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律师价值多少，奶爸的离婚生活

近日，一则“奶爸离婚获家务补偿1万元”登上热搜，引发网友热议。2016年，刘先生与王女士结婚并育有一子后，便分居生活。孩子一直跟随刘先生一起生活，王女士只是偶尔探望。刘先生提起离婚诉讼，要求王女士补偿6万元。最终经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判决，王女士支付家务补偿款1万余元。

近年来，有关离婚家务补偿案的报道并不鲜见。2021年1月正式实施的《民法典》明确规定，“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

在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韦震玲也提交提案，建议立法将全职从事家庭服务视为一个受法律保护的合法职业，以解决好我国生育率低和老龄化等社会问题。

她还提出，要保障回归家庭为家庭提供全职服务的一方权益，应由政府发放劳务补贴，或有经济来源的家庭成员，支付其生活费用和服务费用，或享受计算工龄及社会保障等待遇，或减免从业配偶个人所得税等。

这一提案一经报道引发各界关注，三胎政策全面放开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谨慎选择生育。而选择放弃个人职业发展，回归家庭全心“相夫（妻）教子”，意味着将经济独立与自主的权利交出，看上去更像是与未来的一场豪赌。在今天，家庭“主妇”、“煮夫”还值得做吗？如何保障在婚姻家庭中承担更多义务的一方？

对此，潇湘晨报（报料微信：xxcbbaoliao）记者专访家庭主妇、社科院研究员和离婚律师、性别议题专家，他们各自给出了自己的意见。

“做了3年全职主妇，最近准备找工作”

小鱼，湖北人，29岁，全职主妇

2014年，毕业于湖南理工学院的小鱼（化名）前往北京发展。2017年跟随丈夫回到长沙前，她在北京一直从事新媒体工作，月薪7000元左右。

△小鱼讨论全职主妇利弊的推送 图源受访者b站截图

回到长沙后，小鱼发现长沙的就业市场并不像北京活跃，可选择的余地很小。她有些不太适应长沙的工作环境。

2019年初，小鱼决定离职，尝试转型做自媒体。小鱼的娘家经商，对她的教育从小都是“放养型”，丈夫也支持她的选择。做自媒体不多久，2019年8月，小鱼意外怀孕了，自媒体的工作就时断时续，2019年一分钱都没挣到。

2020年生下女儿后，小鱼的自媒体账号开始有了一些收入，平均每月3000~5000元，她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缴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

在家带孩子后，小鱼自觉休息的时间比上班时更少了。但作为B站生活区UP主，小鱼的育儿生活也是其自媒体账号主打内容的一部分，这部分内容吸引了很多已婚女性的共鸣。

她也拍摄过一些探讨家庭主妇话题的视频，与粉丝们讨论做家庭主妇的利弊，多数网友不太承认支持做家庭主妇，甚至不认为这是一个职业。

但小鱼认为，家庭主妇这个职业很重要，因为年幼的孩子需要陪伴，这个工作总得有人承担。“多数人并不能边带孩子，边做别的工作，而是就这么停滞下来。”

小鱼和丈夫的财务没有分开，全家年收入大约20~30万，在长沙属于普通小康家庭。她没有计较自己付出的代价，也未计算过家庭主妇承担的家务的经济价值。

粗略一算，她现在等于打两份工，“高级育儿嫂每月至少一万多。我做自媒体的收入，也是给孩子买东西。”

小鱼也关注过一些离婚案件，发现家庭主妇最后得到的补偿并不多，“法律层面来看，家庭主妇付出的劳动没有太大价值，将会导致女性越来越不愿意回归家庭，不愿意生孩子。”

尽管坚持家庭主妇的劳动的价值，但她仍会察觉到这个身份带给她的微妙感受。没收入时，她会有不安全感。

“分娩后，身材变了，事业也停滞了，还要接受外人异样的眼光，会觉得在家带孩子一点好处也没有，除了对孩子好。”小鱼庆幸自己的自媒体事业做得还可以，身边的朋友同学也不会随意对他人生活置评，“真的在家没有任何收入，或者毕业会直接做全职主妇，还是有点可惜。”

耳闻的一些家庭主妇遭遇丈夫变心的案例，让小鱼难以逃脱生存压力和焦虑感，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小鱼想过最坏的情况，“要给自己一些生存的底气。”

自媒体有了收入后，小鱼的不安全感和焦虑少了一些，她也发现，家庭主妇的话语权更小一些，“毕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小鱼身边有很多女性，因怀孕被迫停止工作。理想状态是边带孩子边做副业，但这是一条非常艰难的路，多数女性难以做到，“一些女性朋友一考虑要为生育放弃工作，都有点害怕。”

有时，小鱼也会和家人讨论生育给已婚女性带来的困境，但很少得到理解和认同。因为在上一辈人的认知里，女人生完在家带孩子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小鱼的妈妈就是边和丈夫经商边把小鱼带大，小鱼的爷爷奶奶甚至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

小鱼生育完的第一年感觉特别累。尽管丈夫是在家办公的自由职业者，也会搭把手，但孩子天生比较黏妈妈，小鱼还是承担了绝大部分的家务，“可能从这一代开始，爸爸妈妈都要承担家务活儿，下一代女性的处境才有所改善。”

小鱼也听说家庭主妇职业化这类提议。身为家庭主妇，她考虑得更为实际——如果丈夫每天在为支付家庭主妇的薪水工作，可能无形中会增加家庭矛盾，“等于还是把责任压力回归到小家庭了，这类推广没多大意义。”

虽然认为可能性很小，但她赞同国家和政府支付部分补贴的提议，这意味着家庭主妇这个职业得到了国家和社会的承认，有利于提高家庭主妇的社会地位，“如果主妇带孩子也有收入，身边人会更认可一些。”

至于补贴的金额，小鱼认为最好根据地区或者国家的财政状况评估，“太高不可能，太低没什么意义。”

“应该减不了几百块，但退税时增加这么一条还是可行的。”她也赞同为外出工作的配偶减税，更希望国家能给家庭主妇交社保和医保，给家庭主妇最低的保障。

考虑到这几年经济下行，自媒体这行竞争激烈。孩子明年要上幼儿园，小鱼也计划要上班了，今年新房要下来，自家还没有买车，如果加上车贷，“自媒体也不能做一辈子，光靠一个人挣钱肯定是不够的。”

△小鱼身为全职主妇的日常 图源受访者b站截图

“要承认家庭照护是一种社会劳动”

唐钧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家庭主妇职业化的提法不太准确，应该表述为家庭照护职业化。因为照护的对象不仅是孩子老人，也可能包括残疾人、重病患者等需要照顾的群体，它不是医疗上的护理，主要是生活上的照顾，连带一些护理、康复。

照护分为直接照护和间接照护，直接照护就是针对人的照顾，打扫卫生，买菜做饭等劳动则被称为间接照护。

要承认这类照护劳动是一种社会劳动，是为社会创造价值。现在女性退休较早，并不是闲下来了，而是可能在家帮忙带孩子。因为国内0~3岁的孩子是没有任何公共服务的。

针对0~3岁的孩子建立机构化的照护，又很容易出现问题。因为0~3岁的孩子没有任何表达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所以，从前被认为是家庭事务的家庭照护，其实是一种社会劳动，是为社会创造价值的。

如今，国际劳工组织一直在主张，照护应该成为一项工作。所以，很多国家给在家照顾老人孩子的人发社会工资，还有组织为家庭主妇争取权益，在北欧尤其明显。

2018年，国家劳工组织出具文件《照护劳动和照护工作》。国际劳工组织一直在提倡体面就业，这个议题也包括在体面就业的大议题当中。

其实，家庭主妇在家里付出了很多的劳动，比如培养孩子。现在讲养儿防老的观念已经过时了，养儿其实是为社会在养，所以养儿其实是一种社会劳动。这一点已经很明显。

既然是社会劳动就应体面，在社会上应该有支持它的非营利组织。第一，对照护者有培训，灌输先进科学的理念、手段和方法。

第二，要关心照护者。每天面对老人、孩子，其实照护者也会有很多烦恼。比如久病床前无孝子，不完全是道德问题。

成天面对卧床不起的老人，整天只能做一件事情，也会导致很多心理问题，甚至抑郁症。所以，国外强调要关心照护者。如果照护者有心理问题，可能会出现虐待孩子、老人的行为。

第三，要给照护者一定的经济报酬。因为做任何事都有成本，照护者在家就不能外出上班了，把对家庭的照护看成上班，也可以给其一定的工资。

家庭照护在理论上已经很清晰了，在国际上也是一个热门话题，我们的思想观念太陈旧落后了。目前，我国向家庭照护者发放工资的可能性比较小。不过，可以在国内局部地区做试点，比如上海、北京和浙江等经济能力较强的地区。毕竟这关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前途问题，不得不考虑这个问题。

我们过去说男主外女主内，这一套理念很陈旧了。谁回家照顾老人孩子，其实夫妻俩也可以协商，在欧洲的奶爸很多。家庭照护工作不能称之为回归家庭，其实就是工作地点在家里而已，现在在家工作的人也多了，网店店主都在家工作。

应该建立一套新的理念思想，先认识，再解决问题，要不然孩子还是生不出来的。国内女性不少担心职场竞争力受影响，不敢生孩子，本质上是一种年龄或者性别歧视。

至于为家庭主妇计算工龄或者交纳社保的方案，现在国内对工龄的概念越来越淡薄，如果家庭主妇自己有收入，可以按灵活就业的形式交社保。

虽然中国人的劳动参与率很高，尤其是女性参与率很高，但中国人工资普遍不高。

我小时候父母出去工作，父亲的工资一个人养三个人都不成问题，但现在中国大多是双职工家庭，一个人的收入根本养不了家，有些家庭妇女还掌握家庭财政大权，丈夫拿不多的工资回来交给妻子，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所以，这个提案的建议听起来很好，但对国内大多数家庭来说，丈夫给家庭主妇发工资的实用性不强。

还要考虑女性独立的因素，自己有一份工资，即便是政府发放的补贴，毕竟是自己挣来的钱。

这个提案的大方向是对的，但是理念很陈旧，应该用先进的理念取代。提的措施，对大多数家庭，相对实用的措施还是政府发放补贴，这也是目前全球最热门的方式。

△小鱼讨论全职主妇的推送内容截图 图源受访者b站截图

“给全职一方发工资可能会导致躺平？”

北京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婚姻家事律师张荆

我先说一下这个提案的大背景：目前，《家庭教育促进法》出台了，二孩、三孩的政策也在推进，人口的低生育率，也确实是一个客观现实问题。

生养教育孩子，一个家庭的期待和要求是客观存在的。男女双方中有一个人，得在一段时间内牺牲自己的职业发展前景去为家庭付出。这是整个社会大环境和背景下的需要。

在今天，为什么会提出来，家务劳动应该是有偿的、货币形式或者家庭补偿金？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女性不愿意走入家庭了，不愿意生育了。

因为政策不友好，所有人都默认，付出的应该是女性。没人认为全职主妇是有价值的，是为社会在做贡献。

有一个比较常见的认知误区，丈夫认为自己的工作所成就，都是靠自己辛苦努力所得。往往忽视了在家的妻子要带孩子、照顾家。没意识到身后的家庭要正常运转，需要一个人来付出。

而这个人同样也可以出去创造价值。

所以，首先要转变观念，认为家务劳动是有偿的，是要呼吁的第一步。

去年实行民法典的家务劳动补偿金制度后，从第一例家务劳动补偿金的案子，一直到年底，我们盘点全年的家务劳动补偿金的案例，发现它只是一个符号化、象征性的一笔安慰金，远大于过于它的实际意义。

家务劳动补偿金提出来的根源是什么？第一点，它要解决一个问题：真正为家庭付出这一方的劳动价值是应该被看到。

第二，付出家务劳动只是家庭的角色分工不同，它同样是具有货币价值的。

但对中国人来说，家务劳动货币化是很难接受的。很多人认为老公给老婆的家务活发工资，什么都算钱，那家庭就没有人情味了。人情不是拿别人的牺牲来维持美好的，是彼此相互尊重，看到对方的付出，认可对方的价值。关系才能良性运行。

对于全职妈妈的家务劳动的付出，日本、韩国以及西方国家，都以不同形式在肯定。因为它们更早意识到生育率下降的问题。

而女性作为承担生育的重要主体之一，如果女性权利被漠视，就会直接影响到人口生育率的下降。

所以，在西方国家，离婚后，男方在女方再婚前要一直供养女方。这是大多数国家执行的一个政策。因为女性在为家庭付出时，丧失了参与社会竞争的能力，而外出工作的丈夫的能力在提升，中间存在巨大的落差。

韩国和日本，就把丈夫的部分工资直接打到妻子的账户当中去，日本的比例是50%，韩国是30%。

我们国家的女性一直被塑造成忍辱负重、无私付出的形象。今天的女性已经充分接受教育，在走入社会后，就不易被这种观念诱导了。因为她获得的回报太不成比例了，而且常被看不起，男方高兴时说“我养你”，离婚时变成了“我养的你”。

我们国家的国情下，我不太赞同发放工资的形式，因为整个社会环境还没达到那个程度，应该缓慢地让大家逐步改变观念去推进。太激进推行不了，就是不切实际的。

已推行的家务劳动补偿金制度是很好的制度，落到实处，它补偿的不仅是婚姻中付出的这部分。家庭主妇的劳动是应当以货币化体系被看见、被肯定、被呈现的。更重要的是家庭主妇离开职场，导致回归职场时丧失竞争能力的未来收益。

比如男方本科起考研考博，女方养家糊口，伺候孩子，还要挣钱支持男方。硕博读完，男方开始忙了，女方的工资也不高，回归家庭了。两年后男方说双方差距太大了，没有共同语言。此时，男方的价值才真正开始出现。

如果不通过制度来保障，容易诱发道德风险，女方的付出也付诸东流。今后谁会在婚姻当中无私支持对方？风险太大了。

女性在另一方提升时要齐头并进，双方不要差距太大。所以女性不要轻易选择做家庭主妇。女性生育完，应以最快的速度重返职场。如果不保证自己的职场竞争力，未来被被家庭辞职下岗，分到的就是家庭共同财产的一半。

很多离婚案例里，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家务劳动补偿金就给5万块。一个本科毕业生一年都不止挣5万块。

所以，要让家务劳动补偿金真正落到实处，应该考虑家庭主妇为家庭付出，而丧失的未来职业收益的前景的落差，结合婚姻的长度和付出的具体情况来计算。

因为全职一方付出获益的另一方，在未来一定年限内，其获益应当和全职一方共享。这样每辜负一段婚姻是有成本的，他得为上一任付出的人买单，不能轻装上阵立刻投入另一段婚姻。

最好不用家庭主妇这个词，家务劳动补偿金，针对的是为家庭付出的一方。过去认为家庭主妇全是女方，男人会被别人嘲笑说吃软饭，这样的观念，就是瞧不起做全职的一方。

通过政策和利益的引导激励，从意识形态和政策法律等方面肯定，法律给全职一方充分、安全性极高的保障，让其认为“我实在为国家做贡献”，双方都不会有心理落差。

给予全职一方更高社会地位的同时，其实鼓励的是，男女两性都应该参与到为家庭付出中。

至于提案，中国是非常讲人情的国家。老公给老婆发工资，那就是雇佣关系，成了老婆给老公打工了，那政府要是给全职一方发工资，会不会导致直接躺平了？

这种提法也容易引起男女两性对立。男人也会说，那我有个子宫也回家躺平了。那大家都不会想出去上班了。

职业不分高低贵贱，个人的选择要尊重，我们肯定全职主妇的付出。同时，保护家庭妇女，夫妻财产互查等配套措施也要跟上，很多案例，丈夫挣了钱藏起来，不告诉妻子挣了多少钱，想查清楚男方的收入比登天都难，家庭主妇主张自己权利时，可能知识也落后，连个参照值都没有，更不知道如何争取权益。

我有个客户，做了10年全职主妇，不知道身为航空公司高管的丈夫挣多少钱，男方告诉妻子自己负债五六百万。最后我们计算男方十年收入大约是3000多万。

根源还是要消除男女的性别歧视，90%的人会默认全职角色应该是女性。女性被赶回家，没有权利查询在外挣钱的那一方真实财产状况，这就是保护强权一方。女性被家庭剥削成了一个免费的家庭服务员。

但女性如果不好好做家庭主妇，出来“搞事情”，会被诟病没有尽到家庭责任。因为妻子和母亲的家庭角色的缺失，导致孩子有问题，丈夫有外遇。全部归因就是这种刻板印象。

“低收入的妇女被动成为家庭主妇”

资深媒体人，社会学博士李思磐

我认为，提出全职主妇职业化的人大代表，应该是从其检察官的工作角度做出的建议。

她应该也不仅仅是说家庭主妇职业化制度，而是全职的家庭管理，或者是家务照料这类劳动，不管男女都应该（承担）。

她的提议主要是在家庭财产的分配上，更多集中在家庭内部的分配上。就是在家的家庭成员，可以分享外出工作的家庭成员所获薪酬，也可以在离婚时，得到家务劳动的补偿。

但问题在于，此前有离婚案中，家庭主妇5年婚姻获得家务劳动的补偿是5万元。

该案有标志性的意义。虽然公众不清楚事件全貌，但如果一年做这么多家务，只补偿1万元，肯定不行。后来法官好像解释过这个案件，说其他家庭财产的分配上面，也许可能当事人是满意的。

但这有一个问题，如果仅仅将家务劳动视为家庭内部成员间的准市场的交换关系，我认为是不行的。

家庭主妇分为很多情况，一种是中上阶级、收入较高的家庭，让女性在家里做全职主妇，这是我们想象中的全职主妇的概念。

但实际上，有很多低收入的女性成为全职主妇，而按照中产阶级的标准，她们配偶在外面挣的钱，是不足以养活一个家庭的。

为什么她们只能做全职主妇？因为有大量中下阶层的妇女，在劳动力市场的地位是非常不稳定的，她们并没有需要以高等教育作为基础，专业性强和有发展机会的工作。通常，她们可能在一般的中小企业里，从事一份容易被替代的工作。

一旦还要照管两三个孩子，基本上就不太可能有发展机会的稳定全职工作了。背后还有一堆问题，比如现在说的生育保障机制，这群妇女都享受不了。

另外，家庭收入本来就不高，她们不得不被动成为家庭主妇。她们成为家庭主妇的原因，不是丈夫有钱可以养活一大家子，或者可以很好地养活一大家子。如果离婚的话，一般普通人的家庭也没有太多可分配的财产，补偿她们为家务付出的劳动。

这个代表提出来的建议很好，但要执行是非常难的。

在当今社会，专职从事家务劳动，意味着放弃发展自己职业的机会，这个机会成本非常大。通常，这种考量是建立在情感基础上，而绝大多数家庭没有多少资本可以补偿。

其次，全职一方付出的，不是靠钱可以补偿得了的。比如家庭主妇可以购买城镇居民的保险，但与正常职业的保险仍是不一样的。当一个人放弃在外工作的机会，她的社会保险就脆弱很多。

所以，家庭主妇职业化，不是一个家庭内部分配的问题，而是社会、国家如何认定这个职业的问题。

首先，全职在家照顾老人或者孩子的一方，如果在家一辈子，他们的社保能不能跟在外工作的职业社保一样？很多国家针对全职在家的人员都有长期照顾的津贴，比如说家里有需要照顾的老人或者病人、残疾人，政府都会向其工资账户发放津贴。

所以，要把家庭主妇当成一个被尊重的职业，不是一个家庭内部的问题，而是整个的社会保障体系，或者国家如何调拨资源来做这件事的问题。

潇湘晨报记者 陈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