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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18日-5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策划开展的“回望红色司法路 寻根溯源再出发”采访活动在湖北启动第三站。
巍巍大别山,高高起丰碑。在大别山南麓,湖北省东北部的倒水河畔,有一块神奇的土地叫红安。1927年4月,当地农民协会根据董必武的指示成立了七里坪革命法庭,被誉为“中国革命第一法庭”,由此承载了一段风云往事。
七里坪法庭经历过动荡,记录着变革,也践行着“时势造英雄”的传奇佳话。这里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法治之源,也是中国革命最早法官烈士群体的故里,更是当代司法工作者不离不弃,坚守信仰的筑梦地。
时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我们再走七里坪红色司法路,感受为百姓伸张正义的呐喊,共话今朝司法为民的点滴温情。
1954年9月--1959年4月,董必武出任最高人民法院第二任院长,他可能想不到,半个世纪以后,他的司法理念已经深入人心,而他也成为中国法治史上的一颗璀璨明星。
1975年4月2日,董必武与世长辞,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作出指示:“国葬”。
儿子董良羽回忆说:“就这两个字,当时也不知道具体的规定,父亲的遗体在太庙停放了三天,让广大群众告别。”
董必武的足迹踏遍四方,唯有湖北才是他永远的根。1986年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董必武故居纪念馆在湖北红安兴建,30多年来,一批又一批华夏儿女慕名前来,聆听董老那些熟悉又陌生的故事。
01
从前清秀才到共产党人
1886年3月5日,董必武出生在一个贫苦教师家庭。17岁时,他考中秀才,本以为可以通过仕途跻身“上流”社会,不料却在赶考途中被衙役报以拳脚,此事激起了董必武对封建制度的痛恨,当即决定弃试还乡。
几个月后,他又在“湖北省武普通中学堂”考试中被认为“年纪太大”,未被录取,从此与封建功名彻底决裂。
董必武故居纪念馆内雕像《慈母教诲》。
1911年,武昌起义的第三天,董必武闻讯愤然剪去头上的辫子,连夜赶赴武汉,参加辛亥革命。
1921年7月,董必武作为武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代表之一,坐船前往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也注定了他日后成为受人爱戴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从一名前清秀才,到一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董必武无疑经历了巨大的挑战,支撑他的不仅有勇气,有智慧,更有为国为民的情怀。
董必武有一段特殊的经历,那就是前往日本进行法律学习,这段经历成了他此后治国理政的重要基石。
董必武考取秀才时穿的长衫。
1914年1月,董必武在朋友的帮助下东渡日本,考入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法律科,1917年2月21日,董必武参加了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法律科毕业考试,经考试合格后,董必武毕业回国,与张国恩在武昌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他们以律师事务所作掩护,进行革命活动,并用律师事务所的收入贴补革命活动经费。
1927年2月27日,震惊全国的“阳新惨案”发生,9位革命同志被活活烧死,董必武针砭时弊,迅速召集紧急会议,会议通过了《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展现条例》和《湖北省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暂行条例》,同年4月,在董必武指示和“两个条例”精神的带动下,七里坪革命法庭由此诞生,土豪劣绅遭到迎头痛击。
七里坪革命法庭成了董必武法学思想的又一结晶。
02
拓荒者,探索者
1954年9月,董必武当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1955年10月,董必武在兰州调研工作时听到一宗案件:当地连降大暴雨,造成农业灾情,部分农民自发地到庙宇鸣锣聚众,组织人搭台唱戏求神止雨。
乡干部闻讯赶来强令停演,双方发生争执,结果上台的人越来越多,舞台当场塌陷,并压伤了群众。部分农民一气之下,殴打并捆绑了一名乡干部。
为此,当地法院以“利用迷信煽惑群众篡夺政权的现行反革命罪’,处其中四人死刑,一人无期徒刑和两人有期徒刑,呈报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审核。
董必武听完全部案情,觉得不妥,提出重新慎重调查,并挥笔题写了一副对联: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
正是因为有了这句“救命话”,原判的七人均被教育释放,免除了一桩大冤案。
1956年董必武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这两句话,现在看来无疑是振聋发聩的箴言,可是在当时却因为“太前卫”一度受到冷遇。
董必武是中国司法事业的拓荒者和探索者,这也注定了他要穿越漫漫长夜,饱受煎熬与苦涩。
李先念为董必武纪念馆题词。
董必武曾把自己比作一块抹布,在后人学者的一篇撰文《一块被丢弃的“抹布”——红旗下的法官之董必武》里,不难看出董必武当年的处境。
不过正如董必武曾对子女所说的那样:我是一块抹布,虽然不起眼,但总有用得着的时候。党要我做抹布,我就做抹布。
儿子董良羽说,父亲有一副“温和长者”的面孔,实则内心倔强,是个硬汉子。
时代的困局终会过去,新时代的钟声正缓缓敲响。
03
心之戒律,无往而不胜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无论是革命年代还是和平时期,董必武都会言传身教,告诫后辈不可逾矩。
1949年9月13日,在给侄儿董良埙的一封家书中,董老这样写道:
“目前在社会上有正当职业的人,应当安心从事于其原有的职业。没有职业的人,应从劳动方面去找职业。劳少酬多的现象,是要逐渐革掉的。
寄生生活更不能延长下去,那是不待言的。我在政府工作地位很高,但我们都是供给制,除个人穿吃住宅不成问题外,不能额外开支。”
董必武故居纪念馆馆藏。
董必武对亲属约法三章:不许向地方要任何东西;不许以他的名义在任何部门搞特殊化活动;不许接受任何人的礼物。
1962年董必武回红安,在家务农的堂哥满心欢喜,想让董必武帮忙谋个工作。董必武听后告诫道:“将一亩三分田种好,种好田地,多生产粮食,也是为国家作贡献。”
董必武把毛毯剪下半块,带着半张毛毯去日本求学。
董必武一生有很多高光时刻。
1945年6月26日,在美国旧金山,董必武代表中国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1948年12月1日,董必武在第一套人民币上写下“中国人民银行”六个字,果真字字千钧。
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董必武站在毛泽东同志身边,一睹开国大典之盛世颜。
历史不会忘记,人心皆有回响。
1975年3月5日,董必武在病榻上写道:“九十光阴瞬息过,吾生多难感蹉跎。五朝敝政皆亲历,一代新规要渐磨。彻底革心兼革面,随人治岭与治河。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这一天也是他的生日。
同年4月2日,董必武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参考文献:
《走进董必武故居纪念馆:遵从马列无不胜 薪火相传映丹心》,《黄冈日报》,2021年2月6日
《董必武题联纠冤案》,《对联(民间对联故事)》,2006年第12期,杨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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