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定结婚年龄2013，法定结婚年龄2013年

人口经济学家梁建章领衔育娲研究院3月28日发布报告显示，国内初婚人数持续下降，初婚年龄上升，梁建章因此建议：降低法定结婚年龄有助于提升结婚率，同时还建议三孩家庭享房价五折优惠。

梁建章既是一位人口经济学家，也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还是携程创始人，作为一个企业家和学者，梁建章的这份建议，至少反映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人口问题的确迫在眉睫。

《中国婚姻家庭报告2022版》显示，超低生育率以及年轻人口的迅速萎缩，已经成为国内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要提升生育率，则需要鼓励年轻人结婚生育，降低年轻人的结婚成本。

此外，还需要树立积极健康向上的婚恋观，帮助更多的单身青年走进婚姻、建立家庭。

而根据这份报告的数据来看，国内结婚率从2000年的6.7%上升到2013年的9.9%；随后开始逐年下降，到2020年结婚率已经下降到5.8%；离婚率则从2000年的0.96%上升到2020年的3.1%。

而梁建章的这份建议，先不说有没有用，但很大程度上的确反映了国内初婚人数和年龄的问题。

国内初婚人数在2013年达到2385.96万人的峰值后便开始持续下降，2020年下降到1228.6万人，在这短短的七年时间里，国内初婚人数几乎下降了一半，为48.5%。

2013年，国内结婚登记对数为1364.93万对，2021年结婚登记对数下降到了763.6万对，结婚登记人数连续八年下降。

另外，男女初婚年龄也大幅推迟。以安徽省为例，2021年安徽省平均初婚年龄分别为男31.89岁，女30.73岁。

就在前几年的时候，罗sir看到的一个数据是上海平均结婚年龄为35岁左右，当时我已经觉得非常惊讶了，但上海作为一线城市，比较“国际化”也还能够理解，但看到安徽省的平均结婚年龄都已经是三十岁，这背后所反映的问题已经不单单是“国际化”能够解释的。

这背后更多的，正是结婚成本高企不下所带来的“恶性循环”。

从2009年到2013年，20至39岁女性人口中，已婚比例从77.93%下降到了67.06，到2019年，又上升到了72.72%。2019年，国内30至34岁男性未婚比例为18.16%，女性未婚比例为8.7%，低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

《中国婚姻家庭报告2022版》的主要作者携程创始人梁建章说：“首先结婚的几个数据，年轻人不愿意结婚的趋势是非常令人担忧的，这也是有点震惊的，结婚的意愿下降得这么快。我们可以看到七年时间，降了一倍，将近减半，结婚的人数和结婚率都差不多减半的降幅，这也确实令人震惊。”

梁建章在报告中指出，造成结婚人数下降的原因有六点：

1. 年轻人数量下降
2. 适婚人口男多女少
3. 养育成本高
4. 结婚成本高
5. 社会竞争激烈、就业压力大
6. 年轻一代的婚姻观念已经发生改变

梁建章还说，结婚的成本当然包括现在的结婚条件比较高，有房、有车、彩礼或者婚宴，这些结婚成本还是很高的，年轻人在城市里打工、在城市里买房成本非常高，如果在二线、三线城市彩礼也比较高。

与此同时，孩子的教育成本和养育成本也比较高，这不仅拉低了生育率，也会拉低结婚率。反过来说，如果通过鼓励生育能够降低养育孩子的成本，那就能同时提高生育率和结婚率，对于年轻人来说应该是非常好的消息。

至于如何鼓励生育，梁建章在报告中建议：增加大城市住宅土地供应，给予有孩家庭购房补贴；建议返还二孩家庭房贷利息50%，对于三孩家庭的房贷利息可全部补贴返还。或者在高房价的地区，可实施一孩房价九折，二孩房价七折，三孩房价五折，同时还建议将法定婚龄降到18岁。

梁建章认为，结婚跟生育的最重要的一个制约因素还是成本，购房是一个大头，养育成本包括孩子的教育也是一个大头。

说到这里，罗sir在之前的文章中也曾经说过影响房价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就在于住宅土地供应很少，反过来导致土地资源稀缺，传导到消费端，这就造成了高房价。

大城市土地的确是稀缺资源，这是事实，但另一个事实是：土地依然有，但由于一些因素存在，这就好比早年间的小米手机一样，玩的是“饥饿营销”。

这一点，梁建章也做了一些说明。

“购房成本是最有效的，也是非常可行的，还是要大量地能够加大在高房价地区，尤其是高房价地区住房的土地供应。大城市的扩容还有很大的空间，北京、上海这些地方并不缺地，有大量的农田，还有开发效率不高的土地可以开发出来。与其让年轻人在县城买房，占了个地而不去住，还不如让他们在大城市能够尽量地住得宽敞一些，或者低成本能够买到一些房子。如果把非常丰厚的卖地的收入折让一点，补贴结婚、生小孩的家庭，就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早一点买得起房，这样他们的生育和结婚的意愿就会加强。这是我们说的购房能够给予优惠，通过在这些高房价地区增加住宅土地供应。”梁建章说。

作为一个企业家还能如此关心人口问题，在这一点上我是佩服梁建章的。

梁建章还指出，这些还是不够的。“希望能够通过现金的补贴或所得税、社保的减免方式，能够给这些家庭实质的支持，大幅度减轻这些家庭生育跟养育孩子的成本。我们应该可以拿出GDP的1%到5%来鼓励生育，这我觉得是非常实际的，而且能够快速地降低生育的成本，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组织家庭，能够生儿育女。”

关于建议将法定婚龄降到18岁，梁建章解释，这是一个解决法律上的矛盾问题，既然成年了就应该有这个结婚的能力。

考虑到18岁结婚的婚姻和生育质量问题，我个人认为梁建章这个建议的实操性并不算强，不过其他的建议，我认为还是非常靠谱和贴切的。

人口问题的本质，实际上关乎到方方面面，不仅仅只是经济这么简单。当若干年过去，我们有着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却没有足够支撑的人口，那这种崩坏是多方位的。

人口它是一个大问题，背后所折射出的是个人的选择和方向，从结婚到生育，从就业到养老，本质上，它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未来、希望、和当下。

我们如何看待自己和自己周遭的环境，往往最能够体现的不是看他说了什么，而是看他是如何做的。

end.

作者：罗sir，新青年的职场内参。关心事物发展背后的逻辑，乐观的悲观主义者。关注我，把知识磨碎了给你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