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盲女调音师的非典型生活

27岁的蔡琼卉是一位盲女。失明后的二十年成长中，女孩学琵琶演奏、上大学、后来成为浙江省唯一的盲人钢琴高级调律师。她主动选择了周边人眼中“更狭窄的一条未知路”。

某些时刻，不用对话，蔡琼卉就能察觉手边这架钢琴和主人的故事。

购入仅三年的新琴，连接弱音踏板的零件便打穿了那层厚厚的羊毛毡——如果对方不是频繁授课的音乐老师，则通常是一名勤奋刻苦的练习者。

比起其他同行，27岁的蔡琼卉缺少一项“基础工具”——眼睛。她是一位盲女。

幼年时，因意外丧失视力，她现在只能依靠耳朵和手部的精准配合，来完成钢琴调音的工作。

那些初次碰面的客户，大多会经历两次感叹。先是开门时，讶异眼前这位年轻盲女的职业选择，调琴结束后，又转向对她专业能力的称赞。

对视力健全的人来说，生活中所见的盲者，从事推拿按摩居多。蔡琼卉却不甘于困在相对安全的家中，或是呆在更符合大众预想的那间小小推拿室。

失明后的二十年成长中，女孩学琵琶演奏、上大学、后来成为浙江省唯一的盲人钢琴高级调律师。她主动选择了周边人眼中“更狭窄的一条未知路”，但却成为多年后，她抵御黑暗、与曾经的苦痛平静相处的最好方式。

“没想到盲人也能调琴”

渐变或深黑的镜片后，是女孩的双眼。上下眼皮呈闭合的缝隙状，眼眶有些凹陷，透过薄薄的眼皮能感受到眼球转动的状态。

对蔡琼卉来说，戴眼镜不只是美化的作用。

无论是立式钢琴还是三角钢琴，复杂的内部构造时常会累积灰尘——对普通人来说，这点灰尘或许没什么，但对蔡琼卉工作时的眼睛却是一种潜在的危险。

过去两年，她为超过500台钢琴进行调音和修理，和那些隐藏在琴身内部形形色色的故障交手。榔头不平整、螺丝松了都算小问题，还有琴弦断掉好几根的，一组88个零件全部蛀掉的，也有买来十几年一次都没有调过的琴。

工作时，女孩通常会将及腰的黑长发扎成一束马尾，坐上琴凳一边弹一边调。时间最长的一次，她连续调了五小时。那是一台拥有12000个零部件的三角钢琴，一遍调完琴音稳不住，蔡琼卉只能再来一次。

通常，蔡琼卉会携带一个20几斤的黑包，里面都是最常用的调音工具和常备材料：扳手、琴键钳、木砂板、音叉、止音夹，零零总总六、七十种。

在客户家进行钢琴调音、维修的蔡琼卉。受访者供图

每一位经验丰富的调律师，都会找到自己和“乐器之王”独特的对话方式。毕竟要从88个琴键、约230根琴弦和8800个零部件中，匹配问题源头并成功解决，难度不亚于解锁一道复杂的数学题。

比她大五岁的姐姐蔡艳春不懂音乐，她听不出琴弦拧动10度或20度的区别在哪里，只知道妹妹常说，“钢琴误差就算在0.1毫米，也会造成弹奏的不舒适。”即便是一个简单的杂音，也需要分析判断出自哪里，反复测试，反复调整。

蔡琼卉的耳朵最懂得一台完美钢琴应该拥有的样子，“声音听起来干净通透，完全没有杂音，手感也非常灵敏，心到手就能到。”

除了知道蔡琼卉背景的熟客，也有一些琴行介绍的、没有被提前告知的客人。等到了对方家里，客人犹豫着不太敢让蔡琼卉进门调琴。母亲孙水娟曾陪着女儿一起到客人家里调琴，她好几次都向对方耐心解释。

对话场景都是相似的。“我告诉他们，女儿是在北京上大学专业学调琴的，做得好再付钱，调到你满意为止，”有时，还需要额外的言语保证和激将法，比如，“如果对你的钢琴有任何损伤，都可以赔偿，先让她试一下。”

好奇心和善意通常会打消一部分客人的疑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没人真的会完全拒绝蔡琼卉。但进到房间后，也有客人会忍不住全程站到蔡琼卉身旁，观察女孩是如何在盲眼状态下调琴操作。

一位85岁老先生，家中有台二十多年历史的珠江钢琴。老人年轻时拉过小提琴，对音准要求高，之前请的好几位本地调律师都不满意，他甚至专门请过上海的调律师到家中。蔡琼卉调完琴后，老人坚持要给女孩加钱，并在结束后将她送到小区外。

在浙江，蔡琼卉是唯一一位盲人高级调律师。客源逐渐累积，她有时忙到一天需要跑三户人家调琴。随之而来的肯定和赞誉里，她时常会收到对方这样的反应，“没想到盲人也能调得这么好。”

对视障人士来说，失去了光明，但另一方面 ，听觉、嗅觉和手感的灵感度也在增加。

除了盲文，蔡琼卉能仅凭双手摸出一些有纹路感的普通文字，比如银行卡上凸出的那排数字;修理钢琴时，正常调音师用视力都难以触达的细小缝隙，蔡琼卉能通过摸索定位和方向排查，从速度上更快找到;比起先天失明者，她在颜色搭配上也更具优势。

还有一些特殊时刻，看不见或许并非坏事。

有一次，爷爷受伤住院，血淋淋的伤口包扎好，蔡琼卉听见家人在感慨这些令人心悸的场面，那个瞬间，女孩心里舒了一口气，“哎，看不见也挺好。”

童年意外

在全家的相簿中，只能找到一张小琼卉出事前的照片。

这是一张拍摄于小学时期竖版的红底登记照，粉色带花纹的薄杉外，套着一件蓝白色的翻领校服。女孩理着短短的学生头，头发长度不过耳，分开的前刘海散落着两株发丝。脸颊有着幼童常见的嘟嘟感，眼睛目视正前方，嘴角上扬。

家里唯一一张发生意外之前小琼卉的照片。受访者供图

那场毫无征兆的意外来得太突然。

2000年10月的一个下午，8岁的蔡琼卉在富阳读二年级，赶上学校里开秋季运动会，低年级的学生被准许放假回家，几个得闲的孩子们相约去同村的小伙伴家里玩。对方家中正在造房子，工作中的泥瓦匠随手扔出的一把石灰恰巧落在抬头的女孩眼中。

父母当时都在村外上班，当他们得知女儿出事并匆忙赶到时，村里的叔伯已经带着孩子从村卫生所、乡医院一层层转送到富阳的人民医院。那时，从村里进城路程不便，一辆三轮摩托便是大家能找到最便捷的交通工具。

母亲孙水娟记得，富阳的医生判断蔡琼卉眼部伤势严重，建议家人直接将其送到杭州的医院救治。

一家人在慌乱的局面中，又匆匆打车前往一小时车程外的杭州市区。抵达杭州的医院时，已经是晚上七点，距离事发已过去三小时，在这段时间里，没有人对琼卉的眼睛做清洁处理。

时隔19年，蔡琼卉对事发的细节记忆都是模糊的，只记得受伤后眼睛疼得厉害，“当时做了全麻手术，醒来已经是深夜，睁开眼睛一片黑，第二天早上再次醒过来，还是一片黑。”

躺在病床上，她听见身边的亲人都在哭，但不懂这意味着什么。在杭州经历几次手术后，医生向蔡家人坦言，孩子眼睛灼伤太厉害，实在没办法了。

家人不愿放弃，又将孩子转送到上海的眼科医院。农村家庭负担不起持续的治疗费用，当地的媒体还曾刊发报道倡议捐款，一周之内，热心的陌生人为蔡琼卉凑齐了10万余元治疗款。

但蔡琼卉的双眼已经被严重灼伤，角膜全脱，医疗手段的全面介入也难以挽回。之后的数年里，全家人一直折返在手术室、病房和浙江老家，光是全麻手术，蔡琼卉就做了十余次。

确诊失明后，医生也只能尽力安慰孙水娟，“小姑娘运气不好。”

出事那年的春节，蔡琼卉和父母是在上海的医院度过的，留下13岁的姐姐独自在家上学、做饭、照料家禽。那个年代，手机还未普及，姐妹俩靠打固定电话问候彼此。

原本父母以为小女儿尚未知事的年纪，就算碰到不幸也是在懵懂中度过。但那通电话里，蔡琼卉表现出意料之外的懂事。

她一边哭一边朝着那头的蔡艳春说道，“姐姐，我这辈子没用了，你要好好读书，以后家里要靠你了。”

在经历20多次大大小小的眼部手术后，她更加珍视左眼仅剩的一点微弱光感。

有人从身边走过，她能感受到一个模糊的影子，如果在靠近脸部的区域晃动手掌，她也能捕捉到一些动态。对比起完全坠入黑暗的那段时光，至少现在能勉强区分白天和黑夜。

除了琵琶，从小喜欢音乐的蔡琼卉还学习过笛子吹奏。受访者供图

在黑暗中行走

事故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女孩陷入了一种难以自控的抑郁中。

和过去自由的生活相比，她被丢失的视力搞得全面受限：长时间不能独自出门，在家里每一步都要走得很小心，连吃饭、穿衣、上厕所的基本需求也得别人帮忙才能完成。

因长期用药和激素作用，蔡琼卉从30多斤迅速增重到80斤，即便看不见镜子里的自己，但姐姐从言语间感受到妹妹的情绪起伏，“那时候她会说，我眼睛看不见了，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更多因失明带来的生活阻碍，只有最亲近的家人才知晓。

农村家庭还没有安装自来水的年代，洗衣服都堆在盆子里，小矮凳也是随意摆放，过去轻易就能绕开的生活用品，好几次绊倒了蔡琼卉;家里自建的房子分楼上楼下，母亲心疼女儿，试着背她下楼，结果没掌握好平衡，两个人一起从楼梯滚了下来，孙水娟因此在床上躺了一个月。

害怕女儿在不经意间与家人走丢，孙水娟便提前想好预案。

一条小毛巾蘸湿水，握着女儿的手，在地上一笔一笔教她写“蔡琼卉”三个字。母亲内心深处的想法是，就算万一哪天女儿真的走失，也能在失明状态下写出自己的名字。

那时，全家的氛围总被沮丧和沉默包围。

女儿出事后，孙水娟总是忍不住哭泣，有时自己一个人偷偷躲着抹眼泪，有时抱着女儿一起哭，丈夫为了一家人的生计奔波赚钱，不到40岁的年纪头发也很快变白。

在黑暗中行走，除了不便，更多的时候伴随危险——即便是蔡琼卉成年后，也并不能降低风险。

有一回过斑马线，一辆速度很快的车快要撞上行走中的蔡琼卉，好在旁边的一个好心人迅速拉了她一把，避免了一场悲剧;早期蔡琼卉独立行走，家人不放心，总是会悄悄跟在她身后，不能隔太远也不能隔太近;后来有了叫车软件，家人便在手机上随时查询接送她的司机名字和行驶路线。

后来女儿在远离家乡的北京读书，孙水娟总是担心。有一次接到学校打来的电话，说蔡琼卉的眼睛受伤了，她匆匆赶到学校，见到了战战兢兢的“肇事者”——女儿同宿舍的盲人室友，一位父母也都是盲人的年轻女孩。

她得知起因是一根没有妥善放好的裤夹，不小心戳到了女儿的眼睛。“都是苦命人”，孙水娟太能理解对方的不易了，她告诉学校不要对方赔偿，还宽慰那名被吓坏的女孩，“不要放在心上，阿姨不会骂你的。”

调琴的工作必须外出，这成为蔡琼卉面临最大的难题。

对视障群体来说，搭乘地铁是最便捷的，工作人员可提供进出站接送服务。但调音师的工具包里时常会携带除锈润滑的喷雾液体，有易燃易爆标志，不允许带上地铁。

她还申请到一只名叫“阿拉丁”的拉布拉多导盲犬，扩大了自己的行走半径，生活也变得更有规律，遛狗、散步、锻炼身体。

但许多司机并不愿意乘客带着一条体型并不小的动物上车，即便知道这是工作犬。有小孩的家庭、对动物毛发过敏或是单纯害怕犬类的客户，也不能接受蔡琼卉带着“阿拉丁”一起工作。

蔡琼卉和导盲犬“阿拉丁”。受访者供图

还有一些订单，是在远离市区的乡下。填写的位置不准确、地图导航的偏差都会让蔡琼卉付出比普通人更多的精力。

就算是和朋友在一起相对轻松的社交场合，也很难避开因失明带来的尴尬。

聚餐，如果是带转盘的大餐桌，蔡琼卉很少夹菜。她动作略慢，需要找准位置，夹掉了或是耽误到其他人的时间她都觉得不好意思;有时，会有好友主动邀约出去游玩，即便内心很想出去，但考虑到那些可能存在的不便，念头也就打消了。

即便如此，蔡琼卉还是决定锻炼自己独自出行的能力。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尝试，是在北京读大学时完成的。

大一下学期，她瞒着所有人，一个人从学校走到校外附近的一家水果店，拿着盲杖一点一点摸索，听到叫卖声的时候知道自己到了目的地。

短短400米路程的成功，极大鼓舞了蔡琼卉。信心就是这样一步步建立的，从最开始的忐忑不安，到最后发现，“其实也蛮简单的!”

参加公益表演的蔡琼卉。受访者供图

一条狭窄的路

从小，父母在物质层面能提供的助力不多。但在富阳区鹿山街道江滨村的村民们眼里，蔡家两姐妹算是顶争气的。

孙水娟原本是流动水果摊的摊贩，女儿发生意外后她便不再工作，全身心照顾家里，好些年之后才在家附近的一家工厂重拾生计;丈夫原本是造纸厂的工人，女儿治病筹款的费用花光后，他又跑去做打桩机的施工员。

长大后，姐姐蔡艳春进入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妹妹在家里开了一间小小的盲人调律工作室，生活自给自足。

孙水娟倒是想得开，“我们家另外的财富都没有，就是女儿们从小满墙的奖状。”这些年来，周遭人对蔡家的同情逐渐转向羡慕。

有时，邻里夸她两个孩子教育得好，孙水娟摆摆手，“诶，天外有天。”除了谦虚，更多的是向外人难以言明的的心路历程。

蔡琼卉从小都很有自己的想法。从决定进盲校、学习琵琶演奏、选择考大学到成为调律师，她选择了一条和大部分盲人同学完全不同的路。

母亲能做的，只有陪伴。2003年，刚到浙江省盲人学校时，孙水娟跟着女儿住校一星期，母女俩一起学盲文，母亲学会后又转授女儿。

重返校园后的时光，让蔡琼卉的性格变得开朗了些，更重要的是，无意间促成了她和音乐的相遇。

盲校的外聘老师张根华，无偿教授蔡琼卉琵琶演奏多年。张根华今年已经68岁，他印象中初见蔡琼卉时，女孩不太爱讲话，“总是我问一句，她答一句。”

最开始，蔡琼卉对音乐的节奏感比较差，老师也从未指望盲人学生能成名成家，只是想着能让孩子性格开朗一点，能有机会和社会多接触就好。

他甚至自己也闭着眼睛弹奏，体会在黑暗中与乐器融合的感觉，“摸索经验教她，怎么比较方便掌握，老师最主要就是不让学生走弯路。”

他记得这名学生为练琴付出的努力，老师弹奏的时候她会用录音设备录下来，自己回家跟着练习，最长的一次抱着琵琶弹了16个小时，手指长冻疮、划破出血、生茧也是常态。

渐渐地，张根华发现，蔡琼卉对音乐的把控力甚至比一些视力正常的学生还要好。学习琵琶三年后，小姑娘还受邀到杭州和宁波的剧院演奏，成名作是《彩云追月》和《阳春白雪》。

在一次比赛中，蔡琼卉夺冠，视力正常的两名学生拿了二、三名。对方家长私底下跑来探底，“不可能吧?是不是盲人给予照顾?”张根华向对方解释，“不存在照顾，比赛又不止一首曲目，都是看功底实力。”

高中分班时，大多数盲校同学都选择推拿班，高三就实习走上社会。蔡琼卉不甘心，她不愿自己以后的人生都困于推拿室中。2013年，她以全国第二名的成绩考入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学习钢琴调律。

这段不同于大多数盲校同学的成长经历，让蔡琼卉的盲校同学褚晓然印象深刻，“从小学音乐，她的气质会特别好，读大学后听她讲话，感觉自己和她差太多了。”

也学了推拿的褚晓然清楚，“琼卉的路虽然比我们好，但是也远比我们艰辛得多。”

好友提到的艰辛，从蔡琼卉回富阳找工作时便开始了。

最开始，父母希望她能考入相对稳定的单位，但因女儿的身体状况作罢。数次碰壁后，她决定把自己的专业用起来，开一间盲人调律工作室。

比起早早进入推拿按摩行业，薪资收入都有保证的同学，刚开始蔡琼卉连自己的生活都不能完全保证。立式钢琴300元一次，三角钢琴500元一次，但找蔡琼卉调琴的人并不多。

直到去年开始，盲女调音师的口碑在杭州渐渐传开，客源才积少成多。

在本地出名后，偶尔会有外人夹杂质疑和眼红的言语。

张根华曾在街上碰到一个同是教音乐的老师，对方带着些不友善的语气说，“蔡琼卉现在出名发财咯!”老先生一听气不过，他红着脸跟对方争辩，“你这话什么意思，她哪里发财啦，不就是一个盲人找到了自己就业的活路!”

无论是家人还是蔡琼卉自己，都没能预料到，当初那些并没有明确未来的决定会带来什么样的结局。如果没有8岁那年的一场意外，这个喜欢素雅长裙和垂感旗袍的女孩或许会是另一番人生。

小时候，蔡琼卉虽没说过自己长大后的宏达理想，但姐姐记得，妹妹最喜欢的玩具是一个洋娃娃，搭配上各式各样的小衣服，“可能那时她内心想当一名服装设计师吧。”

文|新京报记者 杜雯雯 编辑 | 胡杰 校对 | 卢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