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嘉靖皇帝，在历史上的名声并不好，其实，他是明朝少有的有为之君之一。如果没有他推行的改革，明朝可能早就灭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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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明史这几年成为热点，但一般人心目中对明史的印象，恐怕还是以两头为主，开国的朱元璋、朱棣“二祖”和最后的亡国之君崇祯知名度最高，万历因为《万历十五年》，也算出了名。其他那些明朝皇帝，形象就不是那么清晰了。

这样一来，有一个有为之君——明世宗嘉靖皇帝就被埋没了，或者说被误会了。误会的主要原因就是“大礼议”。

“大礼议”差不多是嘉靖刚当上皇帝头几年中朝廷的头等大事。这事是这样的：明武宗，也就是那个精力充沛、自封大将军并要带兵去打仗的正德皇帝，既没有子嗣，也没有亲生兄弟，同父异母的兄弟也没有，也没留下话说皇位传给谁，突然患病，很快死了。

大臣们只好在宗室里找皇位继承人。找来找去，按照兄终弟及的原则，选中了正德皇帝一个叔叔的儿子，也就是堂弟朱厚熜继位。正德皇帝名叫朱厚照，二人都是厚字辈的。

被选为皇位继承人，朱厚熜就来到京城准备继位。没想到大臣们提出一个条件，他们要求朱厚熜给自己办个过继手续，把自己过继给正德皇帝的父亲（明孝宗）当儿子，不再认自己的亲生父母（当时朱厚熜的父亲已经去世，母亲还在），这样就理顺了继承关系。

对此他，朱厚熜严词拒绝。他不但坚决不改换父母，还要追认自己的亲生父亲为“皇帝”。于是，就围绕着朱厚熜到底应该算是谁的儿子这个“大礼”，朝廷百官分成两派，激烈争论了很长时间。这就是所谓“大礼议”。

一般的历史书往往把朱厚熜坚持较这个劲，贬低为无谓的好面子或者虚荣心，进而认为朝廷上下为这种虚名之事争论了几乎二十年，分裂为两派大打出手，是明朝政治荒唐的表现。看，从皇帝到大臣，不干正事，沉迷于这种无聊的名分之争。这不是一帮“无事忙”么。

再加上嘉靖皇帝后来有几件丑闻，包括差点儿被宫女们勒死，重用大反派严嵩，晚年沉迷道教不理朝政等等，于是，嘉靖皇帝基本上被归入“明朝那些没志气的懒皇帝”之列，历史形象的档次，实在不高。

其实，嘉靖皇帝是明朝少数有为之君之一。后来的张居正就把嘉靖皇帝和太祖成祖“二祖”并列，实际上，张居正那著名的“一条鞭法”改革，是嘉靖皇帝时期提出来并开始改革的。张居正并非改革的开创者，而是继承和发扬光大者，并且，在改革的某些方面，张居正做得还不如嘉靖皇帝好。

那么，一个有为之君为什么要执着于“大礼议”这种虚名之事很多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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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的回答就是，“大礼议”可不是什么虚名之事，而是严肃的、重要的、关键的政治斗争。正是因为嘉靖取得了这场关键的政治斗争的胜利，才有条件推行重要的改革，兴利除弊，成为一代有为之君。

“大礼议”之争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抢到了“大旗”

正德皇帝的父亲，也就是大臣们要求嘉靖认的爹，是孝宗，孝宗之前是宪宗，再往前是代宗英宗宣宗等等。这些皇帝一般人都不熟悉，甚至完全没听说过。这也不奇怪。这几位王朝中期的皇帝，确实做事不多，说是混日子也差不多。

经过这几位王朝中期的皇帝，太祖成祖“二祖”励精图治、开疆拓土、建功立业的创业精神已经所剩不多。朝政各方面都渐渐紊乱，国家显露出衰落之相。到了自封大将军的正德皇帝，可以说明朝已经有了败亡之相。幸好那时候满洲还没兴起。如果那时候就有努尔哈赤式的人物带兵就打过来，明朝应该早就灭亡了。

大臣们之所以坚持让嘉靖认孝宗为父，是为了用“大宗”压住“小宗”，也就是把嘉靖这个外藩“小宗”纳入孝宗-武宗这一系当中去。这可不仅仅是为了“礼”，更重要的为了保持政策的延续性，也就是让嘉靖把前面几位中期皇帝的守成原则继承下去。

嘉靖拒绝认孝宗为父亲，也就等于拒绝了来自“大宗”的吸纳之意，而要确立自己独立的政治路线。这个路线，当然也不是凭空而来，而是追溯到太祖成祖的“二祖”时期。这就是嘉靖通过“大礼议”抢到的“大旗”

对政治操作来说，抢占道义制高点非常重要，否则就是名不正言不顺，继而就是事不成。对改革者来说，“抢大旗”尤为重要。没有大旗，改革的困难就会多很多，甚至完全办不成。有趣的是，古今中外，改革者抢占的大旗，往往来自更古老、更起源的某个时期。崇古而抑今，是很多改革者惯用的手法。

欧洲文艺复兴是这方面典型的例子。其实，文艺复兴的内容是全新的，和古代没多少共同点，欧洲新兴的资产阶级之所以强调“复兴”，就是为了援引古希腊古罗马为自己的“大旗”，以摆脱宗教势力强大的中世纪的桎梏。

当代的美国保守主义者也经常大声疾呼“回到国父”，也就是回到美国国家的立宪时期，追寻立宪者——美国国父们的本意。其实，现在的美国，和建国之初的美国差别很大。当代美国社会的问题，美国国父们当初根本就想不到，更不可能预先在宪法中就给出解决方案。所谓“回到国父”无非是为了抢大旗，抢到大旗以后就可以“旧瓶装新酒”，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了。

对嘉靖皇帝来说，“二祖”就是他推行改革的道义来源。把自己的改革解释为“回到二祖”，在明朝社会，就有了最高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所以，他绝不能认孝宗为父。这不仅是孝义伦理问题，更是政治路线的选择问题。只有在“大礼议”中获胜，嘉靖皇帝才能有改革的空间。

二、大改革必须先要大换血

在“大礼议”中，朝廷官员分为两派，一派是以原大学士杨廷和为首，要求嘉靖改换门庭认新爹。杨廷和历任宪宗、孝宗、武宗、世宗四朝，不仅态度上倾向继续守成，而且，由于官场千丝万缕的关系，即使他想改革，也顾忌很多。

比如明朝的内阁，到杨廷和为大学士时，已经形成传统，内阁成员只从翰林院选拔。“二祖”时期并无此规定。这个传统是后来渐渐形成的。有了这个传统，内阁就成了一个“近亲繁殖”的小圈子，彼此都是翰林院中的师生师兄弟，外部的新鲜血液无法进入。这是明朝中期政治渐渐消沉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一派则站在嘉靖皇帝这一边，支持他坚持认亲生父母。这一派官员中的很多都是从地方新到中央不久，和杨廷和等老臣还不熟悉，没进入他们那个小圈子，属于新兴势力。

这两派官员长期互相争论，势不两立。结果就是，当嘉靖最终取得了“大礼议”的胜利以后，杨廷和这一派，从人事上也就基本被清除了。杨廷和被削职为民，不久死去。而对立的另一派占了上风，纷纷入阁拜相，担任各种重要官职。

看起来，这似乎之事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再演，其实，有更深的作用。

如果没有“大礼议”，杨廷和多半会继续当他的大学士。嘉靖这个“外藩小宗”，在这个四朝老臣面前，权威性和能动性都严重不足。再加上围绕杨廷和的一帮大臣和他同声同气，大的改革举措就很难推出，比如打破内阁成员只能来自翰林院这种传统，恐怕就很难做到。

因为“大礼议”，这批官员和嘉靖算是彻底闹翻，很难合作，只能一拍两散了。这样一来，客观上就把朝廷中不支持嘉靖帝，以及和现有政治格局利益密切的官员都清除了。换上了一批新人，不但换了新人，这批新人还是坚决支持嘉靖，和嘉靖共同奋斗过、有战斗的友谊。这就让君臣之间的互信水平很高。换句话说，嘉靖不但取得了“大礼议”的胜利，还就此拥有了自己的班底。

还有一点，新换的这批人，很多的都是来自地方来自基层。他们对明朝政治各方面的弊端和缺陷的了解，比那批一直在京城、远离基层的老人要多得多。加之这批新人不受既有政治结构利益关系的羁绊，明朝政治，就此注入了宝贵的新鲜血液。这些人事变化，显然很有利于推行深入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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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当代政治术语表达就是，“大礼议”让嘉靖皇帝在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两方面都为改革做好了准备。接下来的改革，就水到渠成了。

果然，在嘉靖执政前半段，他在吏治、科举、土地制度、税收制度、节制宗室、控制内廷宦官等多方面都做出了深入改革。遗憾的是，在嘉靖执政后半段，改革渐渐废弛，没能坚持到底。

虽然如此，仍然可以说嘉靖“挽救了”大明朝。那些丑化嘉靖的观点忽略了基本的事实。嘉靖执政时间很长，长达45年，仅次于后来万历的48年。如果嘉靖没能推行深入的改革，以正德皇帝留下的那个烂摊子，明朝绝无可能再坚持一百多年。明朝又延续了一百多年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嘉靖改革成功和成效的最大证据。

此外，嘉靖长达45年的执政，朝中却无刘瑾、魏忠贤那样的“大铛”，还启动了重要的“一条鞭法”改革，也是改革成功的重要证据。

当然，本文的重点不是为嘉靖“翻案”。本文的重点在于通过对嘉靖一朝改革和“大礼议”的关系，分析成功改革的一些重要规律。而这些规律，并不仅仅适用于古代或者政治，而适用于任何人类社会的重要变革。

不过，嘉靖改革对明朝的作用和意义，还另有一层含义在其中，值得继续分析，这个，下篇文章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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