师数量超过30万人，律师行业已经是一个充分竞争的行业，不宜再设置律师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同时，由于刑事辩护业务的政府指导价相对较低，使得很多优秀的律师不愿意从事刑事辩护业务。人的自由和生命是最宝贵的。很多发达国家的大律师也都以办理刑事案件为荣。但是在我国，刑事辩护业务却沦为一些律师眼中的低端业务。因此，应当尽快在全国范围内彻底取消律师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将选择权交给这个已经充分竞争的市场，让更多的优秀律师参与到刑事辩护业务中来，不断提升律师代理刑事案件的能力和水平。

降低法律援助门槛，扩大法律援助范围。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虽然萌芽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但真正建立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尽管2015年6月中办、国办出台了《关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意见》，并建立了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新模式。但是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与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还有一定的差距，特别是关于援助的范围、程序和标准还有很多不同认识，而且法律援助的办案补贴也相对较低。因此，可以在京沪浙广等发达地区适度扩大法律援助范围，凡适用普通程序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未聘请律师的，除拒绝律师为其辩护的以外，均纳入法律援助范围。对于适用简易程序、速裁程序办理的案件，可以通过法律帮助制度满足其法律需求、维护其基本权利。同时，根据案件的难易程度以及律师的工作量，科学测算律师的工作成本，适度提高办案补贴标准。

大力扶植民间组织，发展民间法律援助力量。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和生命线，实现“刑事辩护全覆盖”也离不开民间力量的支持。在律师行业，也有一大批业务水平高的律师热心于公益事业，积极组建公益组织，为社会公众免费提供法律服务。这既是律师回报社会的体现，也是其自我价值的实现。因此，按照中办、国办《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精神，可以有选择性的扶植一批法律服务行业的民间组织：在资金上，给予适当的支持和补贴，也可以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在政策上，给予适当的照顾，有条件的可以享受税收减免政策；在宣传上，可以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多种渠道宣传其积极作用，并及时总结、宣传、推广先进典型，提升公众对于民间法律援助组织的认知度。

律师协会负责兜底，充分发挥行业引领作用。在实现“刑事辩护全覆盖”目标过程中，律师协会作为律师的自律组织、行业管理组织，发挥着最后一条防线的重要作用。以北京市为例，北京市律师协会共有各类专业委员会57个，其中与刑事法律直接相关的专业委员会5个，加上各区县律师协会的刑事法专业委员会，共有委员400多人。这些委员律师普遍是政治素质过硬，业务水平高、责任心强的优秀刑辩律师，是一支完全可以动员和依靠的强大力量。同时，律师协会也可以发挥行业引领作用，号召和鼓励广大律师积极开展刑事辩护业务，组织开展优秀刑辩律师评选、刑辩业务技能竞赛等活动，并在评优评先过程中向热心参与公益事业的律师适当倾斜，充分调动广大律师的热情和积极性，为“刑事辩护全覆盖”提供坚实的人力保障。结语

刑事辩护率偏低是我国多年未解的症结问题，其原因是非常复杂的，破解难题也并非一日之功，不仅需要律师行业对症下药、多措并举，也需要公检法司机关乃至全社会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相信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各方面众志成城、共同努力，一定能够最终实现“刑事辩护全覆盖”的目标

【作者简介】

刘卫东，北京市冠衡律师事务所主任。兼任北京市律师协会副会长，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律师协会业务指导和继续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房地产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硕士兼职导师。曾获得“北京市百名优秀刑辩律师”、“北京市十佳房地产律师”、“全国优秀律师”等多项荣誉称号。刘卫东律师在刑事辩护领域拥有丰富的执业经验，代理多起在全国具有重大影响的刑事案件，并取得了良好效果。代表性的案件有厦门远华走私案、《中国财经报》报业“第一贪”李某某案、国资委机关事务局于某某涉嫌私分国有资产、巨额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