梨泰院踩踏事故造成156人死亡，151人受伤。遇难者共有26名外国人。

警方事发前接79个求助电话

没有交通人流管制，再加上对于电话通报求救的轻忽冷漠，这两项工作不到位，导致了梨泰院惨剧未能避免。

越来越多细节指向这是人为因素，这是一起本可避免，至少可以降低伤亡的惨剧。

行政安全部长李祥敏、首尔市长吴世勋、警察厅厅长尹熙根接连公开道歉。

甚至国务总理韩德洙也开国际记者会承认，最重要的因素始终是“公众管理”（crowd management），政府在此方面缺乏充分的“制度支撑”，系统性努力不够。

这等于承认政府没有处理这类事故的经验和能力，残酷又无奈。

陆续曝光的信息显示，相关单位事先对人流管制毫无规划，警方事发前4小时就陆续接获11个报案电话，却没有积极应对。

而SBS电视新闻报道，从当天晚上6时到10时，警方接到的电话远远不止11个，共计79个。

韩国媒体披露，事发地龙山区警察局情报课警官，在事发前几天就根据信息报告，万圣节派对当晚将聚集远超过当局估计的人数，并写成报告上呈。但首尔警察厅和龙山警局在协调勤务人员配置时，却没有把这个因素考虑在内 。

现已公布11个民众求助求救电话内容，其中有9个提到了“踩踏”。

第一个通报电话是在事发当晚上6时34分，离晚间10时15分推挤爆发有近4小时。报案人说，人们下不来又一直推，没有任何人在管制，需要警察来，先疏通一些人后再放人进来。

此后，报案电话就接连打来。晚上8点多，报案说，有人推挤有人跌倒，完全乱七八糟，还有人受伤，需要管制一下吧。

到了晚间9时07分的第七个电话，要求更加明确，“请来这边限制行人单向行走”、“人多到快被压死了”。

在9点10分至10时11分事发前的4个电话中，民众也都清楚表达“快被压死”，要警方立即采取行动。

警方虽然针对其中4个通报加派了人力，但对其余7起都只是敷衍：“现场已部署警力”，而没有采取进一步措施。

“无限责任”意味着什么？

首尔市长吴世勋在记者会说，“昨天在国立医疗院，访问了一名20岁女儿受伤的家长，他安慰我说：女儿会醒过来的，我们是这样相信着的！结果今早……”

讲到这里，吴市长开始哽咽，最后流下泪水，并拿出手帕，转身擦拭。

“我听到说，她今早去世了。对不起，我的道歉迟了”。

他说，要为市民的生命和安全负责，对事故负有“无限责任”，将全力帮助遗属和伤者，改善相关制度并全力配合调查。

韩国警察厅长尹熙根也承认，事发前曾接获多起报案，警方对人潮管控有所不足，将成立独立特别机构调查，包括检视到底有没有在收到通报后采取合适应对措施？

尹熙根的发言是在韩国公众问责呼声越来越高之后，官员第一次承认他们未能尽力阻止悲剧发生。

此前，警方和政府像是在推卸责任。

行政安全部长李祥敏之前发言饱受诟病，说“再多警察和消防人员都无法避免灾难发生，这不是一次特别令人关注的大型聚会，规模与往年也没有分别”。

他还警告不要基于政治动机出言批评，冷血说法导致民众愤怒。

韩国《灾害与安全管理基本法》和行政安全部制定的《地区节日现场安全管理指南》明文规定，举办节日活动期间，主办单位、警方与行政当局分别该负起哪些责任。另外，《警察职务执行法》规定，警察必须对危及人民生命和身体的风险采取预防措施。

但行政安全部和当地政府都表示，万圣节并非“法定节日”，节庆属于各商家自行举办的活动，“主办单位”并不明确，所以没有人向警方提出人群安全管理的要求，相关规定不适用。

不过，梨泰院特别观光区协会相关负责人说：“我有通知龙山警察局，要求警方和地方政府提前控制，但他们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如果就像现在各方所扯皮的那样，没有“主办单位”的话，反而没有分担责任的对象，这样一来，国家的责任更大。事故的“国家赔偿”问题一旦被送上法院，死者家属和受害者的胜算还真不小。

2014年韩国发生“世越号”客轮倾覆案，300多人丧生，法院认定船倾覆后，国家初期应对和救援开展不力，致使灾害扩大，认定国家担负赔偿责任，分别赔偿每位遇难者2亿韩元（约合118万元人民币）。

船难调查中，共计399人成为调查对象，其中178人遭拘留起诉，11人不拘留起诉，最终共有53人罪名成立。

“世越号”船难是施救部门在“黄金72小时”内救援不力，此次踩踏则是“黄金6分钟”力不从心。共同点是当局后知后觉，行动迟缓！

包括韩国总理、首尔市长都在提“无限责任”的时候，国家赔偿，政府兜底的指向越来越明朗。

其实，从韩国与世界各地发生过的踩踏悲剧可以得出的教训是，只要有足够的“动线”与防灾计划，悲剧几乎都是可以避免的。

侥幸

梨泰院停办3年的解封万圣节活动，只部署了137名警力，是否合理？

警方事先评估将聚集超过10万民众，部署的警力多数是进行刑事调查的便衣警察，其他穿着制服的警力则主要在打击毒品犯罪，而非管制交通秩序，倡导分流。

尹锡悦自己终于也承认，事件揭示人群管理的重要性，以及韩国缺乏对大型活动人群聚集的安全研究，“与其挑剔活动是否有主办单位或组织者，重要的是人们的安全，我们需要拿出完善的措施。”

他建议，未来可使用无人机和其他数码技术来管理大规模人潮聚集。

政府想让民众自由享乐时，又要加强管控，看起来像是一个悖论。

把安全作为第一导向时，措施也就不难制定。

日本东京在2019年开始对涩谷万圣节活动采取严厉的管制立场，要求商店不卖酒，禁止民众在街上喝酒，并在街角派驻数百名警察和保安人员，以防止人群脱序。

韩国人的纪律性和服从性，在全球各国中，也不算太差，不像动不动就让椅子满天飞的英国人。

但从通报电话的回应情况就可以看出来，就算再好的纪律性，现场存在不可控因素，有无预案，在突发情况面前，存在天壤之别。

这不是年轻人荷尔蒙的问题，而是有没有预见性和对民众安全上不上心的问题。

韩国警察对付示威人群非常有一套，但对于梨泰院这类人群聚集场合却显得力不从心，其实挺讽刺的。

韩国军政独裁时期，当局赋予警方过大权力，能借由维护国家秩序或“防谍”为由，随意对民众展开驱离、逮捕等行动，导致在民主化后，对警方的权限如何调整，历任政府都抱着极为谨慎保守的态度，不敢随意更动。但这回惨案发生，将可能使这个框架被打破。

以前万圣节安然无恙是侥幸，疫情发生前的2017至2019年，聚集人数约莫达到13万到18万人之间，规模更大，却未发生重大意外。

以往侥幸不代表每一次都在幸运一边。

这种事，不能赌。

一旦赌输，很可能又是国家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