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给大家带来【陇南刑事律师,司法救助精准扶贫】,以下3个关于【陇南刑事律师,司法救助精准扶贫】的法律知识分享,希望能帮助到您找到想要的法律知识。

精准扶贫普法先行

 “七五”普法以来，我局充分发挥职能，坚持以治思维为指引，不断加大法治宣传力度，深入推进“法律八进”活动，广大农村群众法治意识、法治观念明显增强，依法维权、依法办事意识不断树立，有效助力全区脱贫攻坚。

 12月20日，区司法局驻蒲池乡石塄岗村帮扶工作队组织群众，召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法治宣讲会。驻村帮扶队长、陇南康达律师事务所主任赵银频、区法律援助中心主任卢新鹏及驻村干部参加，驻村第一书记张鹏强主持宣讲会。

 石塄岗村距蒲池乡政府所在地7公里，辖2个自然村，124户428人，有党员19人，享受农村低保18户81人。耕地面积 600亩,人均1.4亩。群众收入主要以花椒种植和劳务输转为主，2016年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3800元。截止去年底，全村有建档立卡贫困户27户101人，贫困发生率为23.6%，2017年拟脱贫18户71人，贫困发生率为7.01%。近年来，通过抢抓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机遇，各类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快速推进。

 在简短的寒暄后，赵银频结合我区近年来农村发生的一些典型案例和自己的学习认识，从刑事责任承担年龄、民事诉讼时效、农村借贷等方面深入浅出的进行了宣讲。着重就国家各项惠农政策、精准扶贫贷款和农村低保做了重点强调。他说，精准扶贫贷款是国家对建档立卡贫困村和贫困户因缺资金导致无法如期脱贫致富的政策性贷款；农村低保是对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这些是国家对贫困群体的特殊政策照顾和关怀，禁止除享受人外任何人以任何形式截留、挪用，禁止以任何集体集资为由进行骗收、骗取。

 卢新鹏就法律援助相关政策、“村霸”、宗族恶势力惩治做了宣讲，号召大家在新时代精准扶贫攻坚战的新征程进程中，撸起袖子加油干，确保石塄岗村在全面小康路上不掉队。

 现场还发放了法治宣传资料。

刑事律师必须掌握的挪用公款罪无罪裁判要旨及11个有效无罪辩点

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工作报告以及笔者所收集的一些犯罪案件的实证分析来看，我国的无罪判决率自1997年经历了短暂上升之后一路下滑至2010年的0.1%，整体维持在1%以下。自《监察法》颁布以来，职务犯罪的无罪辩护难度相较于其他犯罪进一步加大。在此背景之下，笔者对近五年职务犯罪无罪案例进行了系列研究，总结司法实务中的无罪裁判要旨和辩护要点，目的在于为各位律师同仁办理相关案件提供参考。本期，笔者将目光聚焦于挪用公款罪。

近五年挪用公款罪无罪案件基本情况

（一）审理年份

从图一不难看出，在2017年和2018年间，挪用公款无罪判决案件相对较多，之后呈逐年下降趋势，这一点与笔者之前统计的近五年贪污罪和受贿罪无罪判决年份呈现出相同规律。不同点在于，本罪在2018年间无罪判决数增长明显，远超其他年份，占比达近五年全部数量的一半。另外，据统计，2017至2021年审结的挪用公款犯罪案件分别为3023、2907、2325、1635、683件，2017至2021年间挪用公款案件无罪判决率分别为23.2?、43.8?、17.2?、12.2?、0?，总体呈现下降趋势。

（二）地域分布

根据图二，近五年挪用公款罪无罪判决涉及13个省，其中河北省数量最多，有7件，占比达到全部无罪案件的25%。此外，据统计，在近五年发生的全部挪用公款案件中，河北省有298件，数量仅占全部案件的3.06%，在全国各省份中排名第14位。由此可以得出，河北省有着较高的挪用公款案件无罪判决率。这一点也与贪污罪和受贿罪的无罪裁判情况相同。

（三）审理程序

从数量来看，在挪用公款案件中，一审无罪案件数量占比超过总体的60%；但从无罪判决率来看，近五年挪用公款罪一审、二审、再审案件分别有4835、1539、638件，各审级对应的无罪率分别为33.1?、45.5?、47.0?。同时，在二审或再审认定为无罪的10起案件中，有9起一审认定有罪，二审或再审改判无罪；剩余1起一审认定无罪，因检察院抗诉进入二审程序，二审维持原判。

（四）无罪理由

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基本原则，必须同时符合客观犯罪构成要件和主观犯罪构成要件，才能以挪用公款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据统计，有接近60%的无罪案件从行为人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行为人未利用职务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挪用对象不属于公款等客观构成要件切入，最终达到了无罪结果；也有接近20%的案件从行为人主观不具有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故意或者不具备共同犯罪故意的角度入手，形成了有效的无罪辩护。另外，有接近20%的案件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判无罪，体现了法官对“疑罪从无”证据裁判规则的贯彻。

裁判要旨及无罪辩点

根据我国刑法、刑诉法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对挪用公款罪进行无罪辩护，主要从三个角度进行切入，一是结合刑法规定及相关司法解释，主张涉案行为不符合犯罪构成要件；二是根据法律规定的追诉标准，主张涉案行为存在出罪事由；三是根据刑诉法证据裁判规则，主张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构成犯罪。

（一）涉案行为不符合犯罪构成要件

? 1.不符合犯罪构成主体要件

挪用公款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根据《刑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大致包括四类：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行为人只有具有刑法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身份，才有可能成为挪用公款罪的犯罪主体，否则挪用公款罪指控将不能成立。

需要注意的是，挪用公款罪的主体比贪污罪主体范围要窄。在贪污罪中，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以贪污论。该规定是一种法律拟制，只适用于贪污罪，而不适用于其他犯罪。因此，对于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国有资金归个人使用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挪用资金罪定罪处罚，而不构成挪用公款罪。

无罪辩点一：行为人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不符合犯罪构成主体要件

【相关案例1】李某、侯某、李某1挪用公款案——甘肃省成县人民法院(2019)甘1221刑再1号判决书

【裁判要旨】经查，根据国务院文件、甘肃省和成县颁布的有关扶贫互助组织的规定，互助协会的性质是村民自愿参加成立的非营利性互助资金组织。从文件规定可知，该组织是村民自治性组织，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组织，不具有官方性，代表的并不是国家行为或者政府行为，该组织亦不是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公务的村基层组织。虽然李某的另一个身份是成县城关镇梁旗村的党支部书记，但管理互助资金的行为是村务自治行为，并不是政府的公务行为，与公务行为无关。因此，作为扶贫互助协会理事长的李某，其身份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及法律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相关案例2】孟立新挪用公款案——河北省邱县人民法院(2018)冀0430刑初38号判决书

【相关案例3】翟二伟挪用公款案——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区人民法院(2018)豫1104刑初66号判决书

【相关案例4】刘某甲挪用公款案——山东省蒙阴县人民法院(2017)鲁1328刑初29号判决书

? 2.不符合犯罪构成客观要件

挪用公款罪的犯罪构成客观要件表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

? 无罪辩点二：挪用的款项不属于公款，不构成挪用公款罪

挪用公款罪的犯罪对象包括公款和特定款物。公款指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所有或者占有、以货币方式表现出的资金形式，包括人民币和外汇。同时，根据《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二款，挪用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归个人使用的，从重处罚。该规定既包括特定款项，也包括用于这些事项的特定公物。如果挪用的对象不具有公款或特定款物的性质，自然也不能构成挪用公款罪。

【相关案例1】朱某1挪用公款案——甘肃省陇南市（地区）中级人民法院(2018)甘12刑终102号判决书

【裁判要旨】文件规定，扶贫互助资金是以村为单位建立的民有、民用、民管、民享、周转使用的生产发展资金。互助资金由财政扶贫资金、村民自愿交纳互助金、无任何附加条件的捐赠资金和互助资金的增值四部分构成。其中，财政扶贫资金和捐赠资金及增值部分的所有权归全体村民所有，互助资金的使用权归全体社员所有。互助社运转不正常，经整改无好转的，予以退出。退出后，剩余的财政扶贫资金和捐赠资金，经全体村民讨论，用于本村的扶贫公益事业或其他扶贫项目。从文件规定可知，互助资金虽然包括财政扶贫资金和捐赠资金，但该资金拨付到扶贫互助协会后，所有权属于全体村民，其性质上并非公款。

【相关案例2】李景杰、李延章挪用公款案——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8)冀11刑再1号判决书

【相关案例3】杜运强挪用公款案——广东省龙门县人民法院(2017)粤1324刑初169号判决书

无罪辩点三：行为人没有利用职务便利

所谓利用职务便利，即行为人利用其职务上的主管、管理或者经手公款的便利条件。这里的“职务”，指行为人经过法定程序获得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职务，或虽未获得该身份但却经过聘用、聘任等方式获得了一定的职务，因而所享有的特定职权。如果行为人根本不具备决定相关公款使用的职责权限，或者虽具有相关职权，但并未利用职务便利干预款项用途，那么其行为当然也不构成挪用公款罪。

【相关案例】聂宪瑞、王胜茂挪用公款案——河北省井陉县人民法院(2017)冀0121刑初13号判决书

【裁判要旨】王胜茂应聂宪瑞请托为聂某办理贷款，王胜茂违规安排信用社员工将上庄镇财政所在上庄信用社的存款120万元转出,开具信用社转账支票，将该款借给聂某的朋友任合英，用于购买土地，进行营利活动。被告人聂宪瑞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地位的影响力，请托王胜茂为其亲友办理贷款，虽然存在王胜茂征得聂宪瑞同意的事实，但聂宪瑞的上述行为不符合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的行为特征。

无罪辩点四：行为人没有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

“挪用”，是指未经合法批准，或者违反财经纪律，擅自挪用公款脱离单位的行为。行为人使公款脱离单位后，即使尚未使用该公款的，也属于挪用。另外，根据2002年4月28日的立法解释，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是指：（一）将公款供本人、亲友或者其他自然人使用的；（二）以个人名义挪用公款供其他的单位使用的；（三）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谋取个人利益的。因此，如果行为人没有改变公款的用途，并未化公为私，使公款归个人使用的，也不构成挪用公款罪。

（1）经过单位正常流程进行的交易或投资行为，而非挪用行为，不构成挪用公款罪

【相关案例1】彭世源挪用公款案——湖南省南县人民法院(2017)湘0921刑初231号判决书

【裁判要旨】本院认为，被告人彭世源在通过宏业公司吴某某借款94.49万元的事件中，虽曾建科利用职权提前增拨100万元给宏业公司，以帮助彭世源从宏业公司项目经理吴某某那里获得借款，但该款宏业公司最终是以工程建设款与南县房产局进行的结算，既没有改变该款项的用途，实实在在的用于了工程建设，也无须归还，是该款所有权真真切切的转移，不具备“挪用”的本质特征。

【相关案例2】高德铭、高庆、牛智军挪用公款案——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陕01刑终241号判决书

【裁判要旨】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高德铭、高庆、牛智军为个人利益将恒富公司资金用于德立公司的经营活动，还是三人为单位利益代表恒富公司投资德立公司研发制冰机项目。本院查明，高庆、牛智军系恒富公司股东、正副经理，二人研究并报请农机公司总经理高德铭同意，决定出资与曹某某共同设立德立公司，共同开发制冰机项目的行为，不违反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本案在没有证据证明三上诉人为自己利益而与曹某某成立德立公司并签订分红协议的情况下，恒富公司与德立公司共同研发的制冰机项目，表现为恒富公司的利益。

【相关案例3】徐文峰挪用公款案——湖南省南县人民法院(2017)湘0921刑初329号判决书

【相关案例4】张彬挪用公款案——河北省元氏县人民法院(2017)冀0132刑初38号判决书

（2）单位领导集体研究决定将公款给个人使用的，不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不构成挪用公款罪

【相关案例1】张某某等挪用公款案——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辽04刑终316号刑事判决书

【裁判结果】经查明，丁某某向碾盘乡政府提出借款请求后，时任乡党委书记、乡长、副书记的张某某、吴某某、田某三人共同研究了此项事宜，集体做出决定将公款借给丁某某，且由乡长吴某某负责通过乡财政所与丁某某办理借款和还款的相关手续……挪用公款表现为个人未经决策程序批准擅自挪用公款，行为方式具有非法性，而经过决策程序研究决定的行为是单位行使其管理、经营公款的职权的一种方式，这种情形不符合挪用公款罪的构成要件，即使集体研究决定的事项超越了决策权限，其性质和个人擅自挪用公款的行为的违法性程度也不可同日而语，不属于刑法上的违法。

【相关案例2】刘金明、许亚南挪用公款案——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人民法院(2017)冀0802刑初344号判决书

（3）行为人未将公款进行营利活动，不构成挪用公款罪

【相关案例】李钢挪用公款案——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陕01刑终11号判决书

【裁判要旨】本案中，要认定为挪用公款进行营利活动，首先行为人必须具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擅自将公款存入银行的行为，本案上诉人用自己开立的银行账户保管XX中学的“小金库”资金，公款本来就在自己的银行账户内，并不存在擅自将公款存入银行的行为。在上诉人向下一任校长移交账务前，仅仅是将涉案款项从自己的银行账户转到自己另外一个账户。其次，行为人必须具有营利的目的，一般来说是获取存款利息，结合本案证据，不论从上诉人的供述还是从其他证据都能证明，上诉人转款的真实目的并非为了赚取该笔款项的银行利息进而营利，如果仅仅是为了赚取银行利息，上诉人在自己保管“小金库”的银行账户中本来就可以赚取利息。

事实上，该笔款项转移后一直在其另外一张银行卡内，上诉人并未将这部分款项及利息进行任何处分。综上，上诉人李钢在本案中的行为不属于该司法解释规定的“挪用公款存入银行”的营利情形。

? 3.不符合犯罪构成主观要件

挪用公款罪犯罪构成主观要件为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侵犯了公款的占有权、使用权与收益权以及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并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挪用公款给他人使用，使用人与挪用人共谋，指使或者参与策划取得挪用款的，以挪用公款罪的共犯定罪处罚。”相反，如果行为人主观上不具有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故意或者不具有挪用公款共同犯罪合意的，则不符合挪用公款罪的主观构成要件，不构成挪用公款罪。

无罪辩点五：行为人不具有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主观故意

【相关案例】李强挪用公款案——河北省定州市人民法院(2018)冀0682刑初32号判决书

【裁判要旨】本院认为，被告人李强在协助定州市人民政府从事土地征收工作完成后，将被征土地上的树木拍卖后，曾向镇领导请示如何处理卖树款，镇领导苏某表示卖树款暂由李强保管，在此情况下李强将涉案款存放于自己名下的银行卡中，是一种保存款项的方式，不具有挪用该款的主观故意。

无罪辩点六：行为人不具有挪用公款共同犯罪意思联络

【相关案例1】罗冰、毛智斌挪用公款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7)新刑终151号判决书

【裁判要旨】本案中，罗冰、毛智斌与黄忆龙商议并采取虚假贸易的方式借款，目的是为各自公司获得借款，而不是帮助黄忆龙谋取个人利益，二人并不知道黄忆龙通过天丰泰富公司转款是为黄忆龙个人谋取利益，所以二人主观上没有帮助黄忆龙挪用公款的故意。

【相关案例2】刘某红等挪用公款案——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湘05刑终421号判决书

【裁判要旨】本院认为，上诉人段某萍系银行的工作人员，其介绍刘某红购买理财产品是履行职责的行为，没有违反法律的规定，是否购买理财产品的决定权不由其控制，也没有从购买理财产品中获取利益。上诉人段某萍与原审被告人刘某红无共同挪用公款犯罪的主观故意或者合意，不构成挪用公款的共犯。

【相关案例3】范晓勤挪用公款案——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苏12刑初42号判决书

【相关案例4】阚洪梅挪用公款案——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法院(2015)青刑初字第0355号判决书

（二）涉案行为存在出罪事由，不应追诉

根据《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的规定，挪用公款进行营利活动，如构成犯罪，需要达到数额较大即五万元以上的标准；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其他活动），则需要同时满足数额较大和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条件才构成犯罪。而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的，虽然没有数额较大或者时间上的限制，但根据两高《贪污贿赂案件解释》第五条的规定，也需要以挪用公款三万元以上为追究刑事责任的数额起点。因此，犯罪数额未达到定罪标准或者未超时挪用，均可以成为出罪事由。同时，刑法中关于追诉时效的规定，在无罪辩护中也应当予以关注。另外，也可依据《刑法》第十三条 “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的规定，主张不以犯罪论处。

无罪辩点七：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在实践中，对于行为人挪用数额较少、时间较短且在案发前全部归还本息，或系挪用行为的从犯且情节轻微，或系初犯、偶犯且未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等情况，辩护人均可主张案件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争取“不以犯罪论处”。

【相关案例】王修明挪用公款案——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10刑终9号判决书

【裁判要旨】本院认为，上诉人王修明在担任乳山市诸往镇西诸往村会计，协助诸往镇政府管理并给村民发放土地补偿费用期间，将领取的补偿款以其妻刘爱芬名义存入其在乳山市农村信用社的协理号下，存款利息未入村账，但涉案存款时间比较短，产生的存款利息较少，且未影响到补偿款的发放，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应不认为是犯罪。

（三）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裁判规则，认定被告人有罪，必须要达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相反，如果综合全案证据，证据不确实、不充分，不能排除合理怀疑的，法院应当作出无罪判决。

无罪辩点八：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得对被告人定罪

【相关案例】杨某某挪用公款案——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2017)冀0108刑初149号判决书

【裁判要旨】目前公诉机关认定被告人杨某某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证据仅有被告人在检察机关的供述（庭审中被告人又不予认可该供述），此外无其他证据印证，那么按照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以及仅有被告人供述而无其他证据证实不得对被告人定罪的原则，不应认定被告人杨某某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营利活动的事实。

无罪辩点九：据以定案的事实没有证据证明

【相关案例1】林良洪、张志强挪用公款案——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2018)闽0302刑初231号判决书

【裁判要旨】现有证据无法证实被告人林良洪、张志强及同案人何更新共同挪用公款买卖股票系用于个人利益，且发回重审期间经发函补充侦查，公诉机关无法提供证据证实本案挪用公款买卖股票的行为符合挪用公款罪的构成要件，故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林良洪、张志强及同案人何更新挪用公款买卖股票构成挪用公款罪，证据不足，不予支持。

【相关案例2】马云风、张淑娟挪用公款案——河南省灵宝市人民法院(2017)豫1282刑初690号判决书

无罪辩点十：在案证据之间存在矛盾，对所认定事实不能排除合理怀疑

【相关案例】张保朝挪用公款案——河南省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法院 (2017)豫0802刑初1045号判决书

【裁判要旨】本案证人李某1的证言说是其给白某每笔5000元，三笔共计15000元，是给出借单位的借款利息；白某两次不同的笔录，……之后又翻供予以否认。证人李某1的证言、证人白某的证言以及被告人张保朝的供述内容不一致，不足以证实被告人张保朝收取了好处费。现有的证据存在矛盾，无法形成证据链条，对被告人张保朝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时存在谋取个人利益的事实无法排除合理怀疑。

无罪辩点十一：据以定案的证据存在瑕疵且无法补正

【相关案例】师玉德挪用公款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9)京刑再1号判决书

【裁判要旨】同一份证言，原一二审法院只引用了对师玉德不利的证言，没有全文引用，证据引用存在瑕疵。……庭审中，公诉人和法官对本案的关键问题未对证人进行详细询问，造成证人证言之间的矛盾无法排除。因本案据以定案的证据存在瑕疵且无法补正，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证据与证据之间存在矛盾无法排除，导致本案认定师玉德犯挪用公款罪的事实不清。

结语

争取无罪判决，尤其是包括挪用公款罪在内职务犯罪的无罪判决确有难度。但近年来，以审判为中心司法体制改革的推进、证据裁判及“疑罪从无”原则的贯彻，都为刑事律师进行无罪辩护创造了条件。就挪用公款罪而言，其行为方式具有多样化、复杂化的特点，在罪与非罪的界定上，无论是从构成要件，还是出罪事由，亦或是证据认定方面，都有无罪辩护的空间。作为律师，面对无罪辩护难的困境，更应该充分说理和运用证据规则，才能说服法官，达到良好的辩护效果。

挪用公款罪无罪辩点一览表

徽县检察院优化营商环境出实招---依法对一名涉嫌犯罪被逮捕的民营企业负责人取保候审

近日，陇南徽县检察院对一起民营企业负责人涉嫌妨害公务犯罪的刑事案件积极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依法作出了变更强制措施的决定，使羁押的企业负责人重新回到生产一线，使企业迅速恢复生产，既维护了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又使数十名工人看到了希望，收到了良好效果。

2019年5月15日，徽县检察院接到犯罪嫌疑人穆某的律师书面申请对穆某涉嫌妨害公务罪一案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2019年4月20日，犯罪嫌疑人穆某的亲属在城关派出所因质询学生打架案件相关情况时，与民警发生纠缠，穆某前往规劝时，由于情绪激动，与办案民警发生纠缠、撕扯，并用拳头殴打办案民警。2019年4月21日穆某因涉嫌妨害公务被徽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4月30日被徽县人民检察院以妨害公务罪批准逮捕。

徽县检察院受理案件后，办案人员认真审查了材料，并通过走访、向相关职能部门了解情况，发现该案犯罪嫌疑人穆某系徽县某贸易服务有限公司、徽县某物流有限公司企业法人及总经理和陇南市某报废公司徽县分公司主要负责人，每年向县政府交税90多万，为政府财政及解决就业作出了一定贡献。其中两家公司共有员工60余人，注册资金1500万元，是当地的纳税大户。穆某的羁押，导致涉事的企业经营活动受到影响，工人工资无法发放，企业也可能会陷入困境。经对取得证据的综合分析和评估，以及对穆某现实表现进行的调查结果，认为犯罪嫌疑人穆某主观恶性较小，犯罪后认罪态度好、具有悔罪表现，羁押期间表现良好，可能被判处缓刑，不予羁押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结合“维护民企权益 优化营商环境”专项行动工作精神，5月24日徽县检察院对穆某变更强制措施依法作出取保候审决定。

穆某回到生产一线后，所经营的两家民营企业迅速恢复正常营运，及时防止了因羁押不能及时决策而对企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使企业对生产经营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全省“维护民企权益、优化营商环境”专项活动开展以来，陇南市、县两级检察机关高度重视，迅速行动、强化措施、靠实责任、积极落实服务保障民营企业“十条措施”，全面推进专项活动，在打击犯罪的同时，充分考虑民营企业的切身利益，以实际行动为企业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

今天的内容先分享到这儿了，关于本篇【陇南刑事律师,司法救助精准扶贫】，是否是您想找的法律常识呢？想要了解更多法律知识，敬请关注本网站,您的关注是给小编最大的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