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冲突（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冲突怎么办）

面对在被告人庭前阅卷权问题上的两种对立观点，我们究竟应做何种选择呢？其实，被告人庭前阅卷权所触及的是刑事诉讼制度中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也就是被告人双重诉讼角色的问题。在被告人是否享有庭前阅卷权问题上，赞成说强调了被告人的当事人角色，注重被告人有效辩护权，但否定说则更为重视被告人的言词证据提供者角色，注重被告人如实提供事实陈述的义务。但是，被告人的辩护者角色实际是不明显的，而其言词证据提供者角色则是得到过分重视的。这可能是造成被告人庭前阅卷权难以得到确立的一个原因。

一、被告人的双重诉讼角色

作为一个重要的当事人，被告人依法享有辩护权，并可以亲自行使那些以辩护权为核心的诉讼权利。我国刑事诉讼法将被告人与辩护律师并列为“辩护方”，并赋予其与辩护律师大体相同的举证权、质证权、申请权和辩论权。在行使辩护权方面，被告人甚至还要比辩护律师具有更大的优先性，无论是提出申请还是发表意见，都会优先于辩护律师。除非被告人自愿放弃行使辩护权，否则，被告人与辩护律师都会同时充当辩护者的诉讼角色。

但与此同时，被告人也是言词证据的提供者，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属于一种独立的法定证据种类。在提供言词证据方面，被告人与证人具有相似的地位，被赋予如实提供陈述的义务。在开庭之前，公诉方一般都获取了被告人的有罪供述笔录，被告人事实上充当了证明自己有罪的“控方证人”。而在法庭审理中，公诉方期望被告人继续充当这一“控方证人”角色，也就是对其犯罪事实做出如实供述。被告人在法庭上无论是推翻供述、改作无罪辩解，还是做出虚假供述，或者根据其他共犯供述的内容而进行“串供”，都不符合公诉方的利益，也都是与被告人的“言词证据提供者”的角色不相符的。

通常情况下，被告人的当事人角色与言词证据提供者地位大体是相互协调的。但在某些场合下，这两种诉讼角色则会发生一定的冲突。例如，在被告人是否享有沉默权问题上，辩护者的角色决定了被告人既可以行使辩护权，也可以放弃辩护，而保持沉默则属于放弃辩护权的标志。但言词证据提供者的角色，则意味着被告人不能享有沉默权，而只能“如实陈述”。

又如，在被告人是否拥有“翻供权”问题上，辩护者的角色决定了被告人当然可以做出无罪的辩解，也可以作出有罪的供述，即使在庭前做出了有罪供述，被告人也可以改作无罪辩解，只要出于被告人的自由自愿的选择即可。而作为言词证据的提供者，被告人一旦翻供，即意味着否定了原来的有罪供述，假如原来所作的供述是真实可信的，那么，翻供就意味着被告人做出了虚假的陈述。再如，在被告人当庭能否与辩护律师进行沟通问题上，辩护者的角色决定了被告人可以随时随地与辩护律师协调辩护思路，商量辩护对策，避免辩护观点的分歧和冲突。因此，法庭布局应当调整，至少被告人应当被允许与辩护律师坐在一起，或者辩护律师可以申请短暂休庭，以便与被告人进行协商。相反，作为言词证据的提供者，被告人负有如实提供陈述的义务，辩护律师与被告人的当庭协商，很可能会促使被告人为追求较为理想的辩护效果，而选择推翻供述，或者改变供述的内容。

很显然，被告人是否享有庭前阅卷权的问题，不过是被告人双重诉讼角色发生冲突的一个领域。作为享有辩护权的当事人，被告人当然可以查阅控方案卷材料，而且查阅得越全面，防御准备就做得越充分，被告人与辩护律师的沟通和协商也就越加彻底，被告人也就有可能获得有效的辩护。但是，作为言词证据的提供者，被告人一旦庭前阅卷，就有可能出现翻供、串供或者作出虚假供述的可能性。这一点已经在前面分析过了。

二、被告人“辩护者”角色受到忽略的问题

从理论上看，刑事被告人与辩护律师都属于统一的“辩护方”，两者拥有同等的诉讼权利。无论是申请调取实物证据，申请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申请重新勘验和鉴定，还是对控方证人当庭发问，对控方证据发表质证意见，法庭都会给予被告人和辩护律师平等的机会。可以说，中国刑事诉讼中的被告人在亲自行使辩护权方面，与大陆法国家的制度设计如出一辙。

但是，被告人由于不熟悉法律制度，没有基本的辩护能力，因此经常放弃行使这些权利，而交由辩护律师代为实施各项辩护活动。不仅如此，在大多数案件中，被告人既无力委托辩护律师，也不符合获得法律援助的条件，而只能选择自行辩护。在这些案件中，被告人由于得不到律师的帮助，其各项法定诉讼权利经常是无法得到实现的。

当然，即便被告人获得了律师帮助，也有着亲自行使辩护权的意愿，但他要有效地行使辩护权，也是非常困难的。这是因为，被告人并没有获得法定的庭前阅卷权，无论是检察机关还是法院，都不会向被告人提供案卷的副本。被告人要获悉控方证据的情况，唯一的途径就是律师在会见时向其提供案件证据的情况。但在如此短暂的会面时间里，被告人要通过口头告知或书面阅卷的方式获悉全面控方证据情况，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再加上律师携带案卷材料会受到重重的限制，律师有时也不愿意将太多的证据材料展示给被告人，因此，被告人庭前所能知晓的证据情况就更为有限了。

如果说被告人庭前难以获悉控方的证据材料，会导致被告人因为信息不对称问题而难以行使质证权的话，那么，辩护律师与被告人沟通机制的不畅通，则造成被告人辩护者角色的边缘化。按照我国的辩护文化，那种将被告人视为辩护律师的“协助者”，强调与被告人充分协调辩护立场的观念，还没有被律师界所普遍接受。而那种“独立辩护人”的思维方式，注重律师在辩护中不受被告人意志左右的思想，至今在律师界比较盛行。

在开庭之前，假如律师不将辩护思路告知被告人，也不与被告人讨论本方的举证以及对控方的质证问题，那么，被告人就只能被动地听从辩护律师的辩护，而无法有效地参与律师辩护活动之中。而在庭审过程中，被告人与辩护律师假如出现辩护观点的冲突，或者对某一控方证据的质证意见存在不一致的情形，也无法通过暂短的休庭来实现及时的沟通和协商。

三、被告人“言词证据提供者”角色的畸形状态

与英美法不同，中国法中的被告人是不可以充当证人角色的，被告人所作的有罪供述和无罪辩解，都可以成为一种独立的证据形式，被告人属于一个独立于证人的言词证据提供者。在这一点上，中国被告人的地位有些类似于大陆法国家。但与大陆法不同的是，中国法中的被告人没有保持沉默的自由，而负有如实回答提问的义务。在中国刑事诉讼中，无论是在庭审之前，还是法庭审理过程中，那些拒绝回答问题或者作出不真实陈述的被告人，经常会被视为“认罪态度不好”、“无理狡辩”，法院会将其作为从重量刑的根据。

被告人在法庭上一旦作出有罪的供述，且与庭前供述没有实质性的区别，这些有罪供述当然可以成为法庭认定有罪的证据。但被告人一旦当庭否认了原来供述过的犯罪事实陈述，而改做无罪的辩解，公诉方就可以宣读其庭前供述笔录，以证明当庭辩解的虚假性。公诉方会尽力说服法庭采纳庭前供述。被告人有时会辩称原来的有罪供述系侦查人员非法取证所得，辩护律师也会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种辩解和申请都不会成功。法庭直接采纳被告人的庭前供述，这是法庭审理的常态。

从刑事辩护的实践情况来看，中国被告人的辩护者角色是不明显的，而其言词证据提供者的角色则是得到强调的。刑事法官更愿意将被告人视为一种特殊的“证人”，注重对其陈述真实性的审查判断。与此同时，刑事法官还将被告人视为一种“控方证人”，对其有罪供述部分给予更多的强调，而对其无罪辩解则采取不信任的态度。不仅如此，考虑到禁止强迫自证其罪的原则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被告人并不拥有选择诉讼角色的自由，被告人因为翻供或拒绝如实供述还要承受更为严厉的消极法律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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