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治刑事会见律师电话咨询（长治律师事务所电话）

——如果正义的声音没被听到的话，那就再大点声，再多喊几遍。

出于对自己丈夫任先生因涉嫌强奸罪被刑拘的羞愤，李女士见我的第一面没有说一句话，全程和我洽谈案件的，是她的母亲，可惜能提供的有价值的案件情况少得可怜，基本无法做出判断和评估，最后商量一致，先委托我会见，掌握基本案情后再说下一步的规划。签署《委托辩护合同》后，李女士面如死灰的眼睛含着泪花，握紧我的手说：救救他，为了孩子。

会见任先生的时间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可是与世隔绝的看守所会见室隔绝天日不见阳光，任先生很颓废很懊悔，在我不断的心理安慰和鼓励下，他终于叙述完了整个事件经过。

任先生是个事业有成的建设行业从业者，也就是包工头，常年跑工地，和妻子李女士聚少离多，男人么，尤其是有钱的男人最怕无聊的夜晚，他在QQ上认识了一个大一在校女生小茹，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丰富积累外加频繁的小额红包的金元攻势，小茹矜持未久便决定见面。他们在一家酒店，完成媾和。始料未及的是，自称已经破处的小茹，却几乎在任先生进入身体的瞬间，下体大量出血，被吓坏的任先生马上停止，并立即找清水和卫生纸帮助止血，一阵手忙脚乱之后终于止住，但是这时小茹的一句话却让任先生五雷轰顶：你这是强奸 ，你得赔我，否则我报警。冷静下来的任先生决定破财消灾，小茹却要他立即支付10万元精神损失费，几经拉扯，双方都失去耐心，小茹给她母亲打了电话，她母亲立即报警，十几分钟后，任先生被附近派出所民警带走，隔天被送至看守所。

抛开情绪的干扰，如果任先生所述属实的话，通过这次会见，我可以确定如下几点：

一、任先生和小茹去酒店开房是你情我愿，没有强迫；

二、进入酒店房间发生关系也是自愿，任先生没有使用暴力、恐吓或者下药的手段使小茹不能反抗活不止反抗；

三、小茹是在任先生明确表示不会赔偿10万元之后立即告知其母亲报警的。

案情并不复杂，辩护方向也初步明确，任先生是否使用暴力、胁迫、下迷药的方法强行与受害人发生性关系成为本案构罪与否的关键，问题是，这只是任先生的一面之词，从证据的角度来讲，只属于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是孤证，需要别的证据印证。

我决定和办案警官沟通。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刑事案件在公安局侦查阶段属于保密阶段，办案机关不能向嫌疑人本人及家属以及律师透露案情，否则涉嫌泄密，但是如果任先生真是被冤枉的，多呆一天都是非正义的。我回到办公室，立即书写一份《法律建议书》，交给办案警官，大致内容是：

一、嫌疑人任先生的供述虽然都是有利供述，但是仍然属于法定证据，不能因为它是无罪供述而排斥，应该受到公安侦查机关的足够重视；

二、建议公安侦查机关重点勘察、检验受害人与任先生的聊天记录、进入酒店时的监控，确定双方是否在进入酒店之前就达成了发生性关系的合意；

三、立即回收任先生与受害人案发当日衣物，检查是否有撕扯、拉拽致损痕迹；

四、问询案发当时酒店工作人员及邻住宾客当时是否听到有人呼救；

五、调取受害人出酒店房间监控，看是否有衣物破损；

六、如果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任先生使用了暴力胁迫等手段，那么应该立即释放，对于受害人，任先生及其家属，愿意给与一定的经济补偿。

警官接到《法律意见书》后，未置可否，回复知道了，就下了逐客令，我只好离开派出所。

果不其然，法律意见书石沉大海没有得到任何回应，给办案警官打电话，得到的也是冰冷的回绝。

我只好就同一意见，再次去书检察院，要求检察院对公安局进行监督，并同时申请检察院不予批捕，遗憾的是，检察院做出了批准逮捕的决定。

或许是办案警官对我的不厌其烦的来电不堪其扰，在检察院批捕后不到一周，就将案件移交至检察院审查起诉。我们知道，公安局自受理案件起，到将案件移交至检察院，一般都会有97天的时间，但是这个案件进程之快让人略感意外，不过也是好事，对于嫌疑人和家属来说，进程快点，结果来的就快，他们受不了备受煎熬的等待。

案件到了检察院，我就可以查阅卷宗了，只有看了卷，律师才和公检法的这场比赛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因为这时候，律师的信息劣势，才得以抹平。

卷宗在列的证据还是比较乐观的，刑事案件讲究证据链，孤证不可定罪，我们来看一下检方的证据：

一、报案材料和受害人陈述，证明任先生双手按压受害人双手使其不能反抗；

二、现场勘验照片，确实血腥，床单染红了一大片，出血量不少，证明受害人受到不法侵害；

三、《DNA鉴定报告》，证明床单上的血迹和受害人血型一致；受害人体内精子和任先生精子一致，证明实施不法侵害的就是任先生本人；

四、微信、QQ聊天记录，证明受害人从未明确同意与任先生发生性关系，但有“亲亲、给你口”“开房”“任你摆布”“都听你的”等字眼。

我阅卷后立即会见任先生，就一些细节进行考证核实之后，又马不停蹄的约见了检察官。

律师约见检察官，当面沟通案情是法律赋予的为当事人争取权益的权利，纵使检察官烦律师，也不得不见，但是实际上很多律师同行都忽略了这一个步骤，浪费了这一弥足珍贵的为当事人辩白的机会。

我约见检察官主要说了两点：

一、发生性关系是事实，任先生并不否认，任先生不能认可的是他没有使用暴力胁迫等手段；

二、受害人陈述任先生使用按压手段致使其不能反抗，无其他证据印证，且与任先生供述相矛盾；

三、公安机关没有调取受害人出酒店的监控，我们认为受害人的衣物有无破损是定罪量刑的重要情节；

四、重申愿意给与道义性补偿的意愿。

检察官回复：

一、受害人在聊天记录中没有明确答应发生性交，结合其事后报警的举动和询问笔录，检方认定发生性交有违受害人意愿；

二、至于是否存在暴力胁迫等情节，大部分强奸案件都是发生在密闭空间，受害人举证和公安部门搜集证据困难，如果每个案件都强加给公安局了如此严苛的举证工作，那就都不要定罪了。

简直滑天下之大稽，公安局举证困难就可以不证而罪吗？当我再次想要据理力争的时候，检察官不耐烦的告诉我，你可以那你所有的观点写在《辩护意见书》里，我会考虑的。

案件存在如此大的争议和疏漏，同样的问题公安局和检察院都没有解决，只剩最后一个机会了，那就是法院。

这时，任先生却妥协了。

会见任先生时，他说他拖不起了，工地上离不开他，拘留这几个月，上千万的资金正在成为烂账，几个月以来，他盼望着的释放、取保、不予批捕、不予起诉，都没能实现，他想认罪，想赔钱要谅解，想早点出去。

我说你要想清楚，认了罪，这口黑锅就跟你一辈子了。

任先生痛苦的做出决定，认罪！

最后我和任先生达成新的辩护方案，任先生认罪加赔偿，尽量争取罪轻，我作为辩护人独立行使辩护权坚持无罪辩护，无罪更好，即便有罪，也可以无罪促罪轻。

案件迎来了最终的审判。

万幸，主审法官很谨慎。对我方提出的疑点都予以慎重考虑，但是出于制度的强大惯性，仍然不敢做出无罪判决，这是因为：

一、法院做出无罪判决，被告人势必提起国家司法赔偿，一旦成功，公安局、检察院的办案人员有可能被追责甚至脱衣服；

二、我们当地的特色规定，法院做出无罪判决的，要主动报备当地纪委监察委，两委进行调查；

三、一审法院做出无罪判决，检察院必然抗诉，一、二审的程序走下来，加上疫情造成中止审理的可能，很可能三年不止，这三年，被告人是要在看守所继续羁押的，等于增加了国家司法赔偿的成本。

所有的难题都推给了法官，法官面临两难，判有罪？证据明显不足；判无罪？有没有这个能力和魄力。最后，任先生也愿意以清白换时间，几经沟通，终于和法官、受害人、任先生、检察院达成一致：任先生认罪认罚；赔偿受害人4万元，受害人出具谅解书。法院判决三年有期徒刑，缓刑四年。检察院不抗诉。

结果也许未尽如人意，但是过程已经百分百付出。任先生被羁押六个月后出狱，挽回了上千万损失，问他要不要申诉以还清白，他说，就这样吧，毕竟，我也没干好事。

备注：据2020年统计数据，我国当年经法院裁判的强奸案共计约一万三千件，判处无罪的不到3%，判处缓刑的没有相关数据，但是去度娘搜索，缓刑案例不超10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