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临海市刑事重罪律师收费（台州刑事辩护律师谁厉害）

金门战斗结束后，除了就地补充的人员，其他数千名被俘人员都被分批送往台湾。

被俘的战士们，有的已经饿了几天，到了国民党的船上，运气好能吃到又咸又苦，用海水烧的饭；运气差只能吃随身携带的残余生米。

甲板上、船舱里都挤满了俘虏，除了重伤员的呻吟，其他人都瘫软在地，没有人说话。

有人几天没吃熬不住，饿死了；有人在争抢大米时跌倒摔死。

有些伤员，悄无声息就死了；有些还没断气就被扔进了海里。

也有人在途中选择跳海自尽，有的是两三个人拉着手一起跳……

最后，有4800多人到达台湾。等待这批战争幸存者的，是生不如死的磨难。

押送到台湾后，千余人在高雄即被补入国民党军，这些人原本大多就是国民党兵。其他的，经过甄别分化威胁、审讯感训之后，大部分都选择留在台湾。

剩下的战俘中，解放军干部大多数被运往台北内湖集中营，有些人则被送到了台中干城、东海岸绿岛等地的集中营。集中营内外岗哨林立，四周铁丝网密布，“管训队”监管森严，对被俘战士从肉体和精神上进行双重折磨。

在内湖集中营，244团政治处干事孙堡之，和该团2营4连4排副排长李树春等人关在一起。能写会说的他，经常理直气壮地和国民党展开面对面的斗争。

当国民党对他们进行所谓“新生教育”时，训导员讲一句他顶一句，讲一个问题他驳一个问题，这让国民党军对他恨之入骨，多次威胁他“要小心你的脑袋”。

孙堡之不仅一个人斗争，还做周围战友的思想工作，在他的影响和鼓励下，一起被俘的几位干部也都站出来，和国民党公开斗争。

这样和国民党对着干，也让战友们为孙堡之的安全担心，偷偷劝他不要硬顶，可他却斩钉截铁地说“共产党员和敌人势不两立”。

在战俘营中，不少人因为伤病、营养不良或迫害而死亡，部分解放军干部及所谓的“共产党死硬分子”也都被秘密处决了。

244团团长刑永生，被俘后因叛徒告密，身份暴露后不久即被杀害。

251团团长刘天翔伤重被俘，到台湾后宁死不屈，绝食牺牲。

251团政委田志春，在集中营受到非人的折磨：他膝下跪着砖，头上顶着砖，就这样咬紧牙关，挺着，挺着……连续三天三夜，拖着病残的身子，不吃不喝，不休不眠……坚持到1950年初，田志春也被国民党杀害了。

253团团长徐博、参谋长王剑秋，被俘后均被杀害，政委陈利华在被俘后下落不明。

遣返

退守台湾的国民党，认为继续关押那些顽固不化的俘虏意义不大，于是借着“反攻大陆”的宣传，将他们分批放回了大陆。

1950年3月下旬，台湾方面将金门战役中少数伤残人员（包括船工），用船只送到沿海荒岛，并通知大陆前去接收。

在第一次遣返之后，又陆续押来一些从海上抓来的战俘。国民党政工人员为了加强管理，拿出遣返时拍的照片给战俘们看，告诉他们只要老老实实服从管理，就放回大陆。

1950年5月至12月间，国民党战俘管理当局给一些年龄较大、有伤残和坚决要求返回大陆的战俘，签发“新生毕业证”及“新生弟兄协助政府工作证”，办理所谓的释放手续。

然后分四批，将他们用渔船等先后送往闽江口、宁波、临海等大陆沿海水域，交由28军、第7兵团海防部队等单位接收，后转送10兵团处理。

1950年6月，即将要被遣返的李树春，临走前去看望孙堡之，孙紧紧握着李树春的手，从怀里掏出一封写在黄色毛边纸上的信，叮嘱道“为确保此信能让28军首长收到，请你将它带给我舅舅转交”，“我舅舅叫郑培唐，是28军侦察营副营长”。

李树春将信卷成纸条，缝在上衣下摆的夹缝里，成功躲过了国民党的检查，把信安全带回了大陆。

“亲爱的党，亲爱的28军首长，看起来，我是回不去了……请党组织相信我，我是绝不会叛党……希望28军首长和战友们，做好充分准备，早日解放金门……”

直到后来，李树春才知道，他们回来后不久，孙堡之就被国民党军秘密处决了。

253团通信排1班长常登鸿，受伤被俘后关押进了台中的集中营里。和他在一起的大多是重伤员，以及一些年纪大又有鸦片烟瘾的大陆船工。

有些人伤口一好，就被调走，补进国民党军里了。

常登鸿腿上的伤口化脓，气味很难闻，只好找根木棍才能走路。集中营里让他上药他不肯，让他手术他也不干，一门心思就等死，国民党军也不来找他。

1950年3月，当突然得知台湾当局准备送他们回大陆时，这些人一开始都不敢相信，常登鸿还在思想上做好了赴死的准备。

第二天，常登鸿他们二十多人，被国民党军塞进了一艘运输船。到达舟山群岛后，他们随即被丢在了一个小岛上。

可此时的舟山群岛还没有解放，幸好这个岛上的渔民经常出海，和大陆有很多往来。

1950年3月13日，常登鸿找到一条要出海的渔船，躲在船舱里，让渔民帮忙带去大陆。渔船一直开到了上海吴淞口，岸上的部队知道后派人把他接了回去，还向船主付了船费。

常登鸿在上海理发、洗澡、换衣服后，马上被送到南京一家部队医院治疗，随后又在苏北军区的一个招待所接受审查。

1950年9月，经过审查，部队安排常登鸿按“苏北军区政治部通信班长”复员回乡，并发给他2900斤大米作为复员费。

1956年，有养鱼技术的常登鸿，从农村被调到江都水产养殖厂当工人，1957年调六合县，1960年调泰州水产养殖场直到退休。

在生产中常登鸿是技术骨干，但运动一来就要受冷落。直到1983年，中央下发文件，常登鸿才从政治上重新获得了解放。

1984年，常登鸿在福建遇到了当年251团通信排的2班长，此时他已经是军队的退休老干部了。那位班长看到两人迥然不同的境遇，回忆起两人在战斗前互换梯队的经过，对常登鸿满怀感激地说：“您替我做出了重大牺牲啊！”

独闯金门城被俘后，28军司号副大队长张宝林，被送进了台湾基隆监狱。在审讯期间，因为带头闹事，不服管教，国民党军一度不给张宝林饭吃。

饿的发晕的张宝林，还是挣扎着站起来，高唱反蒋歌曲；甚至对一同关押在监狱中的台湾老百姓大喊“解放军马上就要来解放台湾了”，引得监狱里一大批人激愤起来了。

这一闹，饭倒是给他送来了，但都是半生不熟的。没过两天，张宝林又被拉了出去，国民党军把他打得口鼻流血，昏死过去才罢休。

不久，有人指认张宝林，说他是解放军司号队长。一通审讯后，张宝林没有暴露自己身份，但他很快被转到了内湖集中营。

在集中营里，凡是斗争坚决的都受到了残酷迫害，不少人被装进麻袋，直接扔到大海里去了。可能是张宝林号吹得好，因此他才侥幸活了下来。

1950年5月，张宝林被带到一个要塞的炮兵司令部里，一个当官的对他说“你要同意到我这吹号，就可以离开集中营，我也绝不会亏待你”，张宝林只说考虑考虑。

回到集中营的他，面对劝他出去的战友，表示“我就是当一分钟国民党兵也是叛徒，以后回去怎么向党交代？”最终，张宝林没有同意去吹号。之后，那个炮兵司令部又提了几次这件事，但都被他拒绝了。

不久，集中营派人逐个询问他们“你愿不愿回大陆？回去以后还当不当解放军？”张宝林坚决要求回大陆，为此又遭受了一番折磨。

1950年7月，张宝林和其他人一起挤进了一艘登陆艇，朝着舟山方面驶去。离舟山群岛不远，国民党军用木棍驱赶他们换乘小木船时，有些人掉进了水里，永远没有爬上岸来。

下船后，张宝林趁着夜色，淌水向岸上走去，不久就回到了部队。

1952年，回到部队不到两年的张宝林，复员回到了原籍。

1950年12月11日，内湖集中营里一百余人，和从其它关押点转来的二百余人，共三百余人离开集中营准备接受国民党的遣返。

244团见习报务员夏克昌，和同监的刘毓芝、李达夫等被塞进一条登陆艇舱底，航行至马祖附近海面后，又被分批押上渔民的小木船，运至闽江口的大陆沿岸。

上岸后遣返人员主动与当地部队联系，很快有一个班战士来接收他们。巧合的是，这些战士就属于当年参加金门战役251团新组建的部队。

而且他们就是刘毓芝当年所在连队。

刘毓芝当年是排长，而现在的连长则是没有参加金门战役的副排长。

这些人回来后，解放军先后在杭州、福州成立了归俘集训队，不久将131名副连以上军官送南京，由华东军区政治部审查，其余分别在杭州、福州进行审查……

1951年8月审查结束，由于在台湾关押期间党员被迫集体脱党，遣返时又参加了“脱军大会”，因而他们受到的处理是非常严历的。

有部分人被判刑，其余大多数则被开除党籍军籍、复原回乡，回归的915人中，仅有一人保留党籍，一人保留军籍。

这些被遣返后回乡务农的指战员们，原籍大多都是贫困的革命老区，如244团、246团、251团创建于山东渤海老根据地，253团创建于苏北老根据地。

此后，1955年、1956年又先后分批遣返了一部分战俘。最后一名回归的金门战俘，是253团1营1连的许道位，他于1956年1月，和一批南日岛解放军战俘一起回归。

往后，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都饱经磨难……他们中有三分之一的人不到60岁就抱憾离世。

直到1983年中央发出第74号文件，要求对金门被俘人员进行复查处理。对处理过重的都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平反，大多数人才得以恢复了党籍和军籍，改为复员军人，补发了复员费。

这其中最幸运要属夏克昌，他不仅可以继续留在部队工作，军龄从参军日算起；并且因弹片留在体内，还被评为“三等乙级残废”。

但在部队工作不到一年，夏克昌复员转到地方，在上海进工厂搞工会工作去了。

一年后，文工团出身的夏克昌考入了艺术院校，毕业后分配至大西南，工作生活都还算顺利。虽然有时也免不了受到冲击，但其个人档案每次都能帮助他化解危机。

留台

大部分战俘留在了台湾，其中年轻的被补入国民党军队，也有的安置到台湾各地工作。

244团1营见习医务员赵保厚，被俘后编入了金门国民党118师353团卫生连，1951年又随军调往台湾。在高雄下船后，赵保厚和老战友胡作亮、徐启辉等一行，历时近两个月徒步行军，一路经过台东、穿过花莲，最后达到宜兰。

一直想要回到家乡而没有机会的他，在台湾度过了风风雨雨六十多年……

在卫生连当医务兵的赵保厚，因为顶撞连长，被关了一星期禁闭。出来后，他的上等兵即被取消，降为二等兵，成了最低军阶的大头兵。

在卫生连高医务官和战友的劝说下，赵保厚渐渐忍耐了下来。三年后离开宜兰时，工作认真的赵保厚又晋升成为了下士。

1954年，国民党118师调防至台北桃园，赵保厚和老战友胡作亮他们分开后，越发感到孤独，经常对国民党军队里看不惯的事发牢骚。

正在打篮球的赵保厚，直接被带上火车，关进了桃园县平顶山上的“军人监狱”。

不久，赵保厚竟然又遇上了同样因为看不惯发牢骚而被投入监狱的胡作亮，他们俩碰到一起就悄悄交流，用真挚的战友情劝慰彼此。

一年后，“管训”刑期已满，点名释放。可念到他俩名字时却是“赵保厚、胡作亮，另外发布”。结果，赵保厚被转押到另一个军人监狱——高雄的“霹雳山顽固队”进行苦役改造；胡作亮则被押到火烧岛，服苦役两年……

在劳改监狱，懂得医务知识的赵保厚，还曾照顾过生病住院的劳改大队长。等到他刑满出狱时，这位大队长主动为赵保厚写了一封推荐信，让他到陆军总司令部报道。

1955年，离开“顽固队”后，赵保厚来到台北，成为了陆军总司令部的一名传令兵，重新又从二等兵干起。

第二年，赵保厚就专门开始跑“外勤”：头戴钢盔、身背公事包，骑单车到车站，然后免费坐火车或汽车全台湾来回跑。

1961年底，赵保厚报名考上了台北“国防医学院三军总医院”第四期士官训练班。半年的受训学习后，赵保厚被优先升为下士，并调到国民党陆军参谋大学卫生所工作。

经历过一段时间的迷失后，赵保厚又重新振作了起来。

1966年，36岁的赵保厚与一位小自己14岁的台北姑娘结婚。婚后，在妻子的帮助下，赵保厚利用自己的专长开了一家牙科诊所——“建新齿科”，一边在部队上班一边给人诊治。

两年后，赵保厚又主动报考了“台中第三总医院牙科训练班”，回来后，他被分配到了台北内坜的陆军参谋大学通讯兵医务所工作。

1981年，在台湾的国民党军队服役30年后，51岁的赵保厚终于退役了。

前十年，赵保厚从二等兵到下士重复了好几次；后二十年慢慢晋升为中士、上士，最后按准尉军阶退役。

虽然退役金不多，但此时的赵保厚，已经在台湾开办了两个牙科诊所，家境已然好转。

在大陆，1953年，赵保厚家乡的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将一张“失踪军人证明”和100元钱递到了他母亲颤抖的手里，同时得到消息的还有已经等了他三年的未婚妻。

民政局的同志还说：“县里过后就把‘烈属’光荣匾拿来，今年县里新修的烈士陵园，已经给保厚立碑了”。

在墓区一排排坟冢中，赵保厚的墓碑也竖立其中。每年清明时节，一对对小学生戴着红领巾，向革命烈士举手致敬……

这年年底，赵保厚母亲把儿子的未婚妻叫道跟前，许久才含泪说到“孩子，又要过年了，眨眼你就26了，可不能再等了”，“保厚部队的首长都牺牲了，他哪能还活着？你这辈子成不了我媳妇，就是我的闺女，你要听娘的话啊”。

1954年春节后，这位钟情赵保厚的张姓姑娘，依依不舍地嫁入了别家。尔后，赵保厚的父母就陷入了无尽地悲痛、思念、期盼之中……

1965年，赵保厚碰到曾经士官班的战友，此时已经退役成为海员的孟宪顺，便拜托他用大信封套着小信封，辗转从日本给山东老家寄了一封信。

经过国内严格检查，这封信最终还是寄到了他父亲手中。家人知道赵保厚没死，都很开心。

可是不久，乡里派人通知取消了赵保厚家的烈属待遇，烈士陵园里赵保厚的“烈士”名字也被抹掉了。第二年运动开始后，这封信更是让赵保厚家人承受了“叛徒”的污蔑，他父亲多年的村支书被罢免，还变成了“反革命分子”，在批判中含冤去世，母亲被强迫在村里扫大街，一家人受到了多年的不公正待遇。

退役后，赵保厚老人那个回家的梦想越来越强烈。可那时，台湾还没有开放老兵回乡探亲，数十万的国民党老兵正在为回家请愿游行。

这时的赵保厚，已经下定决心，他要独辟蹊径，回乡探亲。

1985年夏天，正在上中学的大女儿突然跑回来，告诉赵保厚学校正在办理到日本留学的事情。赵保厚立刻想到，日本不就是自己中转家书的地方嘛，如果女儿去日本留学，这样不就更有接近大陆、联系家乡的可能吗？

于是，赵保厚告诉女儿“你一定要到日本去留学，你一定要争取到这个机会”。就这样，女儿带着迷惑与不解回学校去了。

1987年春天，赵保厚的大女儿在日本留学已经有一年了，而他也已经知道，作为家长可以到日本探望女儿，这对于赵保厚来说可是一个好机会。

这年5月，赵保厚通过旅行社花高价办理了去日本的旅游护照，当他把护照放进内衣口袋，乘车从台北返回桃园的路上，恰好看到许多大陆籍老兵，正在散发想要回乡的传单……

不久，赵保厚率先一步，勇敢踏上了让所有台湾老兵渴望已久，而又望尘莫及的返乡之路。这是赵保厚的第一次出国，却是为了能够回国。

按照旅行社的安排，赵保厚一路抵达东京。在与女儿见过一面之后，当天便赶到中国驻日大使馆办理手续，买到了一张从东京飞往上海的机票。

这是离别38年之后，赵保厚第一次从台湾回到大陆。

天安门城楼前，身穿草绿色西服的赵保厚慢慢走上金水桥，以天安门城楼为背景，摆好姿势，赵保厚给自己照了张相，然后便是久久地驻足仰视……

赵保厚耳边响起了当年刑团长的话“小赵，照片不要留，丢了上海的照片，以后我们还可以在北京、在天安门前再照”，这时他和刑团长40年前的约定。

到达济南后，赵保厚给家人发了封信：“父母大人，我是保厚，明上午回家，等着我。”

深夜时分，邮递员骑着摩托车，把这封电报送到了博兴县纯化乡东王文村。赵保厚93岁的老母亲收到信后，颤巍巍走出屋子，仰天张望许久。突然，老人干瘦的身子跪在地上，嘴里念叨着“谢天谢地呀……儿子真回来了……”就这样一步一磕头，在院子里磕了整整一圈。

第二天，跟着一大群乡亲，赵保厚走进了久违的老宅，终于见到了自己的老母亲。“娘啊，我回来了”，拄着拐杖的母亲弯下早已佝偻的背，轻轻的抚摸擦拭着赵保厚的泪水。

这次回乡，赵保厚在家里整整住了40天。可他母亲却经常催他早点回台湾，“那里还有你的儿子、女儿、妻子，他们都很想你。”

飞回台湾后，麻烦来了。拉着行李，还没有走出候机楼的赵保厚，直接被台湾的安全人员截住，带到一间情报部门的屋子里审讯。

赵保厚承认了自己偷渡回大陆后，心里揣测“是不是又要遭受牢狱之苦了？”。幸好，他被告知“你先回去，听候处理通知”。

不久后，官方有人找到赵保厚家里，正式通知他“你偷渡回大陆，作为退役军人，终身俸要被取消”，“已经有一个退役‘国军’上校，也是偷渡回大陆，被取消了终身俸”。

此时，赵保厚心中那刚回大陆探亲的幸福感，顿时被严峻而残酷的现实而取代。

幸运的是，时隔不久时局就悄悄发生了变化。

1987年10月，台湾“行政院”通过了《台湾地区民众赴大陆探亲办法》，正式开放了老兵回乡探亲之路，赵保厚的所谓偷渡也就没人追究了。

此后，赵保厚又多次回乡，那种对故乡深深的怀恋和对244团魂魄相牵的情结让人感怀。

在严寒的黑龙江北大荒，赵保厚终于见到了当年在营部卫生所，和他互换的卫生员王景洲。金门战斗后，留守的王景洲成了卫生所唯一的幸存者。50年后悲喜相见，就像两片分离的树叶，又碰到了一起。

回乡的赵保厚，还会继续履行在金门时，他和崔秉俭立下的“遗嘱”：每次探亲，他都会去博兴县纯化乡的崔家村，看看崔秉俭当年的未婚妻。

那些先于赵保厚遣返回大陆的战友，有的终身未娶，有的在三年困难时期病死饿死，有的在运动中被当成“叛徒”批斗，历尽百般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真是“苦战三天，苦楚卅年”。

1991年，赵保厚带着台湾的妻子、儿子回山东老家探亲，当西装革履的他，出现在那些尚且健在的战友面前时，双方都不胜感慨……

同样留在台湾的244团炊事员张凤鸾，从战俘营出来后，由于没什么技能，再加上没读过书，找工作很困难，很长一段时间甚至连饭都吃不上。

一起被俘时有个叫王广生的年轻人，来到台湾后最先结婚生子安家，慢慢建立了新的人脉，经济上也宽裕。王广生不仅帮张凤鸾联系了殡仪馆的工作，后来又帮他策划了从日本回国。

在大陆有家人，想着总有一天要回家，张凤鸾就没有再成家，但没想到一天之后又是一天。

曾是炊事员的张凤鸾，做得一手好菜，他最喜欢吃肥肉，也因为肉吃太多，老年时突然生了场大病。卧病在床的张凤鸾，全靠光棍老兵战友们的照顾，才挺了过来。

病愈后，张凤鸾一狠心把高压锅砸烂，戒了肉，准备减肥，并开始筹划回家。当时两岸无法互通，回大陆只能偷渡，或者到其他国家中转，但这些在台湾都是重罪。

为了掩人耳目，张凤鸾先在台北买了墓地喜棺，打好灵幡，做好了往后也要葬在台湾的准备。同时，又雇人充作自己的子女，办理房屋继承证明，为自己找好在台湾养老送终的人。

1986年春天，张凤鸾暗地里把自己能卖的物产都变卖了，换成现金，申请到去日本的旅游签证后，马上购买了去日本的飞机票。

没有人怀他去旅游的动机，当飞机落地日本后，张凤鸾无心看风景，立即打电话到驻日本的中国大使馆。

工作人员查看了他的护照，了解一些相应的情况后，帮助联系了中国大陆统战部，然后将张凤鸾亲自送上了飞往北京的飞机。

按照原计划，到北京后要先到统战部报道，然后由统战部派人送回家。但思家心切的张凤鸾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花了400美金在机场打出租车往山东老家赶。

400多公里的路，从上午10点出发，一直到晚上9点才到家中。一家人又惊又喜，没有一个人认识离家时才31岁，现在已经年近七旬的张凤鸾。

几十年的烈士突然回来了，全村的人都惊讶不已，这在大家眼里实在是一个奇事。

凭着张凤鸾的烈士证明，在老家的妻子不仅能定期领到抚恤金；子女不管是上学还是生产都受到许多照顾。没上过学的儿子也早早入党，还当上了生产队大队长。

张凤鸾回来时带了60万日元，以为是很大一笔钱，拿去银行才知道折合人民币只有3000多。按照传统，他给家中每个女眷都发了红包，还花200块给家里的孩子买了自行车。

在向着万元户奋斗的年代，张凤鸾他们家又成了全村人羡慕的对象。

张凤鸾回家了，但他还有一项最后要执行的任务。

他的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地址和名字，刚安顿好，张凤鸾就让家人代笔给上面的地址挨个写信。信的内容大同小异：我是xxx，是你们的什么人，我在台湾。

这些人和张凤鸾一样，都是当年留在台湾的解放军战士，害怕连累家里，至今还没有给家里写过信。他们分散在山东各地，因为时间太久，住址多有变动，寄出的信很多都石沉大海。

收到了信的家属都亲自赶到张凤鸾家，来了解台湾亲人的情况。

其中也有像张凤鸾一样被误报为烈士的，他们的后人和张凤鸾家一样，平安无事。

得知张凤鸾不回台湾后，统战部的工作人员不仅帮他办理了户口和居住证，还给他申请了每月30元的补助和供应粮。期间还多次来家中慰问，帮他改善居住环境和适应情况。

一直到张凤鸾去世，统战部还帮忙支付了丧葬费。

潜伏

253团政委陈利华，被俘后改名为陈开中，隐藏了政委的身份。还假称自己是迫不得已参军，并表露出对共产主义的“痛恨”。这套说辞成功骗取了国民党方面的信任，陈利华不仅摆脱了战俘的身份，还因为有文化率先被吸纳进了国军部队。

两年后，经过国民党的审查，陈利华被保送到蒋介石亲自组建的政干学校进修。借此机会，陈利华博取了国民党上级部门的信任，最后以少尉军衔从军校毕业。

此后，陈利华就任国民党军方，巧妙地潜伏下来，并一步步升任为国防部保密局的一名上校军官，专门负责情报工作。

陈利华“努力工作”，借助职务之便，深入部队，不时能获取许多国民党机密情报。

在台湾生活多年，虽然陈利华早已娶妻生子，生活安定，却始终没有对家人表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他心里一直想为祖国的解放事业做出贡献。

陈利华还有过几次到香港的机会，他设法接触当地的中资机构，试图与他们联系。但无人可以证实陈利华的身份，又担心他是台湾特务，所以他的努力没有得到积极回应。

于是，陈利华决定培养自己的同志。陈瑞林是和他一同被俘的同乡战友，也一直期盼解放军能够解放台湾。经过观察后，陈利华决定与陈瑞林合作，设法传递情报。

陈瑞林起初还是很有信心的，可后来随着局势的变化，他对“解放台湾”一说逐渐不抱希望，甚至还经常以揭发为由向陈利华敲诈钱财。

进入80年代，两岸关系开始缓和，陈利华这时候已经退休了。

1981年，因嫌陈利华给的太少，陈瑞林向台湾当局举报，陈利华的真实身份这才曝光。

事发后，惊讶不已的台湾当局，赶紧将他秘密逮捕，并于当年年底，由蒋经国亲自核准，以匪谍罪判处陈利华死刑。

刚过完61岁生日的陈利华，被捕时已经预料到自己活不下去，于是对台湾的妻子儿女坦承了自己的身份，并流泪请求将骨灰埋在家乡的土地上。

两岸关系解冻后，儿子陈启明到大陆探访，并将陈利华的骨灰带回了广东老家。

30多年后，陈利华终于“回到”了家乡，只是这条路走得太过艰难。

祭奠

当年，战后掩埋死者遗骸时，因为数量太多，也没有时间弄清谁是“共军”谁是“国军”，简单收拾后便全部就地掩埋，并立下“万军营”石碑纪念。

金门安岐村就是当年的主战场之一，一方一米多高的“万军营”石碑，静静的矗立在村外的一片荒草丛中。万军营石碑的背后，埋葬着阵亡的双方将士，他们早已不分彼此。

1952年秋，金门防卫司令胡琏提议筹建“太武山军人公墓”，以慰藉忠魂、激励后人。从勘察设计，到施工完成，历时八个月。

1953年初，国民党军阵亡者开始移灵：红绫裹骨、白绫为袋；士兵尸骨系以铭牌入殓，军官则独立入葬；并设忠烈祠与蒋介石撰文的纪念碑，以供后人悼念。

之后，国民党方面又陆续将散布在金门各地的国军阵亡将士，以及金门守军病故人员遗骸合葬于公墓中；并收殓在大二胆、南日岛战斗以及沿海作战中阵亡的数百人，集中葬于今北太武山公墓。

2011年，金门战斗纪念碑在位于长清区山东福寿园的山东老战士纪念广场落成，流落他乡的数千名参加金门登陆战斗的烈士英灵终于能够“返乡”了。

2014年12月，金门县安岐村村民周清波和同村乡亲们，将万军营及供奉了国共两军参战将士灵位的将军庙周边，打扫的干干净净。

他们要迎接的，是65周年来，首次跨海祭奠金门战役英烈的大陆客人。

12月4日，来自大陆山东、湖北、江苏、上海、福建等地原解放军28军82师、84师的老兵，以及该部队官兵的后人共70余人，与金门当地乡公所、乡亲、慈善组织一道，共同祭奠65年前金门登陆战中阵亡将士。

敬礼、鞠躬、献花、进香、撒酒，每个人都重复着这个动作，用这种方式向长眠于此的将士默默致意，金门群众也加入祭拜活动。

在他们之后，金门当地的群众也加入了祭拜活动。他们先按闽南风俗为阵亡将士献上了丰厚的贡品和鲜花，并举办大法会，随后又在墓碑前深深鞠躬，寄托哀思。

“我相信，大家来到金门，阵亡将士地下有知一定很高兴。我们本是血肉同胞，是兄弟，这样的血肉亲情不应该被割断。”金门慈善基金会董事长许金龙说道。如今的他，长年往返金厦两地，帮助两岸许多民众寻找失散的亲人。

“不管是‘国军’、‘共军’，我们都是中国人，对于万军营里的亡灵，我们一样祭奠”。75岁的安岐村民吴松叶介绍说：每年的清明、冬至，当地政府都有两次公祭；平时，当地村民的上香祭奠活动从未停断过。

祭奠活动结束后，一行人又到古宁头、北山断崖等多处当年两军激战的战场祭奠。如今，这些地方大都已辟为旅游景点，昔日的金门战场已成为游客常常光顾的地方。

金门战俘系列完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