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阳市代理刑事案件律师收费（益阳市律师收费标准）

逃亡在外，我没睡过一个安稳觉，没吃过一顿安心饭，连老母亲临终也没能见上最后一面！迷茫之中，敦促投案公告唤醒了我，主动投案、争取宽大处理是唯一出路……”这些话，对逃亡10年之久的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原党组成员、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李胜林而言，句句都是从其亲身经历引申而出的肺腑之言。近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出一篇专题文章，专门讲述了李胜林从逃亡到归案的故事。

在因罪潜逃之前，李胜林的生活曾经过得十分“得意”——“在益阳，我是老大！”这曾经是李胜林酒后的口头禅。这句口头禅，暴露出了他思想深处严重的官本位思想，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李胜林把神圣的审判权当成了自己随意把玩的“如意棒”，在案件审判中为所欲为。

2004年2月，某银行工作人员王某，因犯受贿罪被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其不服一审判决，向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王某的妹妹蔡某将一万元现金夹进一审判决书中，并找到时任分管刑事庭的副院长李胜林，表达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诉求。

2004年5月，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王某受贿案，在时任分管刑事庭副院长李胜林的干预下，最终判定，王某以受贿未遂罪，将一审判决结果改判为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事后，蔡某又给李胜林送上1万元感谢费。尝到权力带来实惠的李胜林，在贪欲的支配下，通过权力寻租违规手段，恣意玩弄手中“如意棒”，并把贪婪的目光锁定在相关案件当事人、代理律师和下属等群体。

在审判机关深耕多年的李胜林，熟练掌握了司法判决的“弹性”技能，并总结提炼出了自己的“套路”。然而，纸里包不住火，李胜林精心设计的“套路”，终究把他引向了一条绝路。2008年4月，从事不良资产收购业务的商人刘某因与他人的债务纠纷被调查，牵出了李胜林收受刘某5万元贿赂的线索，由此，自作聪明的李胜林进入了纪检监察机关的视野。

在得知自己被查的消息之后，李胜林的第一反应不是主动坦白，争取宽大处理，而是想方设法地逃亡。2008年，李胜林在调查人员找上门前突然“消失”，直到12月才在回到益阳时被有关部门发现。李胜林被发现后，益阳市纪委责令其在2009年1月15日之前主动交代清楚违纪问题，然而，他却并未因此“死心”，而是策划起了下一次逃亡。

2009年2月，益阳市纪委对李胜林涉嫌严重违纪问题进行立案审查，并对其采取审查调查措施。4月1日，陪护李胜林的工作人员增加至三名。然而，由于当时的办案点条件简陋，监管设施不健全，李胜林还是找到了可以供其逃亡的漏洞。4月1日下午1点，李胜林提出了上厕所的要求。到卫生间后，李胜林装作解裤子，并拧开水龙头。趁着工作人员不备，他突然拉开房门冲出走廊，直奔二楼西侧阳台一跃而下，到办案点附近的山林里藏了起来。

事发后，办案人员兵分两路追赶。有关领导赶到现场指挥追捕，迅速封锁了益阳市各主要交通出口及周边通道，组织公安干警对事发核心区域进行拉网式大围捕。但受当时条件限制，加上当天的暴雨天气影响，没能追踪到李胜林。自此，李胜林开始了他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

高压追逃下，逃亡的日子并不好过。据李胜林交代，外逃期间他借住在岳阳一名长期在外打工的亲戚家中，住的是楼顶仅有8平方米的杂物间。白天不开灯时，杂物间十分阴暗、压抑。为了让自己“失联”，李胜林整整两年没用手机，逢年过节连家人也不敢联系，“唯有6元一斤的旱烟排解孤独”。

2018年1月，益阳市监委、市追逃办成立后，李胜林案被列为重点案件，市公安局将李胜林列入网上追逃名单。2018年8月，李胜林案移交至桃江县监委办理。2019年8月10日，办案人员获悉李胜林母亲因病去世的消息后，及时调整追逃策略，决定通过旁敲侧击的办法，敦促李胜林主动投案。于是，办案组千方百计联系上了李胜林姐姐，向其耐心讲解相关法律法规，教育和引导家属主动配合，劝导李胜林主动投案，争取宽大处理。最终，在强大的政策感召和家属亲情感化下，李胜林放下思想包袱，主动向组织投案。

其实，李胜林的思想转变，并不是一个特殊的孤例。绝大多数在案发后选择逃亡的被查官员，其逃亡生活都不可能像他们想象中那么美好。这些逃亡的贪官或许认为：自己可以带着钱财远走高飞、逍遥自在，但现实却证明：他们几乎只能隐藏在阴暗的角落里，在担惊受怕中苟且偷生。

谈起逃亡生活，从1997年一直逃到2019年的中国银行昆明分行官渡支行原行长张德友说：“在异国他乡饱受孤独，很无助也很无奈。那种恐惧、煎熬、折磨的岁月，是没有办法说出来的。有苦无处说，有家不能回。”这番话并不是随口一说，其实正是其真实的经历。

辗转到达东南亚某国后，张德友办了当地的假身份证，由于语言不通、身份敏感，他不敢外出活动，只能选择栖身寺庙。据张德友自述：寺庙的环境十分简陋，自己只能靠在寺中种点菜卖腌菜和做些素食料理的收入勉强生存，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有时甚至要以教徒赠送的食物果腹，日子极为凄苦。

2003年4月，时任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的杨秀珠，在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检察院处理其弟杨光荣受贿案一个月后谎称母亲生病，外逃新加坡。然而，抵达新加坡后，杨秀珠被投奔对象勒索，只能带着一家四口在远房亲戚的帮助下逃往美国。逃到美国后，她又遭遇了一场官司，最终潜逃到荷兰，藏身于鹿特丹市一个发霉、滴水的地下室里，惶惶不可终日，绝望透顶。被捕前，她时常一个人绝望地哭泣。2005年，她在地下室被荷兰警察逮捕后，反而觉得平静，一身轻松。

这些故事一次又一次地证明：逃亡绝不是落马官员的“出路”，而只能是一条“绝路”。向有关部门投案自首，接受自己应受的惩罚，是他们面前唯一的“回头路”。

资料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澎湃新闻等

编撰/杨鑫宇编辑/黄帅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