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阳擅长刑事诉讼律师排行（东阳擅长刑事诉讼律师排行）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胡巍| 北京报道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9年第13期）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胡巍| 摄

2019年6月24日下午，北京长椿街附近的一家连锁酒店，冷气将室内外隔成两个世界。在260房间，吴永正睡得很浅，但呼吸沉重，枯瘦的身体蜷缩在被窝里，肚子咕咕作响。

外面的敲门声惊醒了他。是记者，他们约好下午3点的采访，现在是2点50分。吴永正挣扎着下床，感到浑身乏力，他确认自己真的病了，却只对来客说：“不好意思，睡着了。”

2019 年2 月6 日，大年初二，吴永正给记者朋友们电话拜年，恰逢女儿们带着孩子回娘家。《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胡巍| 摄

吴永正向记者展示用于吴英案申诉的各类材料。《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胡巍| 摄

他们开始聊他女儿吴英申诉案的进展。

事实上，没有进展。

“5月份，接到最高检检察官的电话，要我来趟北京。”吴永正说，这是6年来，最高检首次因吴英案刑事申诉联系他，他抱了“很大很大的”希望。“结果就是让我重新递一份材料！”

吴英案发的12年来，吴永正频繁进京，常常满怀希望。北京曾给了吴英案逆转的机会。

2012年1月18日，在庭审9个月后，吴英案二审即将宣判。一审她被以集资诈骗罪判处死刑。

再过4天就是除夕。吴英案的舆论风向，以及律师的当庭辩护，都让吴永正满怀希望：“看来法院要让我们家开开心心过春节。”辩护律师之一的杨照东也有信心，“历史上就没听说过，快过春节时向家属宣判死刑的。”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那天下午大约5点40分，审判长宣读到了判决书的结尾。浙江省高院的终审维持死刑判决，这惊呆了吴永正，他坐在旁听席上久久没起身，木无表情。

那一次，他来不及失望，更来不及生病。死刑判决进入最高法复核程序后，他要尽一切努力，挽救他眼中“最聪明也最坚韧的大女儿”的生命。最终，死刑复核未通过，吴英改判死缓。

但吴永正坚持吴英无罪，也开始了更漫长的“抗争”。2013年起，他向浙江省高院提出刑事申诉，请求重审吴英案。浙江省高院既不驳回也不受理，直至今日。

吴永正在自家房内时，总是打开电视，永远是央视新闻频道。《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胡巍| 摄

采访只持续了5分钟。吴永正感觉越来越痛苦，记者提出让他干脆再睡一觉再聊，反正还有的是时间聊天。

如今要专访吴永正太容易了。但2009年4月那会儿，吴英案一审开庭，获准进入庭审现场的媒体就有50多家，参与报道的媒体则远超这个数字。就算吴永正想要尽量满足每个记者的需求，也很难实现每家媒体都获得独家专访。

总有媒体找上门，他是那些年的公众人物。

记者们喜欢吴永正。因为他知无不言，不隐瞒自己的真实想法，且表达直白，采访他总能有料。

更重要的是，吴永正能尊重对立的观点，对质疑他的记者也能包容。资深媒体人、《吴英：亿万富姐的罪与罚》一书的作者万茵并不认同吴永正的“吴英无罪论”，他认为吴英被认定为集资诈骗罪也许不恰当，但仍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而吴永正12年的努力，均围绕“无罪”二字展开。尽管在这一核心问题上与吴永正意见相左，但并不妨碍万茵成为吴家人最信任的朋友。

近年来，吴永正一谈论案情，就容易动怒，一副义愤填膺的模样。有时结识了新朋友，一圈人的话题转向吴英案，吴永正的老朋友就要提醒新人：“他要开始骂人了，你别往心里去，不是骂你。”

但只要不聊案情，吴永正又是个嘻哈老头儿，段子说个不停。即使不开玩笑的时候，旁人也常从他身上找到一种戏剧般的黑色幽默感。吴英曾撰文回忆吴永正某次探监经历，父女有过如下对话：

——爸，好想你！身体好吗？

——一时半会儿死不了！

吴英一时噎住，只好继续没话找话。

——我现在挺好的，你放心。

——你在里面好个屁！

吴英描述道：“这下子，我手足无措，彻底语塞……”

其实，这段对话也是父女之间少有的除案情以外的交流。在吴永正眼里，聊情感、谈生活，似乎是吴英母亲、妹妹及其他亲戚的任务，“我只跟她分析案子”。

然而，这么多年过去，申诉事宜进展寥寥，停留在法律和案情分析交流的父女俩聊天的内容越来越少。吴永正有时候甚至放弃了每月一次的探监。

吴永正又睡着了，头枕在胳膊上，脸朝记者，似乎还想维持对话的姿势。肚子依旧咕咕作响，脸色黑沉，发型全乱了。

吴永正白天很少乱掉发型。

在浙江东阳的乡下老家，他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打扫屋外前坪。扫地时揣着把梳子，扫一小片就停下梳梳头。等地上干干净净，头发也整整齐齐。

从2007年开始进入媒体镜头，吴永正就没换过发型。事实上，这一发型保持了30年以上。

吴永正1955年生人，年轻时做包工头，在那个年代，属于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有个差不多同龄的理发师给他剪过一次头发，他很满意，不打算换发型了。理发师后来搬了店铺，吴永正找不到，只能要求其他人继续照这样子剪。

再后来，理发师成了当地业界名人，很多顾客都是当地政界的领导。

吴英案发后，半老的吴永正与理发师重遇，他一眼认出了他。

在漫长的诉讼过程中，一些帮助过吴永正的人也渐行渐远。吴永正始终心存感激，他已经欠了一屁股债，唯一的经济来源是二女儿吴玲玲及其丈夫，但吴永正也怕连累他们。理发师接过接力棒，近年来常伴左右。

除了发型，吴永正在生活中有很多东西一成不变：2013年以来，每次进京都住在长椿街的同一间酒店；坐在自家房里时，总是打开电视，永远是央视新闻频道，他顶多调一下音量……

不过，他到底还是换过一次发型。

2014年7月30日，因涉嫌诬告陷害东阳市副市长，吴永正被东阳警方刑事拘留。一张他在拘留期间的照片流出：剃了个平头，面带微笑。

彼时，官方为吴永正请了一位援助律师，他刚见律师就将其解雇了。对于遭遇拘留的各种可能，吴永正时刻做好准备：此前，他在一张空白委托书上签了字，存放在相熟的律师那里。

理发师一度被要求配合调查：“我什么都不怕，他们问什么我都如实回答，知无不言。”他认为真相越是公开，问题就越容易解决。

后来，东阳市检察院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公安局批捕吴永正的提请。在被无罪释放前后，东阳警方向媒体透露，吴永正涉嫌在2009年至2014年嫖娼，5年内嫖资高达20万元，但暂缓处罚。

吴永正未承认过嫖娼，女儿吴玲玲也向媒体否认。

吴永正在吴英购置的一套别墅内，这栋别墅本打算用于吴英名下本色集团办公，装修好还没来得及入驻就案发了。多年空置的房内，天花板涂料往下掉落。吴英正式服刑至今已7 年，但资产处置迟迟未完成。《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胡巍| 摄

记者等着吴永正睡醒。他百无聊赖，翻阅起吴永正留京期间购买的2份本地报纸，分别出版于6月16日、23日。当天的头版头条分别关于北京新机场线列车试运行、北京市气象局发布高温蓝色预警。

正如所有的公共话题，随着岁月流逝，吴英案的新闻热度越来越低，刊登在报纸头版头条的机会已几无可能。

就连报纸都在消亡。

2012年，吴英案在最后死刑复核阶段改为死缓。当其时，吴英案占据了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质疑吴英死刑判决的报道铺天盖地。

同年全国两会期间，关于吴英案的提问出现在了总理的记者会上，至今仍被很多新闻人乐道。在总理记者会上发问从来都是极其宝贵的机会，而吴英案又是敏感话题。

时任总理温家宝的回答十分巧妙，他表示自己注意到社会对吴英案的关切，并谈了吴英案的启示：第一，对于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和处置原则应该做深入的研究，使民间借贷有明确的法律保障。第二，对于案件的处理，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最高法下发了关于慎重处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通知，并对吴英案采取了十分审慎的态度。第三，反映了民间金融的发展与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还不适应，应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

温家宝的这一番表态获得了经济企业界的高度赞许。这也被外界解读为“吴英有救”的积极信号。

吴永正后来一直说，是媒体挽救了吴英，没有新闻媒体和社会各界的关切和呼吁就没有吴英案的转机。

这么多年来，每年大年初一，他都会给一些相熟的记者朋友电话拜年，包括一些已经离开新闻行业的前媒体人。

媒体对吴英案的关注持续了逾10年时间，在信息爆炸的时代，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吴永正坚持不懈的努力功不可没。

报道吴英案的记者也在进行新老交替。一位当年报道吴英案的记者在升任副总编后，将接力棒交给了新人，将吴英10余年来的家书复印件交给年轻记者，“但过了一年多还没交稿”。

很多新记者没空或者没兴趣重新了解吴英案，在他们看来，在无新进展的情况下，吴英案已是陈年旧事。

尽管吴永正保持着约3个月去一趟北京的节奏，但约访的记者越来越少。

寂静的屋里只有吴永正体内发出的阵阵咕咕声。

2019 年2 月4 日，大年三十，吴永正阅读吴英从狱中寄回的家书，这是她春节前寄回的最新一封信。《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胡巍| 摄

下午5点，吴永正终于醒了。

他嘀咕了一句：“我崩溃了。”记者不知怎么接话。

吴永正接着说：“实在是失礼，我没想到是这样，确实是身体不行了。”他还是很难起身，记者给他倒了一杯水，决定取消采访，反正案情也没什么可供报道的新进展。

吴永正这次进京，与吴英案的律师田文昌、杨照东有过一次面谈。对于刑事申诉事宜暂无突破，律师似乎也没想好对策。

这是吴永正精神崩溃的更大原因。

田文昌被业内誉为“中国刑辩第一人”，一开始就关注吴英案。他指派得意弟子杨照东担任吴英案一审、二审的辩护律师。目前，杨照东也是吴英案刑事申诉的代理律师。

吴永正很清楚，他虽然也依靠媒体，但最终能发挥实际作用的，还是律师。他一直认可田文昌、杨照东的专业水准，更何况田、杨二人也坚持认为吴英无罪。

今年春节后，田、杨二人去过一次杭州，探望狱中的吴英。这让吴永正燃起很大希望，他认为，如果不是有把握，平时这么忙的律师不会跑这么一趟。

但这次进京，无论是最高检、律师，还是记者，都没给他带来好消息。

这么多年，吴永正最爱重复的一句话是：“要对法治有信心，要给法治社会一点时间。”这一次，他似乎失去了耐性。

下午5点15分，记者离开了酒店。

第二天，吴永正返回浙江。因为身体不适，住在杭州二女儿吴玲玲的家里。

过了一周，有北京的朋友给吴玲玲发微信：

——你爸爸康复了吧？

——好多了，但还是不舒服。

——去医院检查出什么问题了？

——不肯去。

2016 年3 月，吴英从狱中寄出的家书写道：“今天，我见了蔺伯伯（吴英案代理人之一蔺文财）后心里很不好受。蔺伯伯说爸爸真的很可怜，那天与老爸见面的时候，口袋里只剩下二百元钱，蔺伯伯给了爸爸一万元钱，爸爸没有收。听到这件事后我很难过，爸爸在外面到底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2019 年春节前后，吴永正对新的一年充满期待。他想到，去北京办事少不了花销，除夕前，到一位老朋友家里借了5 万块钱。吴英改判死缓后，他很久没向身边人借钱了。

2019 年6 月16 日，星期日，那是夏日里难得凉爽的下午，吴永正乘坐的高铁抵达北京南站。他心情好极了，因为“6 年来，最高检首次过问吴英案刑事申诉事宜”。从杭州出发前，他给几个北京的朋友打电话说：“看样子有转机！”

朋友们将信将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