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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讯（记者 田杰雄）因为农产品副食标签不符合规范，组织有机小农户售卖的市集，被职业打假人或者说职业举报者连续举报到了食药监部门。实际上，小农户的预包装产品标签规范化及资质问题，已成为全国类似市集和生产者都头疼的问题，要不赔钱上千，要不罚款上万，“一旦让职业打假人盯上，对经营者和生产者就变成了一场灾难，他们要么迫使生产者向食药监交罚款，要么要挟生产者把钱交到打假人手里，通过协商少交一些费用。”

执行标准、固形物含量、“SC”标志……规规矩矩种粮食的小农们，经常搞不懂里面的规矩，又无法像大企业一样找专门机构帮助。向职业举报者妥协却也不是一个好选择，因为给了一个人钱，后面还有成群结队的人在等着，甚至连磨芝麻酱都变成了高风险行当，只能迅速下架。遗憾的是，这一切，只与标签和手续流程有关，而与实际的产品质量无关，这是最让小农户们委屈的地方。

6月初，海淀市场监督管理局给社区店下达告知书，没收1740元违法所得，并处以23000元罚款。受访者供图

食药监部门or打假人 钱总是要交出去的

23000元，今年上半年，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的社区店“集室堂”又被食药监部门罚款了，这对不以盈利为目的，也一直在盈亏平衡线挣扎的草根组织来说，绝对是笔巨款了。有消费者调侃，“这很明显是要让这个本来获利很少的‘穷机构’关门的节奏”。按照处罚决定书，农夫市集这家社区店最终付款日期应该在今年的6月26日。

今天已经8月1日了，这笔罚款，农夫市集还没交，而是寄希望于行政复议。原因是他们听说最近在外地的一些类似案例中，因为没有造成食品安全问题，所以到了最终的行政复议阶段，售卖方被免罚。

有机农夫市集社区店集室堂。受访者供图

位于海淀五彩城附近的农夫市集社区店负责人潘达告诉记者，23000元对于这个一直挣扎于盈亏平衡线上下的社区店来说相当于几个月的纯利润。至于被罚原因，潘达说因为恶意举报。“虽然处罚是因为店面销售的小农加工品在标签上缺乏部分信息，但并没有任何欺骗消费者的不实信息，也不会产生任何食品安全事故。”

有机市集去年年底就曾接到过食药监部门的罚单，被罚款的原因几乎相同。那一次，市集被罚了5000元。新京报记者在最近一次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原海淀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向市集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上看到，这次被举报的两种预包装食品为标签上缺少执行标准、固形物含量的“黄桃罐头”，以及缺少营养成分表、执行标准、厂家联系方式的“高筋小麦挂面”。按照《食品安全法》第67条，两样预包装食品标签缺少的内容，是和食品名称、规格、生产日期、保质期、贮存条件、生产许可证编号一样，必须同时在食品标签上注明的。

潘达指出，这并不是一起普通的“群众举报”，“食药监部门也知道这次举报来自职业打假人，曾明确告知我们，举报人在北京的举报记录有上千条。”标签问题是职业打假人最常见的举报内容，但潘达说市集至今不曾有机会与职业打假人直接接触。

“打假人没有来找我们，而是直接举报到了食药监。”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的创办人常天乐说，这是她一直没想明白的事儿。

唯一的一次接触机会来自于食药监部门的沟通过程中。潘达回忆，市集的社区店一直在跟食药监部门沟通，希望考虑到职业打假人的举报性质以及市集对接小农、利于乡村振兴的特点，可以从轻处罚。但食药监部门表示为难后，也曾同意让市集与打假人直接沟通。“但他们当时给出了一个条件，就是如果他们把打假人的电话透露给我们，我们则需保证能让对方撤掉这次的投诉。”

“这就相当于，如果我们的罚款不交给政府，就需把一笔现在也无法确定数额的钱交给职业打假人。”常天乐说，如果想彻底解决这件事，现有的情况意味着这笔钱必须支出。当这两个选择摆在农夫市集20多位同事面前时，这群为了公益走到一起的年轻人，实在不愿面对职业打假人，而是寄希望于行政复议。

食药监部门确认 投诉为职业打假人举报

《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提到的处罚依据，是《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食药监部门可以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食药监部门最终决定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1740元，并处罚款人民币23000元。农户则有点想不通，自己种小麦、磨面粉、压面条，最后咋成了“违法所得”。

本次被举报的“高筋小麦挂面”是河南一家有机农园的产品。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记者近日就此事询问了收到举报的北京海淀清河街道食药所。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向记者证实，本起投诉的举报人确为职业打假人。之所以罚款金额较多，是由于“店面在此前食药所的检查中也存在标签不符合规定的违法事实”。工作人员表示，对于标签规范的问题，食药监部门在检查过程中一经发现即会罚款。随后，电话被另一名工作人员接起，表示并不接受采访。

也许还有转机。今年5月10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曾就《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与举报处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办法》拟定，不是为生活消费目的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市场监督部门将不予受理投诉。其中第二十二条也拟定，对投诉人、举报人不以保护自身合法权益或者制止违法行为为目的，滥用权利，反复、大量、恶意地提出投诉举报，滋扰市场监管部门正常工作的，市场监管部门应当从严把握其投诉举报的受理标准。同时，在《办法》的起草说明中，也明确提出，为保障和规范公众的投诉举报行为，将“合理限制”极少数职业索赔人滥用公用资源的行为。

5月份这则征求意见稿的公布，曾被大众认为，是象征着职业打假行业即将走向尽头。而据相关公告显示，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19年6月9日。截至目前，新的《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与举报处理办法》尚未出台。

当标签碰到食品安全 小农盼有个出口

作为国内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有机农夫市集，常天乐和自己的团队一直服务于小型生态农业生产者，还和全国100多家有机小农合作。事实上，在北京的两家市集店面中，更加主流的商品，是来自北京及邻近省市生态农场种出的新鲜蔬菜，经过初加工和深加工的农产品所占比例不大。然而，也正是这所占比例不大的加工产品，既是生态农户们发展的未来，也因为加工品涉及到的资质和标签瓶颈而饱受困扰。

秦明位于福建的酒坊。受访者供图

秦明也是有机市集的合作生产者，他向记者讲述了一个自己几年前的亲身经历。“我卖的青梅米酒都是纯手工制作，所以虽然之前已经拿到了资质，但是总觉得手工制作加个QS（企业食品生产许可标志，2018年10月由SC标志取而代之）标志比较奇怪，所以就没有贴这个标。结果珠海的职业打假人在网上买了我们的米酒。”对方做的第一件事是向法院起诉，由于以为自己资质齐全，秦明坦坦荡荡提交了自己的相关资质材料，“后来他们便向工商和食药监部门举报。他们是两个路子，要么迫使生产者向食药监交罚款，要么要挟生产者把钱交到打假人手里，这样还可以通过协商少交一些费用。这个过程，对于正常的生产是一个严重的骚扰。”

就像自己从前不了解售卖流通的商品必须贴有QS标志，秦明认为，小农一旦希望提高产品附加值，尝试做产品深加工的时候，因为开始触碰到《食品安全法》的法律框架，一些问题也会随之而来。“法规不是每个农人都知道、都能看明白的，小农在各种法规、食品标签规格、各种事件的应对都是在学习过程中。标签瑕疵并不影响食品安全，所以我也会困惑，无论从行政还是社会包容度的角度，是不是都能试着允许这样的问题，或者给这些问题一个出口。毕竟不是每个人像是大企业家一样，能够找到专门的机构来负责这件事。”

三个梯队 太多农户很难取得资质

事实上，秦明讲述的亲身经历里，最后是以他向打假人支付七千余元而告终的。他向记者坦言在与工商部门接触的过程里，才得知自己委托他人办理的资质证明确实存在问题。

为什么不自己办，而是委托他人？秦明给出的原因是，获得加工资质对于小农户们来说太难了。一般来说，小农户们想做能够获得更多附加值、也更利于储存和运输的产品，例如罐头、面粉、面条、果酱、腊肉、豆腐之类的加工品，往往不属于农产品初加工的范畴，也代表着这些食品会面临更为严格的管理，也就是成为《食品安全法》框架之内的生产品，是需要取得相关资质的。

所谓资质，就是企业食品生产许可证以及执行标准证书。取得这两个证书意味着小农户对于从事食品加工硬件设备的高投入，这一项几乎难倒绝大多数的小农。

农夫市集提倡支持本地生态小农。受访者供图

秦明介绍，想要把食品的加工推向更深一层次的小农基本上都会处于三个梯队。第一梯队的小农户有资金，也有能力，他们能够依据执行标准去投资购买生产线。

第二梯队的小农没有那么大的生产能力，但自己拥有成熟的工艺和配方，可以将其连同原料交给第三方工厂去代工。同时，除了担心配方的泄密外，因为标签中也将写明代工工厂的信息，风险共担后，小农户们也要牺牲自己一小部分利益，去支付工厂的代工费。

而作为第三梯队的农户，他们没有那么大的固定资本投入，又因为种种原因不愿委托代工方，则可通过注册“小作坊”来进行农产品加工。可“小作坊”产品只能在本地域范围流通，甚至不少地区从未出台过相关政策。

秦明很幸运，他位列第一梯队，几年间自己花了几百万投资建厂，打假波澜之后也重新取得了真正的资质证书。

但这份硬核幸运并非每个小农户都能拥有。毕竟，能够被职业打假人锁定目光的，不只是终于取得资质认证只是标签有瑕疵的食品，还有那些根本没有取得资质，或是以小作坊备案试图向更多地域流通的大多数小农户们。

打假难缠 不是任何人都坚持到底

对那些处在标签和资质困境下的小农户来说，消费者在买下这些食品的背后，有人不光承担了体力劳动，还有精神负担、法律风险，甚至有财务损失。赵谨曾是这样的“背后人”之一。

2013年赵谨开了一家网店售卖专门从各个省份生态小农的作坊收集而来果脯零食类的深加工食品。因为了解加工农户的实际情况和他们因为资质问题面临的困境，再加上反复的实地考察，赵谨对于这些作坊生产的食品有足够的信任，所以她说，即使自己知道“所卖的这些产品不可能获得SC认证，但还是想做这件事。”

这件事确实风险太大。因为除了要说服食药监部门，更需防范职业打假人的举报。赵谨没想到的是，风险居然首先来自于最让大家放心的芝麻酱。

“有人在我们的网店买了一瓶芝麻酱，收到货之后对方直接就通过平台聊天窗口把《食品安全法》条款甩了过来，告诉我们应该怎么赔偿他。”后来经过几回合沟通，赵谨才意识到对方根本不是普通的消费者。

一位从事制售小农户深加工食品的朋友，当时给了赵谨两条建议。“他说，要么我绝不向职业打假人低头。要么我在低头之后，就要用最快的速度把相关食品从网上下架。因为他们都是成窝的，一旦向第一个人妥协，那么后面就会有一窝蜂的职业打假人来找你的麻烦。”

最终赵谨应对方的要求支付了1000元赔偿。而就在赵谨拿起电话嘱咐家里人马上下架产品的间隙，第二个打假人果然来下单了。

没过多久，赵谨最后还是在提心吊胆的煎熬下，放弃了所有没资质农户产品的售卖。

北京有机农夫市集与赵谨所承担的风险和压力相似，潘达说，他们还是寄希望于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能够考虑到他们为实现可持续食物体系、为保证食材安全尽量不使用添加物而所做的努力，而不被一刀切对待。

“陕西最小饼干厂” 带来了希望

还是有一些事能够让人看到希望。

2014年，大黑在陕西关中腹地和妻子一起成立了绿我农场。

绿我农场麦田的春天景象。受访者供图

在随后的几年里，他们凭借一己之力取得了SC认证，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只占地320平方米的饼干和面粉生产线。大黑说，建饼干厂前前后后，从开始准备到最后拿到资质，总共花了快一年的时间。“其中的很多细节，都是我和儿子两个人忙活完成的。”

通过审核后，专家组告诉大黑，在他们看来，这可以说是陕西省最小的一个面粉厂和最小的饼干厂，也有可能是全中国最小的，但愿意把资质发给它。“他们说相信我们是能做好产品的企业，是有想法的，不会拿到资质后去坑人。”

在大黑的“陕西最小饼干厂”里，正在制作全谷物饼干。受访者供图

在大黑看来，小农户投资建厂，硬件设备当然是最基础的条件，包括技术资料、工艺流程、关键节点的控制等在内的软件部分其实才是拿到资质的关键。他对记者说，如果人员对流程很不熟悉，或者场地存在很多隐患，那么专家就会认为工厂对于产品质量无法把控，也就不会通过审批。在绿我农场所在的区县，当时也存在过几个投资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建成的大厂，“他们的硬件设备很好，比我这里强多了，但是由于他们的人员对生产流程、工艺、品质无法控制，也就没有通过审批。”

专家观点 标签资质审核会越来越严格

在近几年里，国家陆续出台了许多鼓励农产品加工的相关政策，前有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意见》，后有今年的一号文件，提出大力发展现代农产品加工业，“支持发展适合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经营的农产品初加工，支持县域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这些让那些对加工农产品有投入的小农户们感到备受鼓励，但在非初加工领域，挡在面前的资质问题和规范化问题也还是他们眼里的坎儿。

针对小农户们在取得资质和完善标签过程中面临的瓶颈和问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农业产业政策方向研究员高雷首先强调，食品的质量安全肯定高于一切。

高雷表示，我国食品安全立法较晚，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对食品加工企业的审核趋势注定会不断严格，规范的标识以及食品安全的概念也会越来越深入人心。他指出，其实无论是初加工还是深加工，包括农业农村部认证的农产品地理标志，都是在逐步规范过程中。对于许多农户们现阶段面临的加工方面的困境难点，有一些是我国发展农产品加工产业过程中的阵痛，可能确实会在实际上影响一些小农户的个人利益，并且无法满足他们能提高产品附加值，多挣一些钱的心愿，但就目前的政策和发展方向来看，国家并不会牺牲长远的规划而只顾眼前的利益。“这个前进的道路虽然曲折，但是肯定是向前的。”

此外，高雷提到，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地方出台的小作坊政策或是其他相关的方案，也并不能算是一种为小农户深加工者提供的解决方法，它们或许能够结合本地特点对提高小农户的收入起到促进作用，而另一方面也会有相应的考核办法出台，毕竟对于食品安全的把控不可能倒退。

高雷介绍，农产品加工业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国家确实一直有鼓励农产品初加工的政策，还寄希望于各地能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倡导“一村一品”、“名优特新”，同时延伸产业链，补强创新链，提升价值链，希望能把初加工和深加工完整的产业链条留在县域及以下，让农民这种收益。“国家鼓励的还是小规模农户们能够通过形成规模化走深加工的道路，而并非单打独斗。”

有人在等待 有人继续向前

2015年，农业相关专业毕业几年后，许琛开始在北京的郊区做豆制品加工。放在一些已经出台了小作坊相关政策的外地省市，这事儿不难，但是那时候的北京还没有出台《北京市小规模食品生产经营管理规定》，想合法合规的生产，对于许琛来说只有办加工厂一条路，但这代价太大。

许琛做的加工豆制品。受访者供图

2019年初，他听说大黑的经历，羡慕大黑，能够凭一己之力建厂，为这些食品向更广领域流通获得一张通行证，但是他不知道能不能等到北京放开“小作坊”政策的那一天。

上周，记者再次联系到许琛的时候，他说事情开始有了一些改变，“前一阵子去镇里边市场管理部门咨询，说北京市对于我们这种小作坊的管理办法，也正在研究。对于我们现在从事豆制品加工这件事，并不是完全限制了。”其中的原因，或许在于今年7月初《北京市小规模食品生产经营管理规定》和《北京市小规模食品生产经营许可备案管理办法（试行）》的出台，尽管在官方的政策解读中，只说这是为了顺应“放管服”改革的要求，其实本身并不出于对小农群体的考虑，但其中对于“小作坊”的定义，还是让包括许琛在内的北京地区的农业生产加工者看到了曙光。

相关政策显示，对于小作坊的具体管理办法、可加工的食品目录等需由区级政府决定。许琛上一次去镇里询问的时候，工作人员也说，具体的办法还需区里进一步明确。

从政策出台到落地，对于许琛来说，“继续等”就足够了。但对于另一些取得了资质但还在试图让产品标签更规范化，或是努力尝试，让自己的深加工行为合法化的小农户们来说，还需迈过由职业打假人带来的荆棘，继续向前。

（应受访对象要求，文中“潘达”、“赵谨”、“大黑”、“许琛”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田杰雄

编辑 张树婧 校对 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