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刑事大案辩护律师（北京刑事大案要案律师）

北京市东卫律师事务所主任郝春莉。受访者供图

北京市东卫律师事务所主任郝春莉接受新京报专访，曾代理周永康案、陈雪枫案、孙兆学案等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来，中国司法领域发生巨大变化，职务犯罪审判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近年来，中国职务犯罪审判有哪些变化？近日，新京报采访了对此感触很深的北京市东卫律师事务所主任郝春莉。

郝春莉从1996年开始从事律师职业，至今已有22年。她曾代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周永康案，河南省委原常委、洛阳市委原书记陈雪枫案，中国铝业公司原总经理孙兆学案等众多落马高官案，以及央视大火案、吴英案、黄光裕哥哥黄俊钦案、原铁道部窝案之丁羽心案等重大案件。

谈中国律师制度

辩护权的发展是中国法治进步的缩影

新京报：1985年你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曾先后在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工作，后来为什么会选择做律师呢？

郝春莉：我是学法律出身，一直有一种很朴素的价值观，就是“要用自己的法律专业知识，为需要的人提供帮助。”就像胡适先生说的一样——“为人辩冤白谤，乃第一天理”。如果能用所学知识帮助到需要帮助的人，是我的人生意义所在。

新京报：做刑事辩护是不是很难？

郝春莉：做律师难，做刑事辩护律师更难，做一名女刑辩律师尤其难上加难。

记得当年我办理的第一起刑事案件，是师从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顾永忠老师，我们一起办理了一宗涉密犯罪案件。那时我刚刚涉足刑辩，跟顾老师学习如何会见、阅卷、开庭等。

后来从央视大火案、吴英案到原铁道部窝案之丁羽心案等，一步步走来，我不但见证了律师辩护权利的发展与变革，欣慰的是，我们的辩护意见能够得到办案机关的认可、采纳与尊重，达到了较理想的辩护效果。

新京报：你从事律师职业22年，能否谈一谈中国律师制度有哪些重要变化？

郝春莉：第一，从1978年中国律师制度恢复至今，中国律师制度最重要的变化是从无到有，从有到强，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定位不断在转化。改革开放初期，律师属于国家干部，律师事务所是事业单位。1988年开始律师制度改革，允许成立不要国家经费自负盈亏的合作制律师事务所，上世纪90年代初，国家深化律师制度改革，不再以所有制性质和行政级别属性界定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性质，绝大部分律师事务所改制成合伙制律师事务所。1996年的律师法明确规定律师是社会的法律工作者，律师资格考试也改革为全国统一组织的国家司法考试。律师的管理也从行政管理改革为行政管理和律协行业管理的“两结合”管理体制。现在律师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占比较大，国家重大法律的修改修订，都会征求律师的意见。无论是社会还是主管部门，对律师工作也越来越重视。

第二，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律师队伍规模在不断壮大，从1979年的212人发展到现在的近40万人；律师业务领域在逐步拓展，由最初的传统诉讼业务为主发展到现在的诉讼与非诉业务并重，领域涉及社会生活和市场经济的各方面。律师还广泛地参与社会公益事业，以及许多社会重大案（事）件的处置，例如我们律师事务所就曾参与了“马航MH370”等多起重大案（事）件善后工作的法律服务。

第三，作为中国律师制度中的重要方面——辩护权的发展变化，体现了中国法治的进步。从被告人没有任何辩护权，到审查起诉程序和审判程序中享有辩护权，再到侦查程序享有辩护权，辩护权的发展和保障，就是中国法治进步的缩影，见证着中国法治的历程。

谈落马高官选律师

不了解外部情况，信任家属委托的律师

新京报：近年来你先后为周永康、陈雪枫、孙兆学等多名高级别落马官员辩护。这类案件，通常是怎么委托的？

郝春莉：我接的这些案子，大都是家属找来的。他们通常选择和委托他们认为专业过硬、责任心强的律师。

新京报：什么情况下会指派律师辩护？指派的律师需要什么条件？

郝春莉：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经济困难、盲、聋、哑或是精神病人，以及可能会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嫌疑人、被告人，如果他本人或家属没有委托律师，法律援助中心就会指派律师。落马高官的辩护律师，如果系指派律师，一般要求具备业务水平比较高、有相当的办案水平和经验的刑辩律师担任。

新京报：落马高官在选择律师时会想些什么？

郝春莉：一是对律师专业水平、经验的认可；二是和律师沟通交流比较顺利；三是对律师敬业的工作态度的认可。

一般情况下，落马官员在羁押中，不了解外部情况，会信任家属委托的律师。陈雪枫、孙兆学等家属来找我们，和被告人会见后，我们从法律适用、辩护策略等角度提出了专业意见，他们表示认可，就签署了同意家属委托的委托书。

新京报：为落马高官辩护，有压力吗？

郝春莉：说实话，我给这么多高官辩护，是有一定的压力。这些落马高官，他们曾经位高权重，落马后心理上的落差很大，和他们的沟通工作很重要。

辩护过程中，他们也知道，对于没有争议的事实，认罪态度很重要。但对于有些有争议的，他们也想听听我们辩护人的意见。我们需要把事实问题、证据问题和法律适用问题吃准、吃透，再去沟通，这是非常艰苦、非常艰巨的工作。有的时候需要通宵达旦、昼夜兼程地工作，对辩护律师的脑力和体力都提出很高的要求。

谈周永康案辩护

充分保障会见权、阅卷权、辩护权

新京报：代理周永康案的时候，你们前后会见了多少次？

郝春莉：前后会见了很多次。为周永康辩护最深刻的印象是办案机关对我们辩护工作的尊重，充分保障我们的会见权、阅卷权，以及辩护权。

新京报：你对他在法庭上的印象如何？

郝春莉：在法庭上，他态度很好，认罪认罚。他认识到自己违法犯罪的事实给党的事业造成的损失，给社会造成了严重影响，再次表示认罪悔罪。

新京报：当时你们代理周永康的案子，有压力吗？

郝春莉：当时时间紧，任务重，辩护工作强度很大，确实压力也很大。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落马官员在庭审时痛哭流涕、认罪认罚的问题？

郝春莉：从2016年开始，全国有18个城市开始试点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保证司法公正的前提下，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的案件，在量刑上适当从宽。2018年10月26日颁行的《刑诉法修正案》，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也作出了专门规定，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这些落马高官，都比较了解这个政策，希望得到从宽处理。

很多落马官员在受审时痛哭流涕，这也是认罪悔罪的具体表现。很多是发自内心的忏悔。我代理的一些高官，在谈及对党的事业造成的损失，以及对父母家人的伤害时，都忍不住流下了悔恨的泪水。

新京报：落马高官在庭审时与庭下的反差大吗？

郝春莉：反差还是有的。在庭审时，不管多高级别的官员，在庭审这种庄严肃穆的场合都会敬畏法律，严肃紧张。但在庭下，他们除了谈案件之外，也会聊一些家常，聊成长经历，聊思想变化等问题。

新京报：对落马高官的辩护，你一般会采取什么样的辩护策略？

郝春莉：控诉权与辩护权是天然对抗的。但我认为控辩双方是对抗而不对立，要合理、理性地辩护，在尊重事实和证据的基础上，要相互尊重地辩护，这样才能达到有效的辩护。

谈贪腐案警示效果

对现任官员有很强的警示教育意义

新京报：近年来，众多被查处的省部级官员都采取指定管辖和异地审判的方式。你认为有哪些意义？

郝春莉：我代理的落马高官案件都是指定管辖和异地审判。我觉得一方面可以排除地方干扰、地方保护。另一方面，将重大案件指定到有审判经验的法院审理，更有利于案件的公平公正审理。

新京报：这些年代理众多职务犯罪案件，你觉得对在任的官员有哪些启发或警示？

郝春莉：这些落马高官主要是对政治规矩和法律规定缺少敬畏；另外一方面是平时不注意小节，没有防微杜渐，“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再有就是缺乏监督机制。对落马高官的审判，对于现任的官员来说，有很强的警示和教育意义。

新京报：你认为中国的律师执业环境还需要哪些改进？

郝春莉：这些年来我切身感受到，在各个阶段，律师意见被听取并得到相应尊重，也是法治进步的具体体现，应该说，律师执业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但最近也出现了新问题。有些地方会见难“回潮复燃”。会见权是辩护权的延伸，有些案子没有按刑诉法的规定保障律师的会见权，相关法律规定都有，但执行时有很大落差。另一方面，律师的调查取证权、证人出庭难等问题现在还没有得到较好改善，等等问题。

新京报记者 何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