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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9月，一篇名为《北电赵韦弦的艺考老师，15年诱奸多名未成年女学生致辍学生育》的文章，在网络迅速传播。

艺考机构影路站台校长杜英哲，被曝涉嫌多年来长期性骚扰、性侵犯女学生。

这些女孩儿把伤口撕开给公众看，选择实名和匿名方式，写下自己痛苦的经历。而文中描述的杜英哲的所作所为，只是这场性暴力下的冰山一角。

在文章发布仅一天后，21名受害者现身说法，控诉自己的血泪史。

有过相似经历的中国台湾作家林奕含，在《房思琪的初恋乐园》里写道：“这个社会对性的禁忌感太方便了，强暴一个女生，全世界都会觉得是她自己的错，连她都觉得是自己的错。”

女孩们在遭遇性侵犯时，往往不愿谈及此事，于是它就始终潜伏于表象之下。

这次事件中，我们看到了21个“房思琪”，那些不被看到的“老师”们，还有多少？那些在学校和职场里，遭遇性骚扰和性侵犯的沉默受害者，还有多少？

而当遭遇性侵犯后，女孩们想要自救，该怎么办？

我们找到了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前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服务中心）执行主任、律师吕孝权，与他聊了聊：

当下性暴力受害者的维权现状；遭遇性骚扰、侵犯的受害者，该如何进行自我心理保护；当她们想要维权时，该如何取证、保护隐私等，以及利用网络曝光方式进行维权的利与弊。

以下是吕孝权律师的自述。

作为一名公益律师，从业14年来，我接触了很多案例。

近年来，我所在的律师事务所代理的具有影响力的涉性暴力案件有：

南方日报记者成某涉嫌性侵女实习生案、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钱逢胜涉嫌性侵女大学生案、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教授姚舜熙涉嫌性骚扰女大学生案、江西婺源68岁乡村小学返聘教师性侵16名女童案、山东烟台高管鲍某涉嫌性侵养女案等。

虽然看到女性维权意识越来越强，但站在维权道路上的女性，整体上是缺乏社会系统资源支持的。

比如，当受害者想拿起法律的武器时，有没有专业的律师帮助她；当她遭到心理创伤时，有没有专业的心理医生或心理辅导机构来帮她医治精神创伤；在她情感方面特别孤独时，有没有专业的社工来陪伴她；以及一些医疗救助的需求，寻求庇护的需求等等。

多数时候，受害者是独自一人在面对强势的施暴者。但明显，受害者是弱势地位，而这种案件又带有隐私性，隐蔽性的特点，取证非常艰难，所以通常情况下维权都不是很乐观。

2019年，中央美院教授姚舜熙被多名女学生举报长期性骚扰、猥亵。其中有一个叫小羊的女孩，维权意识最为强烈，我们是她的代理律师。从法律证据的角度来说，尽管她没有太多的直接证据，但是有很多相关联的间接证据，我们认为这些证据组合在一起，从时间和空间方面已经可以形成一条相对完整的证据链条，用以证明姚舜熙对小羊实施性骚扰存在高度的可能性。

不过，这次事件中性骚扰指控的结局是，公安机关以证据不足为由未予强制猥亵罪刑事立案。

这里涉及两个问题：一方面，对证据标准的认定问题，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不同办案人员的认识和处理都不一样。另一方面，性骚扰作为民事或治安案件，强制猥亵罪作为刑事案件，二者的证明标准应当是有区别的，前者要明显低于后者。

电影《难以置信》截图

其次，受害者发现即便打赢官司，她的名誉可能全毁了。

这时候二次伤害一起来临，这种伤害可能来自媒体，网络围观者，亲戚、邻居、同事、朋友，甚至是亲生父母，觉得被害女性是在给家族抹黑，丢脸丢到网络上去了。

社会大众在围观类似性别暴力案件时，也常出现“荡妇羞辱”或者“完美受害者”的类似论调。

“嫖宿幼女罪”专题研讨会

当通过重重阻碍，案件胜诉，要让被害人获得足够的赔偿也很难。

2010年，我们所代理的深圳三木集团总裁强奸女员工的案件，法院终审以强奸罪判处宋山木有期徒刑4年，但受害人最后获得的附带民事赔偿，只有4000多元。

目前法律对刑事被害人的赔偿诉求一般只支持直接物质损失，而对精神损害赔偿则是不予受理，而性侵类案件，被害人能有证据证明的类似医疗费、交通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等直接物质损失一般都比较少，但遭受的精神损害却是显而易见，甚至可能是终身的。

很多时候，法院最终只判决酌情支持被害人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的物质损失，也有以被害人没有提交相关证据为由一分钱不支持的，这实在令人可悲可叹。

也就是说，在处于不对等关系下的性骚扰或性侵犯，受害人勇敢拿起法律武器维权，通常情况下都是在独自应战。

所以，性别暴力的被害人，无论是隐忍不发、选择私了、告诉后撤回告诉，还是站出来坚定维权，我们都应该表示理解、尊重和支持，带着同理心换位思考。

在不对等关系的压制下，当高校学生和职场女性，遭遇性骚扰和性侵犯时，我们应该怎样拒绝？想要维权时，应当如何去做？可以从心态与行动两个方面入手。

从心态方面来讲，第一，千万不要责怪自己。

这种心态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种心态，受害者可能反倒会怪罪自己。比如说：

当天晚上我为什么要一个人去他房间？我为什么要穿着那么暴露？我为什么要一个人走到一个偏僻的地方？我为什么要跟男性一起去酒吧？

如果我们产生这种想法，心里就会变得脆弱，还怎么去维权。

请记住，错在侵犯者。

电影《素媛》截图

第二，坚定而明确地说“不”。

遭到性骚扰后，第一次我们就要坚定而明确地拒绝。当对方是你的上级或师长，碍于情面，开始可以用比较委婉的言语拒绝，但切忌沉默和半推半就，那会被对方误读为默许，进而变本加厉。

拒绝的方式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书面的，或者通过手机短信、电子邮件、微信等方式表达。

例如，我们可以这样写：“当你用那种方式跟我谈话的时候/碰我的时候让我感觉不舒服，请你不要再这样做了！希望我们能保持一种正常的师生/工作上的关系。”

这样做的好处是，使骚扰者意识到他的行为令你反感，但无论何种方式，都必须留下证据，为将来的投诉或者诉讼做好准备。

之所以必须明确拒绝，是因为从法律角度讲，“违背受害者意愿”是判断某行为是否构成性骚扰的必要条件。

此外，从保护自己的角度出发，不拒绝无疑会给骚扰者一个错误的信号：你默认，你软弱可欺，进而变本加厉地继续实施骚扰行为。

纪录片《日本之耻》截图

第三，对别人的反应要保持理性的态度。

如果原本可以给予你支持的人，非但帮不上忙，反而苛责你，劝你妥协和退缩，不必感到惊讶或失望。

身边有些人可能还会说风凉话。“那也许是老师喜欢你”“没什么的”“那只是开个玩笑”“这不是什么大事”“是领导器重你吧？”

这些人往往没有完全意识到性骚扰会达到多么严重的程度、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听到这样的话语，不要生气，更不要受这些话的误导，感到自己只能忍受下去。

每年通过电话、邮件咨询我们的人很多，但很多人拿到的证据都不充分。

尤其是高校、教育培训机构、职场上的熟人作案，在办公室等封闭环境中，具有隐私性，收集证据存在难度。

而且受害者跟施害者之间的地位是不对等的，是弱者跟强者的关系，很少会有直接的肢体暴力，甚至连胁迫手段也比较少。

更多的是通过这种隐形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来给受害者施压，让受害者不敢有任何的反抗。

这样的话，想要找到证据，就非常困难。基本上，维权案件败诉，都是因为证据不足。证据的固定，是维护合法权益的先决条件和依据。

吕孝权律师本人

在调整好心态的同时，我们一定要采取积极的行动。

最重要最有效的一种方式，还是第一时间报警。警方介入后，首先会排除你自愿的可能性，其次也可做技术上的调查取证，案发现场有没有施暴人的精液、毛发、指纹和其他痕迹。

同时，在报案之前，不要轻易清洗自己的身体，也不要随便清洗甚至丢弃自己的内衣裤。

电影《熔炉》截图

如若没有第一时间报警，也需要及时取证，保存所有证据。

从法律上来说，当事人的陈述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所以我们要尽可能的搜集固定相关证据（无论是直接证据，还是间接证据），争取使搜集的证据从时间和空间方面形成相对完整的性骚扰/性侵犯证据链条。

因客观原因无法自行搜集的证据，可以提供线索，申请人民法院和办案机关依法及时调取。具体而言：

第一，在受到侵害后，要对性骚扰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经过进行记录，并且要附有准确的细节，记录说过的话以及做过的事。

这样的好处是，在报警的时候，可以跟警方回忆得很清楚。因为遭受性侵犯的被害人，有时候头脑会出现断片，个别记忆的丧失。

第二，第一时间去医院检查。由于体力的优势，受害人在反抗的过程中，有可能被抓伤等，要及时做伤情鉴定。心理受到创伤，视情况接受相关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医治精神创伤，保留医疗诊断记录。

证据的固定保留对日后的投诉或者起诉都至关重要。

第三，注意保留手机短信、电子邮件、微信、QQ聊天记录等带有骚扰信息的电子文档。只有这样，才能证明性骚扰事实。切忌删除电子信息，最好对网上的“帖子”等电子文档进行公证，以免被对方删除。

第四，在平时跟骚扰者接触时，可以随时巧妙而隐秘地利用录音、录像工具（取证时应做到不露痕迹，否则不仅取不到证据，还可能会有人身危险）。

第五，选择一种方式讲出来。遭遇性骚扰和侵犯后，千万不要打落牙齿往肚里咽，应当在第一时间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信得过的亲朋好友，或者拨打热线咨询。

永远不要低估了自己的经历以及用你的方式讲述这些经历的价值。这样做，一方面可以缓解心理压力，另一方面也可以取得亲友的支持，还可以作为日后投诉或者起诉的证据。

电视剧《这就是性骚扰》截图

第六，平日里保留相关工作成绩，同时谨慎避免违法违纪。

这乍看起来与性骚扰无关，但为了防止受害人申诉不成，反遭打击报复，保留工作单位和学校关于我们工作能力和成绩的书面评估、鉴定的复印件，以及一切可以证明我们工作能力和业绩的备忘录十分必要，包括：评价、证书、口头表扬等。

比如中央美院姚舜熙的案件，姚舜熙后来反起诉小羊诽谤。起诉理由是说小羊经常缺课，不好好学习，他找小羊谈过几次，小羊不听，后来姚舜熙就没给她成绩，他认为小羊是打击报复他，在网上诬告他。

所以，我们也要特别注意遵守法律法规、公司和学校的规章制度，以免授人以柄。

最近几年，关于被性骚扰、性侵犯的案件，受害者都会先通过网络实名指控，引起媒体和社会大众的关注，来推动事件的发展，寻求公平正义。

关于案发以后，如何向网络和社会求助的问题，我想特别讲清楚。

网络曝光，是一把双刃剑，把握不好分寸，由此带来的隐私信息泄露、各种二次伤害，甚至是法律方面的风险都是现实存在的，要尽量避免。

所以，当被害人决定通过网络和社交媒体寻求帮助时，要保证所述事实属于客观陈述，不做夸大宣传，且最好能有相关的基础证据支持，以防止被对方反过来控告侵犯其名誉权，甚至是刑事诽谤罪、诬告陷害罪。

那我们要怎么做呢？

最好是根据实际情况（持有证据的充足程度），采取不同的网络曝光方式：

直接证据很少，甚至是没有，但有一些间接证据，不是太充分的，此时对实名指控应持审慎态度。

比如可以对涉及被指控人的真名、所在单位、身份头衔等相关具体信息，做适当的技术性处理，不要体现出直接的、明显的指向性。

直接证据没有，间接证据也几乎没有，法律维权没有基础，不可能形成一个有效的法律维权，此时最好不要做实名指控。（除非对方是社会知名人士，即使是这样，也通常是两败俱伤）

看能否寻找到跟自己有类似遭遇的受害女性，共同举报控告，可以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进行倾诉，争取共鸣。

无论怎样，受害者在选择网络实名指控时，最好是依法、温和、理性进行，注意方式方法，首先要尽可能把自己的法律风险规避掉，以避免自身维权不成反成被告。

这种反扑已不是一两起。最近这段时间，我们接到了类似的案件，因为网络实名指控，而反被对方指控侵犯其名誉权。

同时，也希望媒体在关注性骚扰、性侵犯案件时，要聚焦案件本身，而不是挖当事人隐私，是否有负面信息。

舆论环境很复杂，在性别平等意识没有建立起来的情况下，公众在围观案件时，有时也会用有色眼镜去看待性侵害案件当事人，或者污名化受害者。

电影《熔炉》截图

最后，我想强调，性侵案件的核心问题，是是否违背当事人意愿。

即便不存在直接的肢体暴力和胁迫，但行为人可能会利用其与被害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对被害人施加心理和精神方面的控制，使得被害人不知反抗、不能反抗、不敢反抗，进而实施性骚扰和性侵犯。

我们不能像古人要求烈妇烈女那样去要求当代的女性，以死相拼甚至宁死不从，这样是不符合妇女的人身权利保障要求的。

复杂的权力（关系）发生作用的时候，即使是温柔的强奸也仍然是强奸。

*本文仅代表受访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